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地调查中，除了寻找合适的当地居民(村民或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或熟人)作为向导，语言不通往往是调查人员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访谈对象如果是一位年轻人，调查者或许可以用普通话与之沟通。如果访谈对象年龄偏大，只会用方言交流，而调查者不懂方言，或者访谈对象甚至连调查者所说的普通话也听不大懂，这时，调查人员不仅需要向导，还需要翻译。
有时向导和翻译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担任，有时可以由一人兼任。例如，在2025年5月开始的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调查中，由于调查人员来自南北各地，除一位从小生活在上海的调查人员之外，其他参与调查的人员均听不懂常熟方言。唐市、梅李、碧溪等镇政府安排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担任翻译，全程陪同调查。调查人员在常熟市唐市镇河西村调查时，唐市镇党政办公室安排河西村委会妇女主任龚小妹担任向导，另外请《唐市镇志》主编徐应洛先生做指导和翻译。当时之所以作出这种安排，是因为龚小妹从小在河西村长大，对河西村住户十分熟悉，容易使调查人员取得村民信任。但她年纪较轻，对唐市镇的历史不大熟悉。徐应洛曾经担任常熟市食品公司唐市食品站会计，长期在唐市工作，对唐市市镇及乡村风土人情的变化多有阅历，退休后转向文史研究，是《唐市镇志》的主编之一，在编写镇志的过程中，对包括河西村在内的唐市镇范围内的乡村历史和地方掌故所知更多，由他担任翻译，可以更方便调查者的实地考察。这两位向导和翻译，不仅在方言的理解上给予调查者极大的帮助，而且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许多文献资料中缺乏记载的历史细节。在调查20世纪30—40年代唐市乡村农家手工业中的“接绩”劳动的工序时，徐应洛能够逐一解释其中的生产环节。他还指导调查者去寻找和观察一些当地寺庙的遗迹。向导龚小妹实际上担当了远远超过向导的工作。她的娘家和婆家均在河西村，又长期担任河西村委会妇女主任，对该村各个农户的家庭婚姻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在河西村的调查得益于她指引之处颇多。因为她和村民关系融洽，访谈中的疑惑也多由她帮助翻译、追问而得以解决。调查人员对河西村婚姻圈的认识，即由她的提醒而得以深入。此外，在对唐市镇各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包括市新、河东、南桥、缪浜等村，都由当地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担任向导、翻译和指导。这些也是实地调查与访谈得以开展和完成的前提条件。由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担任翻译而实施调查的方式是我们在常熟获得的重要经验之一。
我们在地方农村的调查中，也曾尝试邀请其他人员担任翻译或向导。2025年12月，笔者在余杭区仓前镇采访时，章太炎故居管理所的王茂根先生担任向导与翻译。他曾经担任村会计，对各户村民都熟悉。对于我们采访的有关当地土地改革的问题，他能够推荐若干访谈对象。我们只能提出选择访谈对象时需要考虑的年龄等标准，但他除了知道访谈对象的年龄等情况之外，对于他们的身体状况也较为熟悉，这决定了访谈对象是否有能力接受采访以及能否较为清晰地回忆60余年前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灵东、高桥等村的几位八十余岁的村民，做了有关当地2025年土地改革的访谈。
仓前老街(2025年8月25日)
在求助于翻译和向导的过程中，有一个倾向需要避免。有一些调查者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在采访过程中，翻译感到访谈对象不能充分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而自己又恰恰对其中的某一个问题较为熟悉，于是就不自觉地代替访谈对象回答，或者是通过提示误导访谈对象的回忆。向导有时也会因为某种偏向而影响采访。如我们曾有学生去做农村调查，需要采访若干数量的村民。但白天很难找到在家中的村民，因为当地农民白天或在工厂务工，或在田间劳动，或在镇上经商，很难找到有空余时间的访谈对象。向导为了提高采访效率，就“自作主张”地安排学生到一家位于村子里的工厂，在工厂休息时间安排学生采访工厂的工人。这样表面上是提高了效率，但这样做有几个弊端:被采访的工人中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并非该村村民;这些工人年纪偏轻，而且多为女工。他们的年龄段、性别与村庄人口结构偏差过大，因此影响了所获调查资料的价值。
