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中国历史并未立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伟大决策，历史的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经过拨乱反正，获得了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新西兰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也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研究概况

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1989年，我国共出版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译著8部[70]，推出大洋洲文学丛书9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新西兰文学的译文35篇[71]和论文32篇。新西兰文学在中国的研究，由此才算是开始了真正的起步。既然是蹒跚起步，那么此时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必然会面临生命中的许多第一次：1980年，《世界文学》第5期刊登了莫·夏波特著、张禹九译的《房间》和乔·考雷著、余德予译的《丝绸》，这是“文革”结束之后我国期刊杂志上登载的有关新西兰文学最早的译文。1981年，《长江文艺》第9期刊登了杨江柱的《捕捉瞬间的印象——曼斯菲尔德和印象派》，这是新时期以来国内以新西兰文学为题的第一篇期刊论文。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宝心、王嘉龄、李自修三人合译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曼斯菲尔德小说集。

1980年代，国内翻译新西兰文学的主要译者有文洁若、任荣珍、萧乾和陈家宁四人。文洁若与荔子合作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蜜月》[72]，另撰有论文1篇和译文8篇，其中1篇译文为与萧乾合译。任荣珍发表论文5篇和译文1篇。[73]萧乾发表3篇论文和1篇译文。陈家宁发表译文3篇。单从译者的角度加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此时译者的身份与我国解放前新西兰文学译介者的身份有所不同。1949年前，翻译新西兰文学的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和冰心等人多为作家型翻译家。而进入1980年代之后，除了萧乾和文洁若仍属于作家型翻译家之外，任荣珍、陈家宁以及下文将会提到的安徽大学的一些评介者多属于学者型翻译家。应该来说，作家型翻译家的逐步退场和学者型翻译家的陆续登台是此后我国新西兰文学译介的一个明显趋势。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刊登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论文／译文的刊物，这些刊物主要包括《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8篇）、《外国文学》（8篇）、《外国文艺》（5篇）、《译林》（3篇）。四大刊物在此期间刊登与新西兰文学有关的论文／译文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外国文学》对新西兰文学的追踪最为持久，该刊物在1981年、1982年、1987年、1988年和1989年都曾发表新西兰文学方面的译文或论文。《外国文艺》虽然刊登了5篇新西兰短篇小说的译文，但却均集中在1986年的第3期。1980年代后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和《译林》杂志开始涉足新西兰文学的译评，其中前者的译评力度更大。仅仅在1989年的第4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就刊登了1篇译文和4篇论文。

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1989年，国内还涌现出了一个致力于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学术团队，那就是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所。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它将大洋洲的国家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对其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涵盖了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以及南太平洋岛国文学。经过多年积累，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公认的大洋洲文学和文化研究基地。

在教学和研究之余，大洋洲文学研究所还从1981年开始编辑出版大洋洲文学丛刊，开始比较大规模地翻译新西兰的小说、诗歌、传说和民间故事，并登载一定数量的介绍性或研究性论文。安徽大学1980年代的大洋洲文学丛书共有9本，它们在栏目设置中均为新西兰文学的译评留下了不少的篇幅。这9本丛书包括：《自由树上的狐蝠》（1981年第1期）、《街上的面容》（1981年第2期）、《安着木腿的人》（1982年第1期）、《烟草》（小说特辑，1982年第2期）、《拘留所里的图书馆》（1983年第1期）、《大洋洲民间故事集》（1983年第2期）、《盛宴前后》（1984年第1期）、《古老的植物湾》（1984年第2期）和《病骑手》（1985年第1期）。

前面曾经提到的任荣珍就是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的成员，她除了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涉及新西兰文学的6篇译文／论文，还在大洋洲文学丛书中留下了不少文字。在中国新西兰文学研究的起步期里，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所做的这些译介工作，为国内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并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特点

此时国内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处于真正意义上的起步阶段。既然处在起步阶段，那么此时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必然以介绍普及为主，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数不少的小说译本或期刊译文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注释，毕竟译本才是绝大多数国人开始了解进而研究新西兰文学的主要渠道。另外，这一时期还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研究者思想的转变也在此时新西兰文学的研究成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总体看来，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9年，我国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从阶级论到审美分析的范式转变

