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倭乱源头与争执:明代十大战争

倭乱源头与争执:明代十大战争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倭”乱源头与争执嘉靖年间的倭乱,绕不过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一般把这件事看作是引发倭乱的导火索。大内氏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于是两国的朝贡贸易停止。“争贡”事件过了十六年后,嘉靖十八年,日本派遣使者前往中国,目的是重新开始朝贡贸易。市舶司中出现“争贡”事件,并不是中外商品流通惹出来的祸,问题出在中国的人事管理上。而且,完全是由于太监赖恩的参与搅局,才导致了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

倭乱源头与争执:明代十大战争

“倭”乱源头与争执

嘉靖年间的倭乱,绕不过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事件,一般把这件事看作是引发倭乱的导火索。“争贡”事件,《明史·食货志·市舶》和《明史·日本传》都有记载。经过大致如下:

前面说过,凡是外国船只到达中国,都是由市舶司接待。因为是要向中国皇帝朝贡,是正式的官方往来,市舶司的官员们还要宴请海外贡使。接待和宴请的规格和座次,通常是按照先来后到而定。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国内战争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当时日本的两家权臣大内氏和细川氏都抢着来华,希望能在朝贡贸易中捞一票,扩大势力和影响。结果,势力较大的大内氏派遣三艘船先到,由贡使宗设率领,他拿的是正德时期的堪合。势力较弱的细川氏只派遣了一只船后到,由贡使瑞佐率领,他拿的是早已失效的弘治年间的堪合。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瑞佐都落入下风。

中国古代的官场,常常是表面说一套,暗地做一套,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明的玩不过,那就玩阴的。瑞佐的手下有一个华人帮闲,叫宋素卿,恰恰就熟悉中国官场的这套潜规则。他提醒瑞佐,要想后来者居上,就必须花钱,向市舶司的主管太监赖恩行贿,要求照顾。这赖恩见钱眼开,拿到了好处后,果然不按规则办事了。日本的两股势力本来争的就是对华贸易权,竭力想把对方排斥在外,现在因为中国太监的受贿,居然搅出了大麻烦。

宴会开始的时候,大内氏特使宗设率领手下人兴冲冲而来,却被挡在门外,理由是让细川氏的特使瑞佐先居上座,大内氏的人只能陪坐。宴会中,赖恩和瑞佐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宗设被晾在一边,无人理睬。宗设手下人用抱怨的眼神看着他,他用愤怒的目光扫过赖恩和瑞佐。

是可忍,孰不可忍!明明自己名正言顺,人多势众,却不料被小人奚落。日本武士终于按捺不住暴烈的性格,宗设掀翻了酒桌,然后双方大打出手。一开始是日本人之间在市舶司里打群架,很快又把中国人也卷了进来。因为大内氏人多力量大,细川氏一方抵挡不住,于是赖恩赶紧打开兵库暗中帮助。很快双方打红了眼,殴斗变成械斗,械斗变成了对杀。到了这个时候,赖恩再想平息事端已经来不及了,终于酿成大乱。

即便有了太监赖恩的偏袒,这场日本人之间的交锋仍然是大内氏一方在冲突中占了上风。细川氏那一船人被追杀得无路躲藏,从宁波跑到了余姚。大内氏的人一看这次朝贡贸易也做不成了,干脆放火抢东西,继续追杀瑞佐,一直把瑞佐追到绍兴古城。明朝沿海卫所的官兵前来弹压,谁知根本不是日本贡使的对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被斩,执指挥袁璡、百户刘恩被俘。而日本贡使在横扫了浙江沿海之后,竟然驾船而去,逃回了日本。这件事不但震惊了浙江,而且震动了朝廷。

对明朝来说,这两年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前一年在广东,中国和葡萄牙之间发生了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最近海上冲突频繁,对手桀骜不驯,越来越强,更加重了朝廷对海患的担忧。当时官居给事中后来成为内阁首辅的夏言,提出了一个关门主义的建议:“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为何夏言等人在这里单提日本,而没有把葡萄牙也算进来?这是因为明朝对葡萄牙来华的情况还不很了解,不清楚这个对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况且明军在屯门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为何夏言又把停罢市舶司作为解决倭患的法宝?当初,海禁政策和朝贡政策都是朱元璋钦定的,为的是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对外往来。这两年海上纷争日渐增多,就是因为有了市舶司,允许日本人来华。现在停罢市舶司,绝了日本人来华的念头,最好两国老死不相往来。