按照人类学的通常做法，学习田野研究对象的语言是田野工作的前提。所以，那些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常常花费很长时间去熟悉和学习一些部落、民族的语言。对原始民族的典型的人类学调查时常要花费一年半时间，其中要用半年时间学习语言。[15]在史学田野调查中，我们也提倡研究人员掌握调查对象的方言。但在我们所做的史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往往无法为了从事田野调查而花费很长时间掌握一种方言。作为一种弥补的方式，在选择调查课题和调查人员时，是否熟悉当地方言通常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如果调查人员是在自己的本乡本土从事田野调查，往往可以用方言和调查对象交流，不必专门学习方言或聘请翻译。更多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并非出自本乡本土，但他们最好来自与调查对象同样的方言区，至少能够听懂或部分听懂调查对象的方言。在调查人员只能够部分听懂，或者完全听不懂方言的情况下，要顺利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翻译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有了当地政府或其他组织、机构的支持，有了熟人的引导，也确定了调查对象，还有翻译陪同和向导指引，似乎“万事俱备”，但对于实地调查来说，这些只是外在的条件。只有这些外在条件还不能保证一位研究者真正“进入”田野。每一次采访，作为调查者都要面对一个个可能年龄、职业、个性不同的调查对象。调查者本人还要调整自己的“角色扮演”，掌握一些快速“融入”调查过程的技巧。
赠送礼品是一种通用的办法。在2025年夏季的常熟调查中，我们购买了文具盒、毛巾、肥皂盒、水笔等。每走访一位农户，都会送上礼品。尽管是一些很简单的礼品，它们的价值远远无法与调查对象提供的资料的价值相比，但这表明调查人员作为“学习者”的姿态，比较易于取得一个好的开始。当然，还有一种礼品是由地方政府或村民委员会支付的。在2025年常熟唐市镇河西村的调查中，由于地方政府支持，村民委员会会给一些接受调查的村民一些“误工补贴”。如果调查者能够得到被调查地方的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帮助，不啻也是一种访谈调查的良好开端。
在仓前老街访谈(2025年8月25日)(中坐者为章太炎故居管理所所长王永翔)
田野调查的场所常常是随着课题需要而变化的，街道、村庄、工厂、政府部门都可能是调查的地方，调查人员也需要接触性别、年龄、职业、个性不同的调查对象，如果缺乏基本的交际能力，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在沟通上可能会遇到困难，甚至采访的要求会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不应放弃，应该再次寻求访谈或调查的机会，重新提出采访和调查要求，如果以诚恳的态度表明采访的愿望，最终都会得到调查对象的配合。其他田野研究者的经历，也证明调查人员能够以自己的诚恳与执著打开调查对象的心扉。即使是那些非常难以接近的调查对象，如果再三再四地努力，总会收到好的效果。例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课题组在湖北调查期间，一位调查人员就经历了特别难以展开入户调查的情况。调查员前三次登门，都被调查对象拒之门外。经历三次“挫折”之后，在调查对象邻居的介绍和帮助下，调查人员才有机会向其解释自己的调查目的，同时，由居委会的干部打电话说明，调查对象才打消疑虑，配合调查人员完成了调查。[16]事后调查人员得知，这位调查对象之所以屡次拒绝调查人员，是因为她曾经被所谓做市场调查的人骗走两千多元。被骗的经历使她对所有调查人员都充满了怀疑与敌意。通常，当调查者在访谈过程中遭到拒绝时，不应“莽撞地急着提出要研究的事情，首先要设法消除障碍——即恐惧或疑虑”。调查者可以耐心等待几天，“寻找适当的时间去‘打破坚冰’。时常需要间接地打交道。访问者可通过被调查人的好友去会晤他，以便彼此相熟并摸透他的脾气”。[17]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尤其是难以接近或难以深入采访的调查对象，“一个优秀的实地调查工作者绝不能感到灰心丧气。如果遇到一些困难以后，他立刻感觉失望或者寻求容易的办法以避免困难，那么他的实地调查的结果的价值必将是有限的。搜集资料越是困难，个案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越高”。[18]
不管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采取哪些具体方式，都需要研究者坚守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同时又要时刻保持一位学习者的好奇心，特别重要的是，不管调查对象对调查的反应和态度如何变化，研究者始终要坚持以诚相待。“实地调查者在会谈中必须聚精会神审慎从事。他必须思想敏捷并善于利用时机捕捉话头，以推动谈话的开展，会谈的气氛应该是非正式的和友好的，在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什么人与我们所要调查的人有关系时，我们都要主动打招呼……即使第一次他不理睬，我们还照旧客气地向他行礼……我们要把自己的目的时常记在心里。‘在心里记住你的目的’是成为一个胜任的实地调查工作人员的第一守则。”[19]一次实地调查成功与否，固然受制于研究者的技术与技巧，但能否与调查对象真诚地交流则是决定性因素。真诚的态度和适当的技巧使研究者能够真正地“融入田野”，获得真实、丰富、准确的调查资料。正如周荣德所说:“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实地调查者应该是主动的、机智的、有耐心和顽强的。他不应腼腆或胆怯。他应该是思想灵敏、说话幽默，他为了完成获取可靠资料的任务而孜孜不倦。由于实地调查者所扮演的角色因不同的处境而改变，他的工作要求他的性格富有极大的适应性。”[20]
乡村教堂的宗教活动(盱眙县陈郢村，2025年11月9日)
