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反映但无论如何都不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社会越好，法律越少。在天堂里，将不会有法律，雄狮将与羔羊同卧……社会越糟，法律越多。在地狱里，将只有法律，而且正当程序会小心翼翼地被遵循。

——格兰特·吉尔莫：“时代的焦虑”，《耶鲁法律杂志》，1975年^[1]

法律实施的法理，以这样的思想为预设前提：如果没有以强制为后盾的规则，社会将变得混乱无序。然而，这一理论面临的问题是：规则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规则创造是一种社会过程。人们创造规则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道德和其他社会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在社会之前并不存在。法律和社会是共存的，并且是相互交织的。

这一理论难题，在社会对规则或法律目的认识不一时，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彰显出来。在关于法律的问题上产生社会分歧的时候，法律实施显然大受质疑。比如，如果法律规则服务于或者看上去服务于部分人的利益，并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或者如果规则被认为过时或者有压迫性，或者如果牵涉了相互冲突的道德观点，那么，就会出现与法律实施的紧张与对峙。

涉及法律实施的规则是多种多样的，从地方政府制定的交通法规，到宪法阐明的民权。这种规则的多样性带来了法律实施中的另一种难题：规则本身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一旦法律规则相互不合——矛盾、分歧、重叠，等等，运用强制去维持它们，就是颇受质疑的。

本章中的阅读材料探讨了法律实施中的难题，其中有关于法律规则社会目的的冲突，也有关于什么是社会“公理”的冲突。对于民权的关注，提出了作为高级规则的宪法与作为普通规则的刑法、财产法之间冲突的特殊难题。(www.daowen.com)

彼得·德恩里科（Peter d’Errico）检视了“法律文本主义”（legalism）哲学，并且提问法律实施是否总与社会步调不一，因为社会变革总比任何法律规则体系迅速而灵活。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离开了基本人权，法律还能是正确的吗？他主张，对抗法律实施，可能是实施一个更高级的法所必须的。

温迪·麦克埃若（Wendy McElroy）研究了妇女权利与反色情法之间的关系，主张女权主义与色情是法律实施体系中的“同路人”，这种法律实施的目的就是在人群中依照性别区别对待。他的论点展示了妇女权利和法律实施中的矛盾，以及各种妇女权利观点之间的冲突，让我们能够多层面地思考法律实施中社会冲突的复杂性。

本章中的阅读材料为有关法律如何实施的讨论提供了门路。法律实施就是运用强制，迫使人们服从规则。法律实施还陷入了从政治、社会、学术、道德和经济等方面对规则本身的形态和内容进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