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对新井白石没有什么研究，因为研究江户时代日本琉球外交关系，才开始接触白石的部分著作，也只限于一般书店都有出售的选本普及版。白石是属于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一生读写不辍，著述甚丰，新井太吉编撰出版的《新井白石全集》有砖头厚的六大卷，内容涉及儒学、历史、宗教、地理、语言、兵学、伦理学、文学等领域，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学科。而且在很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上，不但处于时代最前沿，有些甚至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如在语言学上，编撰《东雅》二十卷，是日本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历史学方面著有《古史通》《古史通或问》《读史余论》《藩翰谱》；在人文地理方面，著有《西洋纪闻》《采览异言》等，是日本传播洋学的先驱著作。此外还著有介绍北海道、琉球地理及历史、民俗和社会状况的《虾夷志》《南岛志》；包括对历史上争论不休的有关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来龙去脉都有独到的研究；文学方面，以《白石诗草》为代表；具有自传性质的《折薪记》、日记《新井白石日记》及其书简集等，是研究其一生学术思想的珍贵资料。

江户幕府近300年是一个各种学术文化百花盛开的繁荣时代，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像新井白石这样学识广博、渊深的集大成者并非个例，以同样背景出身即在幕府担任过高参顾问的学者来说，前有幕府林罗山、贝原益轩等人，同时代人中有荻生徂徕，后进中有同出木下顺庵门下的雨森芳洲之流。与他们相比，新井白石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治学还是处理国家事务都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国际视野，这个特质，如果放在江户幕府闭关锁国背景下的东西方交流视域中来看，显得尤其可贵。这或许是白石学问在后世不断焕发生命力的一大原因。

大航海时代，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海洋势力不断闯入东亚海域。16世纪中期起，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海洋国家的船只源源而来。这些国家都取道东亚海域南面的印度洋、南洋，纷纷前来中国、日本从事贸易活动，日本人按照儒家华夷天下观，将之归入“南蛮人”一流。伴随着商业贸易而来的还有西欧天主教徒狂热的传教活动。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乱世后期，九州、畿内等地的大名为了迅速壮大自己在征伐中获得的优势，以开展南蛮贸易为条件允许天主教在自己领地传教甚至许多日本人入教受洗。传教士利用大名的权威一举将领地内的民众收为信徒。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境内的信徒急剧增加，到江户时代初期，已经达到75万之巨。

西方传教势力的迅速膨胀引起幕府的警觉和不安，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意识，上帝是绝对存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与幕府赖以维持统治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格格不入；第二，基督教关于上帝是宇宙唯一绝对存在的观念，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对刚刚确立的以幕府将军为顶点的幕藩体制国家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第三，基督教四海皆兄弟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股势力一旦被别有用心者掌握，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幕府统治者已经察觉到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背后的夺国图谋。以上种种，使幕府统治者将基督教视为威胁幕府统治的邪教，多次明令禁教，对传教士和日本信众实施迫害、酷刑甚至无情杀戮，终于酿成1637年由大量传教士和信众参加的岛原之乱，平乱后第三代幕府将军于1639年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严厉禁止西方传教士入内。

岛原之乱后，不仅西方传教士在日本销声匿迹，而且在幕府大张旗鼓的宣传下，有关西方的思想学术文化也几乎与邪教画等号，严禁接触传播。

西多迪密航事件发生时，日本锁国已过一甲子。据史料记载，西多迪被押送到江户时正值德川家宣掌权，是江户时代为数不多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谐的时期，在高参新井白石等人的辅佐下，除旧布新的各项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但在18世纪初期，东西方对峙依旧紧张，锁国大禁不见丝毫松动的背景下，如何处置这个贸然闯入日本的西方邪教徒，幕府高层争论不休。当时分管外交事务的新井白石提出三个处理方案：上策遣送回国，中策监禁日本，下策处以极刑，以儆效尤。老成持重的德川家宣采用了中策，并责成新井白石全权处理。