研究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国文学研究者自身的思想变化比外在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1976年，“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但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外国文学研究者短时间内尚未完全摆脱长期以来的思想桎梏[74]，正常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缓冲。具体到此时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而言， 1985年基本上成了一道分水岭：1985年或1985年之前的文章在剖析新西兰作家或具体作品的艺术成就时，行文中仍多少残留着一些用僵化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的痕迹；而1985年之后的论文基本上割掉了这条小辫子，行文更加注重作家的艺术成就和作品的艺术性。

方平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他在1983年出版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中，写了一篇题为《笔端蕴秀，如见其人——谈曼斯菲尔德的写作艺术》的导读性文章。在分析《莫斯小姐的镜子》时，方平指出：

女作家巧妙地用镜外人和镜中人的“对话”去发掘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看她那种可叹又可笑的顾影自怜，你就想象得到，在这个冷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她内心深处包藏着多么可怕的孤独感。[75]

如此的阶级批判意识不只存在于这一处。在论及《金丝雀》时，方平也不忘朝阶级观点靠拢：“通过一只小小的金丝雀，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它后面的人间悲剧。在那个冷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最丰富的人的感情，只能畸形发展为人和小动物间的相依为命。”[76]方平还认为，曼斯菲尔德固然善于揭示人的不幸（特别是女人的不幸），但却拙于揭露那造成人间不幸的社会。不过，在《洋娃娃的房子》里，女作家终于“在这里有了突破，难能可贵地接触到了这样一个生活真理：不合理的阶级社会是造成人间不幸的根源。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来说，《洋娃娃的房子》无疑是属于曼斯菲尔德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77]从今天的角度客观来看，《洋娃娃的房子》固然写得不错，但无论如何它也算不上是曼斯菲尔德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中，方平的这个个案极具典型性，这是时代影响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留下的影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经过长期的思想禁锢和持续的政治运动之后，知识分子要做到彻底的思想解放是何等艰难。方平的研究尚且如此，其他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者就更是如此了。董璐蓓在分析《使女的一生》时如此说道：“女作家成功地描写了这些细节，让我们见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悲剧——无望的孤独感和摆脱不了的精神重负。”[78]钟林在探讨了曼斯菲尔德《游园会》的艺术手法之后，也“画龙点睛”地指出：

《游园会》是部好作品，但也存在着不少缺陷。由于作者的视野受到世界观的限制，因而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社会性方面写得不够充分。小说中劳动人民的形象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社会的不公正，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才能找到安慰和宁静。此外，作者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的不公正现象，却感到无能为力，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愫。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同时也给这篇作品带来了消极的影响。[79]

（二）普及宣传烛照下的文学综述

由于当时新西兰文学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读者来说新西兰文学还是一块比较陌生的领域，所以宣传普及比深度研究工作显得更加迫切一些，这也符合历史逻辑和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

虞建华探讨了新西兰民族文学的形成原因，认为“民族文学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在新西兰，则是‘新西兰人’的概念萌发、巩固及其在文学中反映和表达的过程”。[80]新西兰民族文学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变。经过研究，虞建华发现“文学领域中‘英国绅士’和‘新西兰人’在三十年代终于形成对峙”[81]，在此之前的文学只能算作殖民时期的文学。殖民的时期文学“以浪漫主义的‘英国梦’为精神支柱”，实际上“只不过是英国文学在海外的延续”。而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给新西兰人带来了幻灭，这把新西兰的文学“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民族文学轨道，完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82]

任荣珍简要介绍了从1860年至1890年的新西兰小说。在任荣珍看来，这时的新西兰文学尚处于草创时期，虽然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重要作品，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就内容来看，新西兰早期的小说可以分成毛利小说、拓居小说和淘金小说这三大类。[83]为了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新西兰短篇小说的最新动向，任荣珍还译介了发表在新西兰文学刊物《米埃津》（1985年第3期）上的一篇题为《正在变化的趋势——谈新西兰短篇小说》的文章。该文认为，短篇小说历来是新西兰最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式，“在二十世纪的新西兰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及其流行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占有主导地位”。新西兰当代的短篇小说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但“其传统也不断得到发扬”。[84]涂开益也对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概述。(www.daowen.com)

