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能力与生产力的差距:为什么扮演着关键性作用?

能力与生产力的差距:为什么扮演着关键性作用?

更新时间:2025-08-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长久以来,常识性的观点是,非洲大学之所以缺乏研究成果就是因为缺乏能力和资源。在投入指标上,开普敦大学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加纳大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研究生人数在总学生人数中的占比和终身学术人员的平均科研经费。上述情况的启示是,非洲的旗舰大学缺乏知识生产,并不只是缺乏能力和资源,而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出现了能力和奖励相互矛盾的复杂激励体系。

长久以来,常识性的观点是,非洲大学之所以缺乏研究成果就是因为缺乏能力和资源。然而,对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进行更仔细的审查后,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观点,我们选择了第1组的开普敦大学、第3组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第4组的加纳大学作为这些组的代表,并基于标准化评分绘制了比较图(见图2)。

数据显示,开普敦大学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SET类专业招生人数(开普敦大学为41%,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为43%)、生师比(开普敦大学为13∶1,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为14∶1)以及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开普敦大学为58%,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为50%)等投入指标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加纳大学在工作人员资格方面只与其他两个国家相似。在投入指标上,开普敦大学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加纳大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研究生人数在总学生人数中的占比(开普敦大学为19%,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为9%,加纳大学为7%)和终身学术人员的平均科研经费(开普敦大学购买力平价为47700美元,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购买力平价为6400美元,加纳大学购买力平价为3400美元)。

图2 三所入选大学的学术核心指标(标准化数据)

注:数据表给出了生师比,而生师比的倒数已被用在代表k-均值聚类结果的图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生师比值较高是不利的,所以应该反映出k-均值聚类中的低值。加纳大学的生师比值较高,但在聚类平均值图中显示为较低的值。

在产出指标方面,开普敦大学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SET类专业毕业率相似(分别为21%和19%)。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博士毕业生占终身学术人员之比(2001 年至2007 年的平均数):开普敦大学博士毕业生与终身学术人员比为15%,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加纳大学博士毕业生与终身学术人员比小于3%(见图2)。

这一数据为非洲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开普敦大学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SET 类专业(投入和产出)、生师比例以及博士学位的学术人员占比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在博士毕业生和学术文章方面是无法比拟的。与其他院校相比,开普敦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生占比、研究经费和知识产出都要高得多。

在对高级学者的访谈中,我们提出了三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研究经费问题。学者的研究经费不仅非常有限,而且烦琐的申请程序和对研究经费可用于做什么的限制让咨询经费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咨询经费直接补充了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对如何使用也有了更多的酌处权。然而,咨询经费有消极的一面,它既没有出版的压力,也没有培养研究生的期望。因此,它对知识生产的两个方面,即研究生培养和出版,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一方面,像许多国家一样,鼓励出版是一个问题。学者获得教授职位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奖励,而是获得一种威望或成为“院校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为了鼓励这一活动,非洲的大学必须开始探索激励机制。在南非,政府为每所大学提供补贴,每名博士研究生大约45000美元,每篇经认可的科研论文大约15000 美元,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终身学术人员的人均论文发表率最高的两所大学(开普敦大学和罗德斯大学)没有将这部分补贴直接转交给学术机构或部门,而是将其纳入一般业务预算,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教学。

另一方面,我们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与咨询之间的关系。Langa(2010)的博士论文研究表明,拥有强大的学术网络链接和出版物是获得咨询的途径之一。因此,这并不是说学者们会选择研究或咨询,有些人会在研究和咨询之间做出平衡,而另一些人似乎会“逐渐进入”咨询和对外援助网络。

第二个影响博士学位的产生以及相关研究培训和出版的问题是,不涉及博士学位学习的硕士课程大量增加,但这些课程并没有使这些硕士继续进行博士学习。例如,开普敦大学在2025年招收了2906名硕士生和1002名博士生。相比之下,2007 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有2165 名硕士生,只有190 名博士生入学(见表3)。这意味着,像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这样的大学存在严重的“升学(pipeline)”问题。这可能是因为硕士课程并不能激发学生足够的信心去攻读博士学位,或者是因为没有这样做的动机,或者是因为个人正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其影响是严重削减了博士毕业生数量,因此,这也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根据与受访者的讨论,将学术从知识生产中剥离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是辅助教学。一方面,提高第三方收入的新方法,即公立和私立学生在同一院校内学习,院校给予对私立学生进行教学的老师额外的教学报酬的创新做法,导致在大学内部,学者们更多的是以此教学补充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激增(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在公立机构的运营范畴内)意味着大量的高级学者在从事“校外教学(triple teaching)”。

在完全没有全职学习经费,也没有外部(只有内在)机构奖励的“校外教学”情况下,博士生导师变成了可怜的竞争者。这同样适用于国际同行评议论文所需的严谨研究:将教学和咨询工作加在一起,要简单得多,回报也高得多。(https://www.daowen.com)

上述情况的启示是,非洲的旗舰大学缺乏知识生产,并不只是缺乏能力和资源,而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出现了能力和奖励相互矛盾的复杂激励体系。这导致这些大学根本上缺乏以产出为导向的强大科研文化。

研究发现

◎除了开普敦大学之外,本研究中,其他大学的学术核心知识生产产出不够强大,不足以使大学为发展做出可持续的贡献。

◎在样本中,没有一所大学从传统的本科教学角色转变为生产强大的学术核心角色,从而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和发展。

◎各大学在投入指标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最薄弱的投入指标是研究生招生比例和终身学术人员获得的科研资金;最有力的投入指标是生师比和拥有合格的工作人员。

◎在产出指标上,SET 类专业的毕业率表现可喜,但都表现为低知识产出的趋同点,特别是在博士生毕业率和ISI引用的科研论文方面。

◎加强学术核心最严峻的挑战似乎是缺乏研究资金和低知识产出(博士毕业生和同行评议论文)。

◎知识产出低不能仅仅归咎于能力有限和资源匮乏;这些大学的激励结构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有必要改进和强化关键学术指标的定义,以便系统、全方位地收集和处理(制度化)关键学术指标数据。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与学术核心实力有关的问题。我们将对与发展有关的项目及其与八所大学的学术核心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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