制度变迁涉及行为者及其角色、相互作用和行为的变化，开始于人们的心理图式和描述的变化（意识）（Hargadon，Douglas，2001），可以说破坏性创新扩散的目标是以“合法化”手段来达到的。戴维斯和诺斯（2004）认为“外在性变化同样影响着制度环境，也改变着来自制度创新的利润……正式组织和法律权力不是为行为规范和社会的价值标准所支援和支持，就是为它们所困”。空间面向的研究者都关注创新来源的空间分布和采用创新的结果，许多研究证实存在地理溢出效应，但实际机制仍不清楚。正如Bergman（2009）指出的，可找到更好的理由采取网络导向的研究，并丰富空间导向的研究，如补充空间集聚或规模收益递增概念与网络“马太效应”。随着两股研究合流，网络分析在模型中逐渐增加空间特征，网络逻辑与创新邻近研究开始相结合，但交互网络和空间行为的长期累积影响还有待探索。博加特（Bogart，2005）曾提出“近邻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空间可能有相同的行为，即使条件不是很相似。近邻效应为诺斯（1990）发现的更高效制度的缓慢产生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近邻效应”如何影响制度变迁。因为没有足够多采纳收费公路信托基金制度的邻居，结果就没有在相邻几个城市同时采用。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纳该制度，在很短时间内大部分公路都采用了该制度。如果认为别人都不改变现有制度，结果是维持现状，提高效率的相关新制度被遗弃。费尔德曼（Feldman，1994）呼应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指出，采纳者集聚的形成与口口相传、创新扩散的模仿有关。地理邻近和口口传播的强度、速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有时称为近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空间因素强烈影响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潜在的模仿机制，空间邻近被认为是创新扩散的重大驱动力。Fariba等（2012）构建的创新扩散模型，结合空间成分与经典F.Bass模仿创新动力模型。结果表明，模仿过程明确取决于主体间的空间距离，与由此产生的非线性场动力相关。非线性集体动力学、模仿机制生成的时空模式，相当独特地描述创新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共同发展。“社会学家最擅长的是描述社会规范而不是解释它们何以成为规范。……经济学家走进了这一空挡……来探讨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亨廷顿，哈里森，2002）本书旨在将经济学的理性构建过程融入社会学的规范网络（即制度场）中分析制度变迁本身的空间“近邻效应”。吴艳玲（2010）提出类似林毅夫（1989）的论点，“制度创新的扩散对制度变迁来说更具意义。……制度变迁可能更多地以制度扩散形式实现”。她认为“采用新制度的实践受到社会系统的压力影响，并且这种压力随着较早采用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并用Bass模型证实在制度扩散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因素，模仿比创新本身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更大。(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