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关的一般定义来看，海关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恰恰在关于古代中国是否是“国家”这一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争论，研究者往往从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角度出发，否定古代中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尤其是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一个浩瀚无边的‘帝国’，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葛兆光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他在详细分析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后，认为“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即有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葛先生还认为：“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国家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

从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出发否定古代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观点，在海关史研究中也有着较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认为既然古代中国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那么，何谈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国家行政单位的海关的存在？对此，我们认为，葛兆光先生关于古代中国作为国家存在的分析是合理的。当然，葛先生只是认为“至少从宋代起”，中国“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海关史，至多也只能从宋代开始？而且葛先生也指出：“我对于‘民族国家’的认识，其实和通行的，包括我所引用的日本学者西川长夫的观点不同，通行的包括西川心目中的‘民族国家’，看重的是和欧洲近代一样的因素，即‘主权’和‘国民’，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是侧重政治含义的，而我的论述中‘侧重的是（民族国家）其中的文化共同体含义’。”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宋代已经开始，但这个“民族国家”也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样，如果完全坚持现代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含义，而且把海关与这样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那么，把中国海关史的起源年代上溯到宋代也是缺乏必要的根据的。

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所揭示的是海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设置海关是否只是“民族国家”的国家权力？“民族国家”与“国家”是否是同一概念？突显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主题的局限，我们不可能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深入讨论古代中国作为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存在的形成年代（在我们看来，西方所出现的把历史的中国作为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政府、边界清晰，以及历史一贯性的国家的研究倾向，其背后多少有些试图化解当代中国的统一民族国家认同感的意识形态企图），然后再讨论海关的起源及其历史，而是仅仅只是想从探讨海关本质的角度出发提出几个我们所主张的观点，希望以此引起研究者更深入的思考。

1.海关如果说是作为国家的职能，体现国家的权利，那么，这里的国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现代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绝不能用现代的国家观念来否定古代的国家形态，认为现代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而现代国家的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由此认为这些权力和利益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同样，海关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国家权力，本身也必然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也绝不能用现代海关观念来否定古代国家存在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海关，由此认为海关在古代是不存在的。正如现代民族国家是国家的一种时代化的形态，现代海关也应该是海关的一时代化的形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认为，只要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相应的地方政权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古典政治观念），都可以是国家（当然，关于国家的理论本身就十分复杂）。这个国家，有一定的清晰的边界，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利益内涵和取向。因而，这样的国家（为了叙述的方便，下文将把这样的政治共同体都称为国家）是否存在海关职能和行为，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族国家，而在于它是否有类似现代民族国家所存在的海关职能及行为。(www.daowen.com)

2.如果我们认同古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从宋代逐渐形成的，但是宋代以前在现代中国所涉及的版图范围内，或者说在汉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内，依然经常存在彼此独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相应的地方政权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而且也经常有比较明晰的边界范围。这样的政治共同体比如藩属国、诸侯国、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彼此对立的政治团体等等相互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相互之间是否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存在哪些内涵和怎样形态的往来？我们认为，实际上，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所有这些藩属国、诸侯国、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彼此对立的政治团体，它们相互之间应该构成当时的国际关系，各自存在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因而也具有建立在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如果这些国家存在类似现代国家海关的职能和行为，都应当纳入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范围。因此，中国海关史应当具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

那么，古代中国是否真的存在与现代国家海关相类似或一致的职能和行为呢？如何比较现代国家海关与古代中国的“海关”，从而发现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类似或一致性？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现代海关与古代中国“海关”应该看什么，也就是说，海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