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军事因素对名城文化积累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常常是重合的，都城、州府城、县城是全国或所领地区范围内的首善之区，人物荟萃，文化教育设施集中，文化得到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相适应的发展。一般而言，城市政治行政地位愈高的时期，对其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特色的塑造所起的作用愈大。这样的情形在历史文化名城中非常普遍。如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名城邯郸，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8年赵为秦所灭，作为赵国都158年；秦为邯郸郡治；汉代作为所封赵国都城400余年。这段时间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曾经为黄河北岸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全国“五都”之一。东汉末开始衰落，魏晋至民国沦为一普通小县，长期默默无闻。邯郸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最主要的文化特色是赵文化中心和成语典故之乡，而这一特色无疑渊源于邯郸600年的都城史。与邯郸历史相联系的成语典故据说有1 500多条，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胡服骑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围魏救赵、窃符救赵、奇货可居、鲁酒薄而邯郸围等都是与赵都有关的。战国和秦汉时候的邯郸，学者云集，学术繁荣，著名思想家荀况、慎到和逻辑学的开山之祖公孙龙以及知名学者虞卿、綦毋子、毛公、处子等，都曾住在邯郸，或著书立说，或进行论辩，曾经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民间音乐舞蹈普遍开展，赵乐、赵声、赵曲、赵鼓随之产生，并且还出现了像李延年、李奇等一批著名音乐家和像贾长儿那样专营的“乐户”，“邯郸学步”这个幽默的历史故事就与当时音乐舞蹈的普遍有直接关系。

临淄的情况与邯郸相类。该城自公元前11世纪姜尚以首功封于齐、建都营丘（今临淄区齐都镇）开始，至公元前221年齐亡于秦，作为齐国都700余年，两汉作为齐国王城400余年，南北朝以后降为县。临淄的文化积累主要形成于齐都时期，人物集一时之盛，政治家有姜尚、齐桓公、管仲、晏婴，军事家有司马穰苴、孙武、孙膑，天文学家有甘德，名臣良将有淳于髡、田单，医学家有淳于意，等等；学术高度繁荣，设于桓公田午和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先后聚集数百千人，淳于髡、驺衍、田骈、接予、慎到、宋钘、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和荀况等各学派代表人物齐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达到高峰，临淄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

北京自金代起步入首都之列，元朝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都城，北京的文化发展在元朝前后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之前北京虽历为诸侯国都、州郡治所，号称一方都会，司马迁曾描绘蓟城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部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51]在北方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尚无辐射全国的文化影响力，隋唐时代蓟城闻名于世并非凭借经济或文化，而是凭借显赫的军事地位。元代以后则大为改观。京城设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延续元、明、清三代，明代最盛时有生员1万余名，其中有不少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清末还创办了京师大学堂（民国成立后改为北京大学），开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天下名流汇聚于京师，工诗、善画、精书法、通音乐的南宋宗室赵孟頫入元为官，长期寓居大都，被奉为“艺坛盟主”；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郭守敬主持通惠渠的开凿和天文观测与历法编制，他与王恂、许衡等编成的新历《授时历》精密程度超过前代各朝历法，施行364年；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京任职期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开启了我国对外来文化译介的新篇章^[52]；清代纂修《四库全书》，集中了纪昀、戴震、朱筠、姚鼐、翁方纲等全国第一流的学者；辛亥革命后，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其代表人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曾执教于北京。民间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以经营古旧书籍、文物字画而闻名的琉璃厂文化街于清代乾隆年间兴起，前来寻书访画、造章裱字的官吏、学者、读书人络绎不绝；徽班进京，使国粹艺术京剧最终形成，名角云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从元代起因连续建都而迅速、稳固地确立起来。

