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军援助

七七事变前，日本共有91个飞行中队，计2700架飞机，而中国空军共9个大队，仅有各式飞机600多架，其中作战飞机只有305架。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空军英勇迎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是中国空军的损失也十分惨重。至1937年11月南京陷落前，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仅存30架左右，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因此，当时中国空军面临着重建任务，而帮助中国重建空军的就是苏联;那时美英法等国对中国的抗战基本上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中国政府迫切希望获得苏联先进的作战飞机，并希望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参战，以应战争急需。苏联对中国的要求是尽力满足的，但因机场等方面的困难，在时间上有所延误。至1937年10月22日，苏联首批援华飞机才飞抵中国。与首批飞机一起来华的两个飞行大队成员共计254人，其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学家、机场指挥员、译电员、司机、工程师和医生等。后来，随着援华飞机的陆续到来，飞行员及地勤人员亦不断增加，至1939年12月，已达712人。派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中，不少是优秀飞行员。

1937年12月1日，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抵达南京。此时，南京形势危急，战线离市区只有60～70公里。苏联飞行员一到目的地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在Г.М.普罗科菲耶夫的率领下，25架歼击机在南京机场着陆。当天下午，志愿队飞机升空拦截来犯敌机，打响援华第一仗。在激烈的战斗中，志愿队大显神威，一举击落敌机3架，赢得首次胜利。但飞行员安德烈不幸坠机牺牲，成为血洒中国蓝天的第一名苏联飞行员。普罗科菲耶夫的机群，第一天就起飞5次，与日军轰炸机展开空战，共击落6架日军双发轰炸机。

12月2日，科兹洛夫大尉率9架轰炸机首次对地(海)面目标进行突击，袭击停泊在上海的日军军舰及运输船只，日军始料未及，根本没有组织防空高炮实施有效掩护，结果被志愿队击沉大型巡洋舰、运输船2艘，还有6艘军舰起火。

在11月和12月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飞行员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共击落日机20架。在作战初期，志愿航空队有位飞行员跳伞后，被中国军民误以为是日本飞行员，遭到殴打、捆绑。后来，中国政府给每一位苏联飞行员颁发了一块红布坎肩，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致保护。”苏联飞行员出动前，每人都披挂在身。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参战，给战斗力量弱小、消耗严重的中国空军注入了生机，但是面对猖狂的日军，仍显力量单薄。南京沦陷后，苏联支援航空队随同中国空军一同撤向后方，驻守南昌、汉口和兰州等地。

从南京撤至南昌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其中包括科兹洛夫率领的轰炸机大队和布拉维申斯基率领的战斗机大队，与驻守南昌的中国空军第三、四、九大队的一些中队密切配合，在长江流域上空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1937年12月14日，日本海军航空兵战斗机开始袭扰南昌，中、苏飞行员展开南昌空战。12月22日，日本海军航空兵鹿屋航空队派战斗机12架，攻击机11架来袭南昌新机场。苏联志愿航空队的依-16战斗机起飞迎敌，大队长布拉维申斯基追击一架日机至鄱阳湖以北上空，以猛烈的炮火将这架敌机击落。事后，日方公布“我指挥官大林法人大尉空战后行踪不明”，他就是被苏联大队长亲手击落的那个飞行员。

南京陷落以后，空战的重心移向华中和华南地区。到1938年2月中旬，位于这些地区的长沙、衡阳、南昌、成都、重庆、广州和桂林等新机场都投入了使用，使中国空军力量大为加强，在汉口地区配备有1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波雷宁指挥的轰炸机群和伊万诺夫指挥的歼击机群。南昌地区驻扎有科兹洛夫指挥的轰炸机群和布拉维申斯基指挥的歼击机群。苏联志愿飞行员以这些机场作为基地，展开了更为英勇和广泛的对日空战。其中，武汉上空的作战次数最多最激烈。