西多迪提审报告，揭开了日本与西方交流的第一页。

从宽永二十年（1643）到19世纪中后期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被迫开国，闭关锁国的日本几乎与外面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交流处于空白状态。江户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允许对日贸易的“南蛮”仅有荷兰一国，幕府治下的佐贺藩长崎成了锁国体制下唯一的对外窗口，此后，“南蛮”文化以一种特殊方式经由荷兰人从这里又开始进入日本，因而被称为“兰学”。但在江户时代，所谓兰学，处于支流、末流的地位，甚至基本等同异端之学。兰学从18世纪开始抬头并最终成为时代风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井白石的开拓之功。

在锁国体制的背景下，新井白石与西方的对话交流采用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进行的，就是作为幕府官方最高代表对身为阶下囚的西多迪进行提审。对西多迪的审讯是在关押他的牢房里进行的。

据史料记载，西多迪从九州被押送到江户后，关押在小石川小日向专门收容天主教徒的“切支丹屋敷”里。战国时代后期，日本人对前来日本传教的西方天主教徒，根据葡萄牙语Cristão（基督教徒）的发音记成“吉利支丹”或“鬼理死丹”，后来避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名讳，改称“切支丹”。江户时代初期，伴随着锁国政策的实施，国内严厉取缔传教。为此幕府专门设置了一个旨在查处传教信教的机构“宗门改役”，由德川家康的家臣井上政重负责。后来，井上政重在公馆边上设置专门关押教士和信众的牢房，叫“切支丹屋敷”。1643年遭遇海难漂流到筑前国的意大利传教士朱塞佩·齐亚拉（Giuseppe Chiara），被长崎当局捕获后就曾关押在这里。后来受不了牢中非人的身心折磨，齐亚拉被迫放弃信仰，改名冈本三右卫门，在日本娶妻生子，了度残生。此人因成为作家远藤周作《沉默》主角克里斯多夫·费雷拉的原型而广为人知。

从关押到“切支丹屋敷”到病死于斯五六年间，白石与西多迪会面多次，其中正式的审讯交流四次，这段经历后来被白石称作“一生的奇会”。交流是在非常和谐自然的氛围中展开的，作为将军高参受命与异教徒接触，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一件事。白石在对待西多迪的待遇上也做了妥善安排，除了没有人身自由，西多迪在关押地享受到最好的待遇，不仅有优渥的生活费，还配了两个专门提供服务的日本老夫妇。如此，作为江户幕府政治家和屹立当代学术制高点的新井白石与博学多知的意大利宗教家之间的交流代表了东西方对话的最高层次，是颇具象征意义的。(www.daowen.com)

在提审报告基础上，白石分类整理，核实勘对，写成《采览异言》（1713）和《西洋纪闻》（1715）两部书。前者五卷全用汉文写成，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书，广泛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历史、地理、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力求严谨和准确，白石参照了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南怀仁的《坤舆外纪》和荷兰人制作的世界地图等图文资料，使得这部地理学书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西洋纪闻》一书，不仅涉及西洋形而下也就是物质文明的介绍，同时还有对西洋的形而上也就是宗教文化的讨论和价值判断，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时日本与西方最高水准的对话层次。

这部书分《事件之始末》《诸国之事》和《彼宗教之大要》三卷，用的是日语。分别写了此书写作形成的经过、西方世界的最新情况，就是对西方天主教国家形而上的一面，也就是介绍代表西方精神文化的天主教的相关知识和价值判断，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精英对西洋的认识水准，是本书的压卷之作。

首先，通过交谈，白石对彼时西方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高度成就叹服不已。在白石心目中，眼下这个阶下囚西多迪简直就是西方知识精英的化身，他博学多闻，阅历丰富，见识广博，尤其掌握了如此之多的自然科学知识令白石叹服不已。从和西多迪的交谈中他得知，当时的西洋人早就进行了全球大航行，拥有诸多发现与科学勘探成果，他惊愕得目瞪口呆。

