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人口规模减小的趋势与聚落尺度中的人口集聚

人口规模减小的趋势与聚落尺度中的人口集聚

时间:2023-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灾荒、瘟疫等,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而同时期,聚落减少的比例则有7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人口损失比。聚落的减少比例远高于人口减少的比例,可以看作,人口减少的同时,在空间上有逐渐集聚的趋势。同治西北战争期间,人口数量减少进程中的人口空间集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可以参阅本书第五章和第七章相关章节,在此不多赘述。

人口规模减小的趋势与聚落尺度中的人口集聚

同治光绪初年的西北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余年。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灾荒、瘟疫等,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现有研究表明,短短十余年间,整个西北地区,人口损失以千万计,约占全区域人口总数的60%[1]。很多战前人口稠密、经济繁盛的沃野之区,如关中、平庆、宁夏、河西走廊以及天山北麓等,受害尤重,人口损失最多。战争期间,在人口绝对数量急骤减少的同时,区域内部人口大量迁往那些散布乡村、可达性较好,并且修有围墙、防守相对较严密的堡寨,以及安全性更高的治所城市。战争期间,区域内部,这样一个人口迁徙的过程是相当清晰的,笔者在县域空间尺度下人口迁移一节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在此不多赘述。

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人口迁徙现象,可以推测,整个战争期间,区域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乡村聚落的数量也必然在减少。而大量小民因避难求生从普通乡村聚落向堡寨治城等核心聚落迁徙的行为,客观上又加剧了乡村聚落减少的速度和广度。反过来,从这些作为人口迁入地的核心聚落视角来看。整个战争期间,区域人口数量在大量减少的同时,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反而由原来相对均衡的离散状态,逐渐向趋于聚集的不均衡状态过渡。

光绪《富平县志稿》中有该县战争前后的人口聚落记载,虽然行文简略概要,但能够看出前后的变化,很值得推敲。如聚落部分该书就称,“吴志载邑共九十九联共一千一百三十八村堡,近又加一百余联村堡废毁,其有基址尚存仅三百一十余堡”[2]户口部分内容,记载稍详,具体为“咸丰五年编查阖县户口共46597户,男丁129537名,妇女124720口,商民779名。光绪二年查办保甲,土著并寄籍28543户,共男女大小120302口,商民2354名。光绪十二年经荒旱后,仅存土著烟户18845户,男女大小89969名,商民2105名。招垦客民1298户,男女大小5799口。统计土客男女弱小较昔短少岂仅倍蓰哉”[3]

根据上述记载进行汇总,咸丰五年富平男女性别比为103.8,这一数值非常接近105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二级性别比。即使考虑到溺婴、难产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对性别比的影响,咸丰五年富平的人口统计数据也是相当可靠的。光绪二年与光绪十二年两个年份上,虽然没有男女人口统计,但从户均人口来看,两个年份分别为4.1与4.8,与咸丰五年的户均人口5.5相比,亦差别不大。考虑到战争以及光绪初年的大旱灾影响,户均人口减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推测,光绪二年及十二年的户口数据,也是相当可靠的。以咸丰五年和光绪十二年户口数计算,战乱期间,富平人口损失比例超过60%。而同时期,聚落减少的比例则有7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人口损失比。聚落的减少比例远高于人口减少的比例,可以看作,人口减少的同时,在空间上有逐渐集聚的趋势。(www.daowen.com)

战争期间人口减少的同时,区域人口在空间分布的集中度开始上升,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很多地方战火焚掠、人烟断绝、日趋荒芜的大背景下,部分地方反而因为战争的原因出现了人口、商业聚集的状态,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显得比战前繁盛了。三原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治以后,三原县城内的商业发展,与泾阳、高陵二城在战时被破有很大关系。根据马长寿当年的调查,同治以前,“三原县的商业并不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城里头的。在县城以外,许多乡镇都是商业中心。例如县东的林堡,县西的秦堡,县南的张村,县北的线马堡,商业都很繁华。此外由北门到泾阳县的鲁桥一带,沿途各村市场亦相当发达。但经回变以后,各个村落都变成一片瓦砾了。县城以外的商业不能发展,所以三原城就成为西安以北商业中心”[4]

清代西安城完全超越泾阳与三原两处,最终成为西北商业中心,也与这场战争有莫大关系。自明朝以来,三原与泾阳均为西北商贸重心,其商业地位与繁华程度远超西安城。其中三原县因为承担西北各镇的物资供应,尤其是每年数十万匹的东南大布中转,显名于天下,“天下商旅所集,凡四方及诸边服用,率取给于此”[5]。入清以后,又有较大发展,不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内部市场结构也日趋完善。因为商贸发达,其南北二城,周围达十五里,在全陕县城之中,其规模无出其右者。街市之上,“集四方商贾重赀,昏晓贸易”[6],清人称其为三秦大都会。而泾阳县作为西北皮毛、茶叶加工、运输及转销中心,其繁华程度不亚于三原。与之相对,入清以后,西安城的商贸职能虽然也在不断发展,西北商业格局也逐渐从三原、泾阳两强称霸,过渡到三足鼎立。张萍教授对明清时期西北商业格局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从制度与空间的视角,对这种变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释[7]。但是,毫无疑问,直到同治以后,西安商业地位才真正取代三原、泾阳两处,成为西北商贸霸主,整个西北商业格局也由三足鼎立一变而成一强独霸。其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同治西北战争。战争期间,泾阳县城被围一年数月之久,最后惨被攻破,全城焚掠一空。三原城虽勉强得以保全,但守城期间,同德局劝捐数十万两,商民资本及实业亦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治城以外,两县有更多商贸实业散布的乡间,战争期间均被劫掠一空,元气大伤,自此再也无力恢复。

同治西北战争期间,人口数量减少进程中的人口空间集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可以参阅本书第五章和第七章相关章节,在此不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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