（三）横空出世的毛利文学研究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89年，国内的新西兰文学研究还开辟了一个新领地，那就是开始涉足毛利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应属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的任荣珍和马祖毅。

1987年，任荣珍撰写了《毛利口头文学》一文。该文声称，毛利口头文学在新西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其中既有散文，也有诗歌。散文包括神话和传说，诗歌包括谚语和符咒等。毛利口头文学“在艺术上尽管没有多高的价值”，但它们在社会学上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它对研究毛利原始部落的历史堪称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史料”。[85]一年之后，任荣珍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新西兰毛利口头文学》，对毛利口头文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任文宣称，毛利人在世世代代的劳动生活中创造了许多内容丰富的口头文学，这些文学与毛利部落社会生活大体上是相适应的。任荣珍分别介绍了三种类型的毛利口头文学：神话、传说还有诗歌。毛利人的神话故事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宇宙的起源、玛乌伊的故事和塔法基神话。毛利人的神话基本上以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为基础，但在新的环境中有所更改和发展。毛利传说则不同于毛利神话，它从地理上来说完全是新西兰的，一般叙述人类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内容，毛利人的传说也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发现和来源传说、移居和定居传说以及地方传说。与毛利神话和传说相比，毛利口头诗歌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可以说它们一直贯穿于毛利人的部落生活之中。[86]

毛利口头文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对1970年代崛起的毛利作家群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0年代以来，新西兰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用英语写作的毛利作家。有论者甚至宣称，“由于毛利作家的涌现，1970年代成了当代文学最令人振奋的时期。在此期间，新西兰文学在形式、内容和方向上，都产生了前二三十年所无法预见的巨变”。[87]任荣珍显然也对新西兰当代毛利作家的创作给予了一定关注。在1970年代人才济济的毛利作家中，任荣珍认为，最为突出的当属“霍恩·图法里、威提·伊希玛埃拉、帕特里夏·格雷斯和凯里·休姆。他们甚至成了当今新西兰文坛的中坚”。[88]在作品的主题思想上，当代的毛利作家也呈现出了共同的趋势：

这些毛利作家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扎根于毛利人的生活之中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们的作品大多截取毛利人的各个生活画面，从不同角度叙述了毛利人的本土生活、社会地位及与白人的矛盾冲突；反映了他们的希望和幻灭、欢愉和痛苦。[89]

马祖毅的《大洋洲诗话》和《大洋洲诗话（续）》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也并非专门探讨新西兰文学，但马祖毅在这两篇随笔式的文章中均留有一定篇幅论及毛利文学。在《大洋洲诗话》中，马祖毅提到了毛利诗人阿皮拉纳·塔伊罗尔的诗作《雷神》。[90]马祖毅曾与新西兰诗人戴维·乔治有过通信来往，戴维·乔治不但介绍毛利诗人霍尼·图法里与马祖毅互通信件，而且还提笔亲自撰写了霍尼·图法里的小传。从图法里的诗集《狗年》中，马祖毅翻译了其中的《献给牧人儿子的歌》和《哈伊库》。图法里虽然身为毛利人，却“很少以毛利族的事物入诗，但人们一直认为，他赋予自然现象以人性的这一显著特点，乃是植根于信仰灵魂学说的毛利人对世界的看法”。[91]在艺术技巧上，马祖毅谈到，图法里的抒情短诗“特别具有魅力，主要在于形象的运用，尤长于对无生命事物的拟人化”。[92]