新井白石对西多迪是有好感的，对他的博学多才流露出欣赏和亲切。但是，一涉及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宗教观，白石就显出如临大敌的紧张和警觉。在他听来，所谓的天主教，虽与佛教有点类似，但浅薄粗陋处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在介绍与西多迪交谈的有关天主教起源时，他往往借助佛教的知识乃至用语来加以说明：如所谓天主“其教以天主为化，生天地万物之大君”，又如用“化人念珠”等佛教用语来说明天主教。如洗礼对应佛教的灌顶，耶稣的诞生对应释迦牟尼的降生，天主教的天堂对应佛教的极乐世界。同时作为一个朱子学者，尤其是掌管幕府意识形态的高参，他往往立足于儒家伦理来批判天主教的不合理性。如“化生天地万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时主宰而安养之，乃无上共君也。世人弗养弗奉，则无父无君，至无效忠也”。由此得出，西洋人科技文明远胜于日本，但思想观念则是愚昧可笑的论断。

白石奉命对传教士进行审讯，最迫切要了解南蛮教究竟是否有“夺国”之嫌，即是否存在侵略或颠覆国家的图谋。在介绍这部分内容时，他还是秉持冷静公正的态度，做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否认世间通行的南蛮教夺国威胁论。审讯是在荷兰商馆翻译人员的协助下进行的，白石对西多迪的回答也反复采证许多荷兰人的说法，经过严密求证最后再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供幕府参考。当时荷兰人信的新教，乃天主教之分支。为了消除幕府的忌讳，维护得之不易的对日通商贸易权利，荷兰人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刻意强调新教与天主教的不同，并不存在夺国意图。白石从中也认识到，新教是源于天主教的另一宗派，其情形与佛教的门派很像：“如祖师禅，为其教外之宗”，由此得出荷兰新教没有侵略夺国的因子，源头的天主教也就不会有外侵的基因在里面。

由天主教观演绎出西洋学术观和对天主教侵略威胁论的否定，则是白石的真知灼见。承认西方学问中的技术物质文明优秀于日本，但思想观念上欠佳。这个西洋文化观对日本文化思想史有着重大意义。第一，承认西洋文化优秀的观点，为今后以兰学为代表的西方科技文化在日本的兴起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铺垫；第二，将宗教与学术一分为二，认为西洋学问为形而下，使洋学与被视为南蛮邪教的天主教相分离，使得禁教政策与吸收自然科学技术的分开成为可能。白石得出的所谓东西洋形而上形而下优劣的论断，在幕末日本遭逢西方文明冲击的历史时期孕育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及“和魂洋才”思想的胚胎。

这部以审讯记录为基础写成的著作，对今后日本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在当时日本锁国背景下，这种主动放眼世界的情怀和胸襟尤其难得。尤其是记录当时世界地理、历史、风俗的中卷部分，内容丰富翔实，与《采览异言》一样，是锁国时代了解西方的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一个半世纪日本开国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从立意到写法，基本上都是在白石开拓的学术领域的延长线上而已。

最后回过头来再说一下西多迪在日本的命运。因拒绝放弃信仰天主教，西多迪一直被关押在切支丹屋敷里，直到1714年去世。两个在狱中照料他的日本夫妇受其感化，成了虔诚信众，不久也追随他而去，一起被埋入关押所后院。此后这里就不曾再关押传教士。享保九年（1724）新井白石去世前一年，“切支丹屋敷”毁于火灾。1792年，幕府废除“宗门改役”机构，其实等于变相承认不再将南蛮教视为非法，此后“切支丹屋敷”成了废墟。

而此时，在日本，尽管还是处于锁国时代，但代表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兰学”已在日本悄然传播，经过青木昆阳、杉田玄白等朝野人士的倡导和实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武士知识阶层把目光投向新井白石描摹中的西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