入户调查的时间也应精心选择。调查时间的选择应以调查对象是否有空闲时间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以南汇庙港村调查为例。调查人员在庙港村调查的时间虽然避开了农忙季节，但由于该村青壮年村民白天多在乡镇工厂务工，或者在位于芦潮港镇上的商店中工作，只有晚上才能返回家中，所以，调查人员选择晚上入户调查。在常熟梅李镇，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居民都在工厂务工，白天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即使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也往往没有休息时间。调查人员就通过村民委员会的安排，到各个工厂，利用工休和午饭时间，对本村村民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常熟唐市镇采访农民时，我们曾经到田间，在农民劳动的间隙和他们聊天，同时以录音形式记下访谈内容。总之，实地调查时间的选择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避开农忙时节、尽量利用工余时间，如果因为访谈影响了对方的正常工作并因此影响到其收入的，要考虑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偿(或采访费)。
调查人员与向导、翻译合影(南汇庙港村，2025年11月20日)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的着装、言谈举止等行为细节也应有所考虑。所谓“入乡随俗”，不要穿着对当地人来说过于怪异的服装，打扮不要引起调查对象的反感，行为举止不可过于随意。一些在校园里习以为常的服饰，可能在调查者从事田野研究的乡村会显得怪异。在校园中同学之间常用的词汇、语言，在乡村调查中亦要谨慎使用。田野调查是研究工作，调查者应以工作状态面对自己的调查对象。一些在调查对象看来“出格”或“不宜”的言谈举止，可能会招致其反感，无形中拉开和调查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不利于实地调查的顺利开展。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者需要担当多重角色。作为一个学习者，他需要学习知识和技巧，同时运用他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他还是一个研究者，他需要收集资料和验证假设，或者是通过田野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作为研究者，他们需要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与观点，并从社区内部观察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需要努力地理解他们所观察到的行为，并尝试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要从内部对一个社区深入调查，另一方面要从外部对调查成果作出分析与解释。[21]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一个情境的真相并不能在日常的观察中看到，而是要在一种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蒸馏过程中去寻找……探险应该不是单纯地走过很多表面上的距离，而应该是一种深入的研究:一件一闪即逝的小插曲，一片风景的画面，或是一句偶然旁听到的话，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释整个区域的唯一关键所在，如果缺少那个关键，整个区域可能就一直不具任何意义。”[22]
以上的实例旨在说明调查者如何营建实地调查的良好条件与环境，以获得丰富而准确的历史认识。即所谓融入田野或深入田野，都是就研究的意义上而言的，仅限于学术研究的范围。作为研究者的社会调查者，因为研究的需要而积极深入田野，但这并不等于介入其所研究的社区的内部事务。他可能通过地方政府的安排而进入田野研究地点而开始田野调查，他也可能因为熟人关系进入村庄开始其研究，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因此偏离他的客观与中立的研究者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史学田野调查的直接和首要的目的是研究而不是社会工作。田野调查者或许会不满所见的某些社会不公，他也可能不赞成在某些乡村社区中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他或许对自己调查的社区中正在发生的纠纷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不能以自身之力去尝试改变他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正如一些人类学者所主张的，他应该做的是尝试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而不是给出他自己的道德评判。他的立场应该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23]当然，田野调查者可以为他的调查对象提供力所能及但又不违背调查目标的帮助，但他需要明确一点，即他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批评家”，他需要公平地对待“文化差异”，甚至可能要忍受调查对象的“误解”。尽管有人类学者认为，田野调查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交往”(两者之间要建立起密切关系，它要求调查者要有耐心、宽容、理解和同情)。[24]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介入社区矛盾与冲突之中，更不能站在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田野调查过程中的研究者需要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能居于研究社区的中心，他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他是他所研究的文化的“陌生人”。实际上，从事史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在他的“本文化”中甚至也要始终保持中立性和距离感。这种陌生感恰恰是实施高质量田野调查的前提。因此，田野调查者既要扮演被调查对象“朋友”的角色，同时他又是他的“朋友”的“陌生人”。[25]