（四）当代文学动态的同步追踪

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1989年，新西兰当代文学得到了国内译评者的极大青睐。1980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新西兰当代作家乔·考雷（Joe Cowley，1936年生）的《丝绸》和莫里斯·夏波特（Maurice Shadbolt，1932—2004年）的《房间》，后者最初曾发表于1962年9月出版的《新西兰季刊》，后又收入1963年出版的《夏季的火焰与冬季的乡野》。1986年第3期的《外国文艺》也刊登了五位新西兰作家的小说，译文之前的“导言”声称：“这些作家在当代文坛上都享有一定的声誉，在国际上也日渐受到注意。”[93]在此时期，对新西兰当代文学介绍用力最勤的还是安徽大学的大洋洲文学丛书。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大洋洲文学丛书登载的新西兰当代文学作品在新西兰国内基本上出版于1970年代，如《一个老人讲的故事》（《萨吉森短篇小说集》，1978年）、《喜鹊》（《二十世纪新西兰诗歌选集》，1979年）、《猫头鹰在哀鸣》（《企鹅图书文学指南丛书·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文学》，1971年）、《过饱之症》（《要通过的地方》，1979年）、《桔子和柠檬》（《陆地》1979年第3期）、《琼斯太太》（《绿岩，绿岩》，1972年）、《鸽群》（《新西兰听众短篇小说选》，1977年）、《小故事：献给F.S》（《新西兰听众短篇小说选》，1977年）、《媳妇》（《陆地》，1978年第127期）、《自然过程》（《陆地》，1978年第127期）、《龙落子和礁石》（《玛纳》，1977年第1期）、《诗二章》（《陆地》，1977年第122期）、《家务事》（《陆地》，1978年第127期）、《我的姐妹们》（《陆地》，1979年第130期）。

除了翻译新西兰当代的文学作品，大洋洲文学丛书还译介了新西兰学者撰写的几篇宏观论述新西兰当代文学的文章。在《送往迎来：八十年代的新西兰小说》中，彼得·辛普森指出：虽然近年来有价值的长篇小说寥若晨星，但短篇小说却多如牛毛。在过去的40年中，新西兰短篇小说主要继承了萨吉森的传统。但当代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向“追求现实主义形式和口语化的语言”、“突出个人贬低团体”的文学传统发起挑战。其中一群反叛者（主要是女作家）师法曼斯菲尔德，“倾向于含蓄地描写现实”。[94]另外还有一群青年作家“为了跟上海外小说近年来的发展步子”，正在“试图修改，甚至摒弃偏狭的现实主义观念”。[95]辛普森还勾勒出了1980年代新西兰诗坛的概况，认为1980年代的新西兰的诗歌创作“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就新西兰而言”，“还从来没有今天这般繁荣过”。[96]1980年代的新西兰诗歌创作健康活泼，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形势是空前的，令人鼓舞的”。[97]1980年代的新西兰文学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重要的评论文集、回忆录、自传及史料等，西蒙·加特勒选择了他个人认为最重要且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介绍。[98]

面对新西兰戏剧在过去十年的惊人发展速度，霍华德·麦克诺顿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许多剧院寻求同一类型的剧本，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把舞台上的成功与艺术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99]针对1965年出版的《新西兰新诗》（查尔斯·多伊尔编）和1973年问世的《新西兰青年诗人》（亚瑟·贝斯丁编）两本诗集，彼得·阿尔柯克论述了新西兰诗歌的变迁。阿尔柯克认为，“多伊尔的书显示了五十年代带有灰暗色彩的一代诗人的消亡”，而“贝斯丁一书则完全适应了新一代、新诗才和新风格的需求”。[100]新西兰诗歌变迁中出现的“某些主要事件可以说值得载入史册。变化的第一个确切的迹象可见于一九六七年”。[101]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一些作品在新西兰国内问世没隔几年，我国就迅速推出了这些作品的译文，这些新西兰文学作品在新西兰和我国的出版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同步。新西兰当代文学的及时翻译使国内读者接触到了最新的资料，译介新西兰学者撰写的论文又使国内读者能从宏观上把握新西兰当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发展态势。

（五）百年诞辰推动下的曼斯菲尔德译评

1998年适逢曼斯菲尔德诞辰100周年，包括我国上海、安徽、四川等世界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曼斯菲尔德的活动。借着这股纪念活动的东风，有关曼斯菲尔德的译评成了这一时期新西兰文学研究的最大亮点。在1980年代我国出版的有关新西兰文学方面的8部译著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就占了3部。