这次明朝在“争贡”事件中损失不小,不但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在军事上也丢盔弃甲,让对手觉得明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自是有轻中国心”。这样,明朝吃了亏,更加警惕倭寇,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于是,朝廷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实施海禁,取消市舶司,彻底断绝与日本的来往,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当然,凡是对华友好的国家依旧可以朝贡,可以进行贸易交往。(www.daowen.com)

嘉靖四年(1525),琉球国来华朝贡,返航的时候,明朝要他们向日本传达圣谕:“争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宗设,他伙同少数人在华滋事,罪不容赦,必须逮捕他们押解来华,听任中国处置。被他们掠去的中国人也要送回中国,进行抚恤。如果不从,将中断两国的朝贡往来,天朝还要讨论对日征讨。大内氏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于是两国的朝贡贸易停止。朝廷中海禁派的势力正在抬头。

“争贡”事件过了十六年后,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派遣使者前往中国,目的是重新开始朝贡贸易。日本使者到达宁波后,浙江的镇巡官急忙将情况报告给朝廷,礼部、兵部、都察院在一起进行了紧急商讨,最后的结果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仍允许日本来华朝贡。

这次是日本主动提出朝贡申请,明朝政府同意是同意了,但没有忘记十六年前的“争贡”教训。因此接待的规格压得非常低,仅同意日本十年来华一次,人员不能超过百人,船只不能超过三艘,而且再三声明:今后要严格限制朝贡活动。

怎样应对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是沿用老办法还是采取新举措,是态度强硬一些还是和缓一些,朝廷内部很自然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严禁派和弛禁派。主张沿用老办法的态度强硬的一方,就是严禁派,他们占了争论的上风,认为漫长的沿海地区这几年已经海商辐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时就应该采取停罢市舶司、武力镇压的严厉手段。

主张缓和的弛禁派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洪武皇帝设立市舶司,就是要使各国的产品进行流通,以对方所有换来自己所无,通过商业交流挣来的钱,还可以用来加强海防军备。弛禁派还认为,一百多年来,市舶司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并不说它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市舶司中出现“争贡”事件,并不是中外商品流通惹出来的祸,问题出在中国的人事管理上。自从由太监来主持市舶司,贪污舞弊就增多了,这样市舶司的形象就打了折扣,在外国人面前砸了牌子。而且,完全是由于太监赖恩的参与搅局,才导致了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这笔账不能算给市舶司,而是太监滥用职权造成的。因此,取消市舶司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取消的是太监掌管市舶司。

如果取缔了市舶司,只能导致官方贸易无法开展。“海禁”实际上禁止不了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那么海上商业交流所得的好处将全都归入民间,政府一分钱的好处也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急红了眼,下令严格海禁,必将是官与民俱困,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铤而走险,将来海上就永无宁日了。

现在看来,严禁派和弛禁派的争论,实际上有着很明显的传承特点,这种对立的观点,从明朝之初一直传到嘉靖时期。凡是现在仍主张日本海盗构成了“倭寇”的主体的观点,都是从严禁派那里发展过来的;凡是主张给历史翻案,认为倭寇是由国内限制民间贸易引发的,属于弛禁派的传统主张。

既然严禁派占了争论的上风,明朝政府还是希望用祖制限制住中日关系,但是它不曾料到,这个时候的国际环境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近代欧洲的介入,使东亚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市场连成一片,因此海上贸易需求也急遽扩大,不要说日本人总想突破限制,拖延在华时间,就是中国的私人贸易也有增无减,更不用说飘忽不定的葡萄牙人了。

从嘉靖二年(1523)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严禁派和弛禁派一直在庙堂上争论不休,还没有动手来真的,去干涉海上私商的现实利益,等到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才打破了下层的平衡。海禁政策终于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朱纨尚方宝剑在手,但他先砍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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