1938年2月18日，第一次武汉大空战爆发，中国飞行员英勇迎战，击落日机12架。1938年2月，苏联第二批援华航空人员到达，志愿队扩大到6个大队的规模。苏联援华航空人员全力以赴、积极主动的联合抗战精神迅速取得了显著效果，尤以1938年4月29日的大空战最为引人注目。这天是日本天皇寿辰，日本空军跃跃欲试，妄图以矛头直指武汉的“空战大捷”作为向天皇的“献礼”。日军精锐的海军航空兵第12航空队派遣了由36架战斗机和18架重轰炸机组成的特混编队，气势汹汹直飞武汉，志在必得。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早已严阵以待，一架架战机呼啸升空，直指云霄，向一路上已遭中国地面防空炮火拦截的日军飞行编队直扑而去。这场战斗可以说是武汉会战中的空战奇观，上百架飞机在空中交织一起，枪炮声、马达轰鸣声响彻云霄。地面望去，不时可以看到有日机被击中后拖着一股浓浓的黑烟，带着凄厉的尖叫一头栽在地面，还有的日机被击中油箱，凌空爆炸，碎片纷纷散落。

战斗异常激烈，区区半小时之后便已见分晓。日军来袭飞行编队遭受重大损失，一共被击落飞机21架，其中12架为苏联志愿航空队击落，9架为中国空军击落。

一些当时现场目击的中国军民事后回忆道，在激战当中，苏联飞行员异常勇猛，敢打敢拼，常常是以一对二，决不退缩。有的还看见苏联战斗机在被击伤冒出阵阵浓烟之后，并未惊慌失措弃机而下，反倒驾机直奔敌机而去，誓与侵略者同归于尽，令中国军民赞叹不已。

此战有效打击了一向骄横的日本空军，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个月之后的5月31日，不甘失败的日军再次组织起一支由54架战斗机与轰炸机混编的飞行编队进袭武汉，第三次武汉大空战爆发。这次来犯的日军第12航空队共有战斗机11架。苏“正义之剑”大队21架战斗机升到5000米高空迎敌。中国空军第三、四大队的18架飞机升到2400米高度迎敌。

这次空战，中苏飞行员采用正确的战术，形成立体纵深的态势，以近40架飞机扑向敌人。战斗中，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咬住1架日机的尾部，用机枪猛烈扫射，直至子弹打光，敌机冒着浓烟向地面翻滚坠去。古班柯刚要拉起座机，忽然一架日机迎了上来，他知道自己的机枪已经没有子弹了，咬咬牙，加大油门向那架日机直撞过去。两机相撞的瞬间，日机稍向左偏，右翼被古班柯撞掉，向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地面坠落。古班柯觉得自己的飞机像散了架似的，浑身震动，他紧握操纵杆，慢慢将受伤的飞机驾回基地。这次空战，日机且战且退，毫无斗志，而中苏飞机则越战越勇。

6月26日，日本第12航空队28驾战斗机、第13航空队18架攻击机冒雨从南京起飞扑向南昌。苏联志愿航空队派28架战斗机升空迎敌，与中国第四大队5架驱逐机一起击落日机6架。这次空战，古班柯一人击落敌机2架。古班柯在中国共击落日机7架，被授予金质奖章。

7月18日，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派6架战斗机、14架轰炸机、5架攻击机再犯南昌。在南昌上空，中苏飞行员奋勇迎敌，击落敌机4架。此役，日本海军航空兵“四大天王”之一的战斗机飞行队长南乡茅章被击毙。

武汉空战仍在继续，日军不断补充兵力，形势越来越严峻。8月3日，日本海军又派第二航空队18架攻击机和21架战斗机来犯武汉。我方机场被炸，中苏52架飞机迎敌，在这次恶战中，共击落敌机12架，但自己也损失惨重。8月6日，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在此后的8月11、12日的空战中。日军派142架次轰炸机进犯武汉，炸死中国军民1500余人，中苏飞行员仍坚持升空作战，击落敌机5架。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空战悲壮结束。此时，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实力减至4个大队。(www.daowen.com)

为保卫武汉，阻止日军前进，由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的中国轰炸航空兵对长江上的日军运输船和军舰实施空袭。在两个月内，共击沉和击毁大约70艘日本军舰和运输船，其中包括日本海军的大型军舰。当时正在武汉、后来成为著名的美国飞虎队队长的陈纳德回忆说:“在东边，40架俄国飞机埋伏在高空，等待日本人折回芜湖基地。俄国人把时间算得很准。他们很快把日本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开，有步骤地将轰炸机一架一架的揍了下来。”^[36]结果是日机被击落21架，苏机仅损失2架。日本的惨败成了给天皇寿辰的“贺礼”。向来不轻易褒扬他国空军的陈纳德评述道，这是一次让他“感到汉口有一线光明的空战”。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轰炸机群指挥员斯柳萨列夫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斗在中国天空的我们的飞机和我们的人，在战争第一阶段担负了对日本空军的主要突击。只要提一点就够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一百余架。”“我们机群的六十人中只有十六人返回祖国。”^[37]

