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在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关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思想源远流长。据考证，早自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就陆续对对外贸易问题作过一些零散和粗浅的思考和议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紧闭的国门。面对西方经济文化和坚船炮利殖民扩张的影响，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途径时纷纷对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作了反思和批评，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放，并讨论了一些途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变闭关主义为开放主义的口号，就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方式和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等作出了大大超出前人的论述。然而孙中山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没能在批判地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弊端的基础上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因此，他的开放主义不仅存在众多历史局限性，而且其中的许多良好愿望也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击得粉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主要领导人就此方面的深入思考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开放思想的杰出代表。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根本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无法开展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往来，因此思想家们论及经济开放的原则与条件等方面较多且较深刻，而对其他方面的阐述自然相当薄弱。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经济往来实践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向外国的一切长处学习的方针，并对如何发展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和资金，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作出了很多论述。但是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帝国主义封锁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难以有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开放实践，很难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来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而是主要将对外经济关系归结为一种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手段。受这些因素决定，加之受到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较大影响，中国理论界在这一时期没有独立的、地位突出的对外经济理论，更谈不上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学界也没有就这方面形成讨论热点。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被横加指责，扣上卖国主义、洋奴主义、爬行主义等帽子，中国基本处于关门搞建设的状态，有关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严重扭曲。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跨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邓小平不仅高瞻远瞩地论证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条件下中国实行开放的必要性与途径，正确说明了关门搞建设的不可行性，澄清了人们对扩大开放的担心，而且正式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概念并使之转化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1980年12月，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贯彻调整方针的讲话时，他强调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3]。在此，“对外开放”被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得到了明确。随后，在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外开放”被作为中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写入了党的重要文献。1984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外开放被确定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www.daowen.com)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特区理论，指出要划出一块地方做特区，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要成为开放的基地，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特区姓“社”不姓“资”等。在这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想指引下，我国逐步形成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内陆省区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和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已经表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丰富实践的推动下，我国理论界开创了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崭新局面^[4]。通过解放思想，正确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不断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我国的对外开放理论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在近20多年来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与突破。2003年，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1980年的第32位上升到第4位。从1993年起，我国连续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现已进入国际工程承包的世界10强行列，2003年创造了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的世界之最。事实证明，这些成就已成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巨轮。1986年8月，邓小平到天津开发区视察时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在此指导与鼓舞下，天津开发区在盐碱荒滩上崛地而起，成绩斐然，“十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发展势头强劲。这些都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科学性和贡献，同时也展示了全党、全国和天津市各级干部与群众努力践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成绩。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伟大贡献还在于提供了创新奋进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方法。如在谈到举办经济特区时，他认为这是个试验，主张“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要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在分析经济特区建设原则时，他要求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在阐述对外开放必要性时，他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6]，反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理论勇气与魄力。在说明开放内容时，他认为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要求正确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也是发展的理论。他在自己的文集出版时讲:“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7]这显示了一种胸怀、一种境界，也表示了一种实事求是，企盼发展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