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秘书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秘书工作产生有两个条件：首要条件是有领导的社会组织的形成，因为秘书工作是为领导服务的辅助性工作，是社会管理的一个环节。另一个条件是文字的出现。秘书工作为领导服务的基本手段是掌管文书，而文书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使用的文字材料，它只有在文字出现以后才得以产生。

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对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形式有简单的介绍。《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退、揖让之礼。”上古时没有国家，也不会有君主。在劳动生产和生活方面，《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糟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原始人用简陋的劳动工具从事简单的劳动，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其社会组织形态大多为聚居在一起的原始群落，后来又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

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出现了有领导的社会组织。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实行原始民主制，凡遇重大事务，由氏族全体成员、氏族族长或部落酋长议事会讨论决定，而氏族族长、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均需分别经过其成员推举产生。当时部落首领与一般氏族成员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绝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统治者。《吕氏春秋》曰“神农身亲耕，妻亲织。”《淮南子•汜论训》认为“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商君书•画策》中也说：“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他们没有特权，也不脱离劳动。

在部落联盟形成前，每个部落的规模就已经相当大了，部落领导机构或首领的管理活动绝非通过直接交谈即能实现，必须有人为部落酋长的管理活动提供辅助性服务。因此，从理论上说，部落管理活动中就已经有了秘书工作。

至于“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即使它为真，也只能说明神农之时的管理活动中尚没有公务文书和与之相关的文书工作。土陶、甲骨、竹简木牍刻写工具共同形成了秘书工作的物质手段，为原始秘书工作的产生创造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如前所述，文书工作仅仅是秘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秘书工作的外延远远大于文书工作的外延，秘书工作先于文书工作在历史上出现是完全可能的。(www.daowen.com)

文字的产生为原始秘书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载体。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秘书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手段，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秘书工作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始终不能离开文字。关于文字的产生，中国古代就有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传说黄帝时任仓颉为史官，仓颉为了录事记史的方便，对久已存在的各部落的文字进行搜集、整理、取舍，对文字做了重大的改进，创造出了部落联盟通用的文字。传说虽然没有得到考古发掘的印证，但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文字已经出现是不容辩驳的事实。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发明了火，并在陶器上刻写简单的记事符号，土陶就成为文字的一种物质载体，人们还用尖锐的石器在竹板、木板和各种比较规则的兽骨上刻写文字。在距今约六千多年的仰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土陶文和一些原始的甲骨文。从此之后的几千年间，文字经历了创制、传播、发展，一直到殷商时期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甲骨文。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带有文字符号的土陶，而在半坡、临潼等仰韶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刻有文字符号的陶器，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中还发现了字体极其细小的原始社会后期刻有文字的甲骨。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工具的改进，使秘书工作具备了最基本的物质手段。秘书工作虽然有别于物质生产，但是就其工作内容而言，也需要最基本的物质手段。我们从有关传说中黄帝时期秘书工作的记载看，黄帝有史官多人，且有分工，这绝不是最原始的秘书工作，而是经过了一定发展阶段的比较成熟的秘书工作。毫无疑问，这应当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说早在原始社会时代，我国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一个基本载体文字已经出现并开始应用于实践。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到了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

近年来，原始文字相继出土，说明当时已有产生公务文书的条件了，这些公务文书内容，已在后人追忆编的《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中有所反映。由上观之，社会既然有了组织和文字存在，就可能有书面公文号令，如《尚书》《史记》记载的“典”“命””谟”等。有了书面文字号令，就有记载、办理号令之人员，由此亦即萌生了秘书工作，当然这种秘书工作还是很原始的、不完整的，充其量在原始社会只能被认为是秘书和秘书工作的发轫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