广州、武汉失守后，苏联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移防成都、重庆等地。1939年春，苏联援华飞机又从135架增至245架。苏联援华队的战斗机大队和轰炸机大队又各增至4个大队。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们英勇奋战，积极协助中国空军，与凶悍的日军殊死搏斗，共同守护着中国西南、西北大后方空域，并伺机反击，深入敌占区作战，给日军造成惨重的人员物资损失和巨大的心理恐慌，在华夏大地上空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即使是在南昌、武汉会战期间，苏联援华队也不甘于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击。1938年2月23日，为了庆祝苏联红军节，苏中空军联合行动，攻击了当时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重要基地——台北松山机场，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日军，并造成日机不能从松山机场起飞达一个多月之久。这次奇袭式的作战计划是由苏联顾问亲自研究制订的，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当时日军在台北设有空军基地，机场上集中了大量正在装配的飞机。苏联顾问获悉情报后，经计算认定可实施突然袭击。于是，选定了一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苏联红军节这一天，由波雷宁指挥28架轰炸机编队奇袭台湾。苏联飞行员冒着因台湾远离大陆而无法用歼击机掩护的危险，克服了在5500米高空飞行而没有氧气设备的困难，英勇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飞临台北上空，迅速捕捉到目标。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斯柳萨列夫后来著文回忆这次重要的空袭行动时称:当接近目标时，波雷宁机群发现轰炸目标被云层遮住。这时飞行高度是五千五百米。怎么办?……很幸运，突然在云层中找到了云洞……看来，日本人把我们的飞机当成他们自己的了:高射炮没有开火，天上也没有一架敌歼击机。波雷宁也说:“我们展开队形，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按照空袭计划规定的那样，开始瞄准轰炸。轰炸机机组对日军飞机的停机坪、机库、港口设施和港口内的军事运输船停泊场倾下了全部炸弹。机场上一片浓烟。我们的飞机继续攻击，开始用机枪扫射未被炸中的敌机和高射火力点。”事后，中国空军司令部通知说，这次空袭毁灭了机场上的约40架飞机，击沉和击伤一些船只，破坏了机库和港口设施，烧掉了三年的油料储备。我们则毫无损失。波雷宁的整个机群返航归来后，2月23日晚上航空委员会设宴招待空袭的参加者祝贺说:“对台湾的空袭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所有的报纸都报导了这件事……日本电台广播说，日本政府免除了台湾行政长官的职务，撤了军事基地主任的职，并把他送交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并说:“你们用这次空袭表明，俄国人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国人，在危难中援助了中国人。”

此外，在整个1938年夏秋两季，苏联轰炸机部队持续不断地出动，频频轰炸长江一带的日军机场、基地和水上舰船，还派兵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争。

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的方针是政治、军事压力相配合，威逼利诱，欲迫使蒋介石政权投降，他们对收缩在中国大后方的中国政府施加军事压力的唯一手段就是空中力量。自1938年年底开始，日军对西南重镇重庆、成都，西北重镇兰州持续实施猛烈空袭。

1939年4、5月间，日军展开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国飞行员顽强抗击，牺牲很大。危急时刻，苏普伦少校指挥的苏联志愿航空队1个战斗机联队抵达重庆，担负起空防任务。50架战斗机分成两个大队，一大队为依-16战斗机大队，由布戴齐耶夫大尉率领;另一个大队为依-15战斗机大队，由沃罗比约夫率领。日机侦察得知此事，妄图在夜间偷袭，将其消灭。

7月6日，30架日军飞机夜袭重庆，中苏飞机起飞迎战，由于缺乏夜航设备，作战难度极大。但是，飞行员凭借娴熟的技术克服困难升空作战，科基纳基首开记录，用20毫米航炮击落敌机1架。8月3日夜至4日晨，日机18架又进袭重庆，被中苏飞行员击落2架。随着苏联航空志愿队实力的恢复，遂展开了对沦陷区的大胆出击。

10月3日，苏联志愿航空队29架携带重型炸弹和燃烧弹的轰炸机袭击了华中日军大本营武汉。日军对苏联飞机的长途袭击能力估计不足，因此对汉口机场疏于防范。苏联飞机抵达汉口上空时，6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攻击机正好也刚到机场，第1航空队司令官等官佐正好在指挥所门前迎接。突然，50多枚炸弹和燃烧弹从天而降，顿时火海一片。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以下5名官佐当场被炸死，第1航空队司令官被炸掉左臂，多名日军官佐、士兵被炸死炸伤，日军2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航空器材库也被炸。

