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笔者的观点，不同于追诉机关展示案卷信息被排除在证据协商外的情况，与之相互“对称”的被追诉人供述行为却是证据协商的模式之一——供述型协商，因此，实有必要针对该行为“入围”证据协商的理由再次进行专门论述。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1款中依然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以下简称“如实回答”）的规定，这与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增补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形成直接冲突，学界通说认为这种冲突并不影响“如实供述”义务的顽固存在，[18]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如实回答规定是本次修法的最大漏洞。[19]笔者同意以上观点，但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追诉人来说，如实回答真的是一项义务吗？实际上，如实回答作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中的一项普通条款，似乎只是追诉机关为获取供述而经常使用的“合法威吓”手段，仍有相当比例的被追诉人没有依照法律规定那样如实回答，而是选择隐瞒、捏造事实等，并且立法机关也正在通过不断完善自首从宽、坦白从宽、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鼓励被追诉人如实回答，这样看来，对被追诉人来说，单纯的应当如实回答似乎并不具有强烈的义务性。并且，也可以从对“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解读中得到一致结论：“抗拒从严”并不是指不供述就要从严、从重甚至加重处理，[20]而是需要结合“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对此作出互通性认识——“抗拒”的结果只是“不从宽”，也就是相对的“从严”，[21]不具备表面上的处罚效果。当然，并不是说如实回答义务就完全不具有强制性，其实“对配合者给予优惠也属于间接强制的范围”[22]，只是相对比其他违反法定义务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取保候审阶段违反规定可能会导致逮捕，这种相对的“从严”不免显得有些单薄，强制性也要弱得多。(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在侦查理念、方法、技术急需更新的今天，[23]被追诉人口供的作用愈发显著，“零口供定案”的难度很大，如果缺乏相应的口供，被追诉人很有可能会被作罪名降格处理甚至无罪释放，而与之相比，对如实回答给予从宽处理的吸引力便会陡然下降。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了被追诉人的行为意识，急剧提高了被追诉人策略选择的自由度，并最终导致被追诉人的供述行为“升格”为一种证据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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