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都城，在文化上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是巨大的，不仅是当时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在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上也具有绝对的优势，隋唐长安地区全国佛教中心地位的形成就与其国都地位密不可分。佛教东传最初是在西汉末年，经西域进入中土，其间必经过关中地区，但因西汉很快覆亡，东汉以后，关中失去国都的地位，故在东汉至前秦300余年间，关中一直处于“旷达朝市，民俗荒废，虽数伽蓝，归信甚少”^[53]的状况。东晋以后，长安先后为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都城，国都地位重新确立，佛教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形成地区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佛教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首先，帝王的尊崇直接影响都城佛教的发展。帝王采用行政手段将全国大德高僧招至京师，由政府供养，使他们专心精研佛学，弘扬佛法，壮大以京师为中心的佛教势力。前秦苻坚在统治关中期间，不遗余力地扶助佛教，聚集大批高僧，翻译了大量佛经，使长安迅速成长为北方的译经中心、佛教重地。继之而起的后秦，亦显示出对佛教的极大热情。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载：“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姚兴的极度崇佛，引发了关中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鸠摩罗什的东来。姚兴多次欲其入止长安，一直不能遂愿。弘始三年（401）破西凉后获得什公，即迎入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以他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僧团，主要任务是译经、说法、传教。什公每出一经，就有僧人专攻此经，形成专学，长安一时成为佛学研究重镇。隋文帝即位后立即普诏天下，大兴释教，所有废毁寺院一一重立，有计划地将各地高僧罗致长安。开皇七年（587），文帝请高僧昙迁入京，同时受请的还有慧远、慧藏、僧休等人。隋炀帝也极度崇佛，早在江都，就将一些高僧大德集于扬州，即位后又将一些高僧自扬州携至大兴，三论宗的实际创立者吉藏，就是这时由隋炀帝从扬州带至关中的。

其次，作为都城，聚集大批达官贵人和高赀商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供养佛僧，也促进了佛教的兴盛与发展。如隋兴建新都大兴城时，指令留有120个寺额，及至隋炀帝大业初年，120个寺额由官僚贵族全部领完。唐代又将北魏以来舍宅为寺之风继承下来，贵族阶层纷纷捐宅为寺，皇帝也往往带头将龙潜旧居舍为寺观。如唐高祖将通义宅舍为兴尼寺，睿宗在藩之宅建为招福寺、大安国寺。许多贵族也将在京私宅舍为寺庙。也有以前代废寺重新修建的。各代皇帝争先恐后地置寺荐福，就连灭佛的武宗在开成五年（840）也曾新造佛寺。

再次，都城的政治地位可强化高僧弘传佛法的势力。一些高僧利用帝王的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最著名的事例是华严宗的法藏，利用武则天的势力，使华严迅速成为当时最为实力的宗派之一；而律宗传播至江东，亦靠中宗手谕得以实现。许多高僧为寻求发展，纷纷投奔长安。唐代长安出高僧34人，数量并不算多，但有高僧驻锡227人，居全国首位。这说明长安佛教的发达，并不在于本地涌现出大量高僧，而突出表现在外地高僧受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的吸引，趋之若鹜，云集长安，使这里出现空前绝后的佛教盛况。(www.daowen.com)

最后，旷日持久、规模庞大的译经活动多设在都城。译经不仅将佛经以准确的汉语表达出来，使佛教教理得以传播，同时培养出大批佛学研究大德。但译经活动从东晋开始由个人私译转入集体官译形式，出现译场组织。译场的规模往往很大，如姚兴为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设翻译场，命僧肇、僧略、僧邈等800余人协助。僧睿《大品经序》记载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五年（403）译《大品般若经》说：“法师（鸠摩罗什）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辨文旨。秦王（姚兴）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睿、道恢、道檦、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54]唐玄奘译经长达19年，太宗为玄奘在慈恩寺置翻译院，其译场组织由译主、证梵语、笔受、缀文、润文、正字、证义、监护大使、书手^[55]九类人等组成，分工十分细密。这样庞大的组织没有政府支持是难以持续的。

