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纳河边散步，沿岸小小的绿箱子，都像桥上的爱情一样上了锁。黄昏时分，箱子打开，谜底揭晓：传说中的左岸二手书市。

让左岸出名的，除了咖啡馆，还有与新浪潮共存的“左岸派”。由阿伦·雷乃执导、杜拉斯编剧的《广岛之恋》（1959），开篇便拉开了现代电影的大幕——在原子弹的灰烬下，渐渐露出两个肉体的摩挲……德国一位心理学家说：障碍是欲望的线索。杜拉斯的性感从来不在裸露，而在“障碍”——她的爱情永远生于绝望和禁忌。法国女演员来到广岛拍电影，邂逅了日本工程师，但是无尽缠绵也无法拯救她的痛苦——二战时，她与德国军官相爱，并目睹他被毙街头。

巴黎女人的时尚不是LV，是做自己。她们用自身劫持了男人，而非道德或义务。前第一夫人卡拉·布吕尼，穿着詹尼·范思哲的蓬蓬裙登上T台，弹着吉他将鲍勃·迪伦给《天生杀人狂》的You Belong to Me唱得低沉性感，白衬衫牛仔裤的几分钟露面为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平添法兰西风情。

《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0）将知名地标悉数奉上：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蓬皮杜、卢浮宫、黄昏、雨中……伍迪的巴黎很美，而我的第一眼巴黎很旧。它的美，需要付之时间。

在左岸，萨特御用的花神咖啡馆坐满了慕名而来的世界客。若要追溯，最早的思想集市诞生于维也纳的咖啡馆。1863年人们在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后遗弃的兵营中发现了大量咖啡豆，一个维也纳商人用这些咖啡豆开了欧洲最早的咖啡馆，维也纳咖啡馆的大理石桌子铸造了20世纪开端的西欧精神世界。后来，这一咖啡馆风华重现于巴黎，以至有法国作家不无戏谑地说——这个广场的呼吸、心跳和睡眠，全赖花神与双叟了。

《广岛之恋》，惊骇开篇

花神咖啡馆

二战后巴黎的声名，拜咖啡馆里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所赐。他们住在肮脏拥挤、没有暖气的旅馆里，于是咖啡馆成了吃喝、工作、社交、取暖的天堂。萨特与波伏娃在花神用完早餐，上楼写作3小时，午餐后再上楼写作3小时。20岁出头的两个人，为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做准备。波伏娃想与知己分享一切，萨特却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爱情契约——允许偶然爱情，彼此相互坦承……

巴黎输出浪漫，也输出智性；盛产自由、果敢的女子，也盛产卓越的知识分子。如同众多街道以哲学家和作家的名字命名，“知识分子”一词就来自法语intellectual。我的第一本萨特读物，不是《存在与虚无》，是《词语》。它成为我人生感受力的分水岭：小萨特建了一座词语城堡，在里面刀光剑影、呼风唤雨，这分明也是我……他如是看待“幼年丧父”——二战时父辈战死沙场，这是坏事还是好事他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超我，他自由了。我也没有了超我。这是巴黎带给我的另一次自由。

二战结束，迎来法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也几乎成就了一个萨特时代。《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讲了萨特与阿隆的故事：他们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左一右；一个是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耀眼的大明星；二战时萨特被捕，阿隆参战；五月风暴时萨特带领学生造反，阿隆是反对造反的领袖。世界曾流行一句话——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尽管今天我们钟情冷峻的“局外人”加缪，但是从“贵族化生存”到“战士化生存”，法国知识分子一路调适着自己的历史观：不是分析的历史，而是行动的历史。

“萨特-波伏娃”街道(www.daowen.com)

夕阳美景

埃里克·侯麦、罗伯特·布列松，都近似知识分子导演。侯麦的电影没有故事，他关心的不是人们在做什么，而是脑子里在想什么：《女收藏家》La collectionneuse（1967）——“收藏男人的女人”，这个概念多性感，恐怕只有法国男人敢于提出；而一个男人被情欲诱惑又被自己的英雄主义阻挠，几乎是侯麦全部叙事的源泉。《克莱尔的膝》Le genou de Claire（1970）——这个意象同样暧昧，一位外交家结束单身生活前来到乡村庄园度假，结识了美丽的少女克莱尔，摸一摸她的膝，成为他的欲念。

如果侯麦是巴黎的、布尔乔亚的，那么布列松是外省的、反布尔乔亚的。塔可夫斯基称之为“电影世界唯一的绝对朴素的人”，苏珊·桑塔格为他命名了一种“冷”艺术：有些艺术唤起情感，有些艺术通过理智的途径诉诸情感，布列松属于反幻觉主义的反思艺术，他的演员是模特，取消了情绪与表情。概因“冷”，使得戈达尔眼中这位之于法国电影的地位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的布列松，被大众忽略了。布列松的主人公也是那些被忽略的——《巴尔塔扎尔的遭遇》Au hasard Balthazar（1966），破天荒，有人为一头驴子作传：它不断地被人转手、遭人虐待，最后被巡逻队击中。杜拉斯看罢，要把电影史分为布列松前和布列松后……而我，由是看遍布列松。他为普通的乡村牧师立传，也为没人在意的乡下少女正身：她有个酒鬼父亲和重病母亲，在家被殴打，在学校被欺侮，唯一可以示好的林中偷猎者强暴了她。她倔强、尊严地滚下草地，滚进湖里——我们也在《穆谢特》Mouchette（1967）的最后一幕中溺水。

“穆谢特”的遭遇

如今，这份严肃的冷艺术渐行渐远。时代变了。人们说：福柯死后，巴黎再也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因为市中心的房子太贵了，无法像花神咖啡馆当年那样招待年轻的波西米亚……

而巴黎正在吞下“双城记”的果：二环以内叫巴黎，二环以外就不叫巴黎了。郊区火车上上下下的多是黑人，我见过非常体面的一家：西装革履的爸爸，丝袜高跟鞋的妈妈，还有穿着花裙子、头上绑着七彩珠串的小姑娘，依然在郊区下车。我尊重你，但我与你不相往来——曾经时髦的文化相对主义，沦为2005年的郊区大骚乱与2015年的《查理周刊》大屠杀。

据说一战时，法国人第一次见到美国黑人士兵。美国黑人士兵中流传着“法国人是色盲”的说法——他们眼中没有“黑与白”。二战前，法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国家；二战后，非洲移民增多，主要是北非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黑非洲人。穆斯林移民也不断上升，居欧盟各国穆斯林人口之最。

在难得一见的法国黑帮片《预言者》Un prophète（2009）中，一个年轻人于狱中成长为黑帮老大——可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阿拉伯裔黑帮boss？人们唏嘘它的唯美的《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La vie d'Adèle（2013）——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白人—阿拉伯人”同性爱？身为法籍突尼斯人的导演阿布戴·柯西胥，早在《谷子和鲻鱼》La graine et le mulet（2007）就已触及法国社会的阿拉伯移民问题。因此，与其说这是个同性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个移民爱情故事：阿黛尔来自阿拉伯移民家庭，艾玛来自巴黎上流社会；阿黛尔不敢将恋情告知父母，艾玛的父母则在饭桌上公开谈论，还邀请阿黛尔来家中做客。

“预言者”的预言

诸多流亡大师都在法国拍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布努埃尔的《白昼美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而今，法兰西的“蓝色”如同另一种隐喻，艾玛最终厌弃了阿黛尔。它预言了巴黎的焦虑还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