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集》根据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写作时期和文体风格，选择了曼斯菲尔德的20个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是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它遵循“要篇篇都选得十分确当，又要照顾到女作家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原则，共选收曼斯菲尔德的30个短篇，虽然未免有遗珠之憾，但译者以为“希望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名篇，大多数都已经选进去了”。[102]到了198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根据英国《企鹅现代古典丛书》（1981年版）翻译的《蜜月》则收录了曼斯菲尔德的65个短篇，而且译文中除了《小妞儿》、《稚气却很自然》、《起风了》、《夜阑》和《一杯茶》外，其余60篇在我国都是首次译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三部小说集当中收录的译文数量呈现出急剧膨胀的趋势。

在该时期发表的32篇学术论文中，论述曼斯菲尔德的占了多半，共有21篇。其中12篇解读曼斯菲尔德的具体作品，6篇探讨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2篇把曼斯菲尔德与其他人物进行比较，1篇简介曼斯菲尔德的生平。论述曼斯菲尔德具体作品的论文涉及《园会》、《幸福》、《启示》、《女掌柜》、《康乃馨》、《使女的一生》、《白丽尔小姐》、《没有脾气的男人》、《年轻家庭女教师》和《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10个短篇故事。

从具体文本入手剖析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创作特色是这一时期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特点。钟林认为《园会》的“写作手法却颇值得我们借鉴”，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多层次的对比手法，包括场景的对比、人物的对比和细节的对比”。[103]此外，“细腻真实的心理刻画”也是该小说的显著特点。[104]读完《使女的一生》后，董璐蓓不禁“惊叹作者的高超技巧：仅用这么短的篇幅，这么朴实无华的细节的描写，却展示了一个自私的、非正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反常关系”。[105]萧乾不仅翻译而且撰文评述曼斯菲尔德，认为“于平淡中见新奇是曼斯菲尔德作品的一大特色。她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画廊，通过不同层次的心态描绘，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106]对于文洁若翻译的《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萧乾的评价是：“本篇是她中期的杰作之一，早期的幽默和讽刺逐渐减少，感伤和压抑的情绪占了上风。”[107]

宗璞撰文论述曼斯菲尔德的节制功夫，认为曼氏的节制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内容的取舍熔裁、结尾的处理、细节的选择和文字运用四个方面。[108]陈家宁先后撰文两篇解读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曼斯菲尔德的创作着眼于小而不着眼于大，立足于普通而不立足于神奇，她的那些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作品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受”。[109]陈家宁还用随笔式的文字对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进行了赞叹，赞叹曼氏的小说是摄影艺术品，“曼斯菲尔德善于从生活中摄取富有本质意义和艺术色彩的镜头，并赋予它和谐透明的光耀”。[110]在对情节的追求当中，陈家宁以为当属曼斯菲尔德最为突出，“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并不一概排除情节，但是她成功地写出了没有情节的小说”。[111]读完曼斯菲尔德的短篇，陈家宁的结论是：“故事的特点减弱了，小说的特点脱颖而出，新颖的风格，独特的美质，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曼斯菲尔德散文式小说。”[112]卢坤缇也对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曼斯菲尔德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她：

一反过去小说作家的公式化手法，不受结构的局限，不去故意制造一些戏剧化的人物或情节，而把“镜头”对准一些看来平凡不足道的人物和事物，用从侧面观察的方法叙述情节，让人物心理自然流露。这种纯朴自然的气质，是在她以前的许多小说作家所没有的。[113]

郑怡运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手法，从创作方法、题材选择和主题处理的角度切入，对曼斯菲尔德与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作了比较。郑怡认为，“实际上，曼斯菲尔德和波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整体，是经过苦心经营，巧妙地把素材、主题、结构和风格融为一体的完整的艺术品，浅显的表层结构下蕴藏着深刻的内涵”。[114]

从绝对数量上看，1976至1989年间中国新西兰文学译评的学术成果不算太多，但它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文革”之前的外国文学研究本身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所以无论是曼斯菲尔德还是雷纳德·梅逊，传入中国之后都成了政治哈哈镜中的扭曲镜像。而1976至1989年间的新西兰文学研究则逐步摆脱了固守阶级分析的弊端，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西兰文学研究之门，并为此后新西兰文学研究的顺利进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