隋唐是我国佛学宗派的形成时期，首先出现了天台宗，随后是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和密宗。这些宗派或发端、形成于长安并主要在长安流行，如法相宗、密宗；或原本在外地已有了良好的佛学基础，创立人至长安，受到长安各种学说的影响最终形成一代宗派，如华严宗、三论宗；或起源于他处，后传播至长安，旋即长安成为此学说的中心区域，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全国各地的各种佛教思潮在长安交汇，互相影响，又随着高僧的流布传播到全国各地。一时之间，长安丛林遍布，名僧荟萃。安史之乱以前，全国约有40%的高僧集中在长安，这些梵教精英在著名的寺院内布道弘法、互通声气，将佛事活动推向高潮，并且一些著名高僧活动过的寺院也随之成为佛教胜迹，如玄奘曾居止过的大慈恩寺就成为佛教徒心向往之的胜地。今西安市尚存的佛教建筑甚多，佛教文化是西安名城文化的重头戏之一。

军事因素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累的影响表现在城防工事、战场遗迹、纪念建筑、重要战事、诗词题咏乃至城市精神等有形和无形的层面。如南京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城墙，全长36．676千米，古今无匹，其建造集我国古代城墙建筑技术之大成；13个城门中最大中华门（原名聚宝门）瓮城，规模宏大，雄姿巍峨，世所罕见，从建筑角度看，结构紧密，设计巧妙，在我国城垣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军事角度看，工事坚固，能攻能守，是研究我国军事史的实物资料。又如雪域名城江孜，清光绪十四年（1888）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生的隆吐山战役和江孜保卫战，使其成为在近现代史上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城市，1903年的江孜保卫战尤为艰苦卓绝，西藏军民在火药库相继起火爆炸、水源断绝的险恶处境之下仍拼死抵抗，使侵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最后来不及突围的藏军纷纷跳下悬崖，以身殉国。今存宗山抗英遗址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可歌可泣的事件，江孜古城也因此增添了光彩而厚重的一页。江南历史名城南昌，也因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声枪响，使这座“豫章故郡”又成“英雄新城”。

特别对于古往今来的战略要地，战争文化甚至成为名城历史文化的特色和亮点。从淮海名城徐州的历史来说，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古以来驻军多、战事多，从秦汉之际霸王项羽以徐州为中心北上、西进、南下，到唐设武宁军、感化军节度使；元置兵司马，明清设总兵，到近现代新老军阀的司令部、“剿总”，历史上曾约有百万军队驻扎在这个远不足百万人口的古城之中。对于徐州的争夺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从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彭伯寿征西河”，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决战淮海，历史上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战事有400余起，其中较大规模的战事有200余起，因此涌现的战将、名人更多。至今徐州仍保留着许多重要的历代战争遗迹和遗址，古代的如项羽阅兵练马的戏马台，十面埋伏的九里山，刘邦酣酒高歌的歌风台、大风碑，汉王策马挥剑的拔剑泉，吕布一矢解斗的射戟台，南朝刘裕北伐所筑的台头寺等；现、当代的如津浦铁路抗战员工纪念亭、马坡抗日烈士陵园、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人雕塑像、国防教育馆、王杰烈士墓、王杰纪念馆、双拥碑，所有这些无一不显示了这座古城的烽火经历和现代军人的风采。见诸谣谚，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成语典故里有“楚汉相争”、“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再从战争对民俗风土人情的影响来看，一曲《大风歌》既有徐州人百折不挠的强悍性格和尚武精神的体现，又有徐州人保疆卫土、不怕牺牲精神的再现；一座戏马台既是徐州人不以成败论英雄心迹的写照，又是徐州人善待历史的博大胸怀的折射。

再如湖北名城荆州也是历代兵家必争的“用武之国”，特别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部三国故事，紧紧围绕着魏蜀吴三家对荆州的激烈争夺而展开。赤壁之战后，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为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打下基础；接着孙权多次派人向刘备索取荆州，刘备则以种种借口延宕不还，吴蜀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至吕蒙白衣渡江袭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蜀国一蹶不振；魏吴又数次征战荆州，最终转变为吴晋相争。晋太康元年（280），晋国大将杜预先破荆州，而后顺江东下，灭掉吴国，三国归于一统。其间蜀将关羽驻守荆州十年，留有偃月城、画扇峰、点将台、马跑泉等多处遗迹和许多民间传说。“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三国军事文化是荆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