对于一个田野研究项目而言，一次田野调查往往是不够的。即使调查者花费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对一个调查地点进行研究，当调查者结束调查，可能仍会发现自己所获得的资料不充分，或者记载的内容不一致，这就需要重新回到调查地点，重新调查，核对资料，或收集新的资料，直到完成研究报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还有一种方法，叫“回访”，指的就是回到自己(或他人)多年前做过田野调查的地方再做调查，两次调查的时间跨度可以是十几年，也可以是数十年。通过这样的两次调查，可以看清一个较长时间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注释】
[1]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
[2]李彬:《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
[3]边燕杰、李路路、蔡禾:《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1页。该书将行政资源对实地调查的作用概括为:“(1)为调查活动本身提供支持、认可或默许，使调查活动‘合法化’;(2)为调查提供抽样框的原始或基础资料;(3)为进入调查样本所在的社区和进入居民户提供便利。”
[4]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https://www.daowen.com)
[5]边燕杰、李路路、蔡禾:《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1—154页。
[6]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
[7]边燕杰、李路路、蔡禾:《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3—154页。
[8]同上书，第151页。
[9]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25年第5期。
[10]同上。
[11]Cindy Cohen．Building Multicultur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Networks through Oral History．Frontiers:A Journal ofWomen Studies，1983，7(1):98—102．
[12]于宪玲:《“重划阶级”:建国初期临泉县姚桥村土地改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论文，未刊稿，2025年。
[13]相关调查与研究成果参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14]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页。
[15]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5年版，第50页。
[16]边燕杰、李路路、蔡禾:《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12页。
[17]［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5页。
[18]同上。
[19]［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25年版，第25页。
[20]同上书，第23页。
[21]Mildred Haipt．Experiential Learning Techniques in Fieldwork．Improv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1982，30(3):130—132．
[22]［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北京:三联书店2025年版，第44页。
[23]J．A．Barnes．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2):118—134．
[24]Colby R．Hatfield，Jr．Fieldwork:Toward a Model of Mutual Exploitation．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73，46(1):15—29．
[25]Frank A．Salamone．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ieldwork and Their Consequenc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1979，81(1):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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