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向来重视文化遗产，认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2]，但须“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3]。怀“古”是为了鉴“今”，择取遗产是为了发展当世。所以他主张“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4]。
具体到文学遗产，鲁迅对于“精粹”的理解自有其“特别”之处：“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5]
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6]又“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7]，以为“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8]。他爱屈原《离骚》、《天问》等篇，以为“抽写哀怨，郁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9]。并且，“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10]。
这种偏好早在鲁迅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寿洙邻（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之子）回忆说：“镜吾公不喜八股文，所授止经史纲要、唐宋诗、古文词，鲁迅并不措意，镜吾公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后一、二年，由我授课，其时我正阅览明季遗老诸书，如亭林、梨洲、船山，及《明季稗史》、《明史纪事本末》、《林文忠全集》、《经世文编》等书。鲁迅亦尽阅之，此时他已有古典文学的著述，如《续会稽典录》便是。”[11](https://www.daowen.com)
周作人回忆说：“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虽然没有明显的攻击过，但这总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12]
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了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13]
正如周作人所言，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14]，喜欢“‘杂览’”[15]，“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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