10月14日，苏联志愿航空队20架轰炸机从成都出发，再次袭击武汉。他们背对太阳，向日机场俯冲投弹。日机在空中有3架战斗机赶来拦截，地面有7架战斗机起飞，但为时太晚，苏联飞机的大批炸弹已经倾泻下来。据日方统计，这次轰炸，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约30架飞机被炸，陆军有20架飞机遭破坏，认为这是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而苏联志愿航空队仅有2架飞机受伤，可谓大获全胜。

1939年年底，日军对广西的昆仑关发动猛攻，战火在广西上空熊熊燃起。中苏方面投入飞机115架，与敌220架飞机浴血奋战。1939年12月25日，3架轰炸机和1架驱逐机飞临昆仑关上空，日军阵地误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布置信号板联络。结果遭到中、苏飞行员扫射，中国第200师乘机强攻日军阵地。12月31日，中国军队夺回昆仑关。

1940年1月，中苏飞行员多次出动，以31架轰炸机轰炸南宁机场及其他日军阵地，炸毁日机4架，同时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1月10日，日本海军第十二、十四、十五航空队共27架攻击机、24架战斗机、2架侦察机对桂林进行分批次袭击。驻柳州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起飞，击落日机3架。在桂南会战中，中苏飞行员出动12架次，投弹28吨，炸毁日机15架。在桂林、柳州等地的18次空战中，击落日机11架。进入4月份后，苏、中飞机还对湖南岳阳、河南信阳、山西运城的日军进行了突击，炸毁大批飞机、火车、舰船、仓库、营房和人员，令敌人惶惶不安。

1940年6月，屡经恶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仅剩下1个战斗机大队，战斗活动减少。此时，德意已在欧洲发动大战，苏联的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中苏关系趋冷，国民党顽固派也极力反苏反共，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处境日益艰难。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援华航空队奉命开始回撤。1941年10月，苏联政府宣布中止对华军事援助。年底，人员基本撤尽，飞机和装备留给了中国空军。

自1937年至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各型飞机1250架，先后在中国战斗过的苏联飞行员达700多人。他们除远征台湾和进行武汉空战外，还参加了粤北、归德、广州、南海、南昌、重庆、成都、兰州和西安等重要空战，与中国飞行员携手，总共击毁日机1049架，^[38]使所谓的日本王牌航空队“空中武士”、“四大天王”、“木更津”、“佐世保”一个个地受到毁灭性打击，戳穿了其不可战胜的神话。

战争毕竟是以鲜血为代价的。在历时近4年的在华空战中，有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人民在反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创下了无数英雄战绩。他们以武汉为基地，曾英勇地远征台北，猛烈地轰击长江上的敌舰，勇敢顽强地参加保卫武汉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在激烈的战斗中有许多名志愿队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轰炸机大队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队长拉赫曼诺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们的鲜血与中国人民的鲜血凝结在了一起，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现在四川省万县还耸立着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飞行员库里申科的纪念碑。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雄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离我们愈来愈远，但苏联志愿飞行员的英名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苏联空军的对华援助不仅仅是直接参与空战，还包括对中国飞行员的培训。1939年苏联援华空军教导队在新疆伊宁成立，担任驱逐总队和轰炸总队部队的训练任务，协助中国飞行人员的培养。据苏联方面统计，1939年在中国的苏联空军教练员训练出中国飞行员101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射手198人，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为训练中国飞行员，苏联向中国派遣共计达89人组成的苏联航空专家组。他们中间有著名的苏联空军顾问И.Ф.日加列夫、Н.В.雷恰戈夫、Г.И.索尔、И.Н.阿尼拜莫夫、А.Г.甫扎达、Ф.П.波雷宁、Т.Т.赫柳金等。这种训练及时补充并大大加强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

苏联志愿飞行员斯柳萨列夫后来回忆道:“我们所有的共同飞行自始至终都是很成功的，战果辉煌。在同日军歼击机的空战中，互相支援和大力协同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轰炸机编队并肩飞行……驻在一个机场上，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有信心，作战很勇敢，从不离开编队。必须指出，共同的战斗行动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在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