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因素对名城发展的影响

尽管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经济的发展通常处于政治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但统治者也认识到“无市则民乏”，为满足自身的需要，采取种种鼓励工商业的措施。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城市人口聚集，功能复杂，从而使城市的规模扩大，促进了城市建设，甚至行政等级亦得到提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创设和初步发展的时期。铁器在农业、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新兴城市不断出现，原有城市的规模增大，如《战国策·赵策》所言：“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64]，在当时所谓“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中，发展为历史文化名城或与名城有渊源关系的就有临淄、邯郸、燕下都（今河北保定市境内）、濮阳、郑（今河南郑州市境内）、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蓟（今北京）、洛阳、宛（今河南南阳）、郢（今湖北荆州）、栎阳（今陕西咸阳市境内）、姑苏（今江苏苏州）、成都等，这些城市成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规模较前扩大。如临淄由大小二城相套组成，大城南北约4．5千米，东西3．5千米，小城嵌在大城西南角，南北2千米多，东西1．5千米余，两城周长21．5千米，总面积1 500公顷多；邯郸包括大北城（赵都郭城）和王城两大部分，总面积1 894公顷，王城是赵国的宫城，由略呈“品”字形的东、西、北三个小城组成，城内总面积505公顷；郢都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约4 500米，南北约3 500米，总面积约1 600公顷；栎阳城东西长2 500米，南北宽2 232米；现存战国城址中最大的燕下都东西长约8千米，南北宽约4千米。城市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仍以临淄为例，《战国策·齐策》记载苏秦为赵国合纵游说齐宣王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若每户按5人计算，则城市人口不少于30万，再加上王室、官僚、贵族和军队，总人口应当更多。作为战国时代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完全是一派拥挤、繁荣、富庶的气象。在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下，城市建设雄伟壮观，城墙宽厚高大，有城门13座，街道最宽达17至20米，城内有以桓公台为主体的大片建筑群，至今残高达14米的桓公台仍巍然矗立。战国末期和秦代，因战争的破坏与秦的暴政，临淄一度人口锐减，城市衰落，但因该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向来发达，鱼盐丝织天下闻名，冶铁业也位居全国前列，因而随着齐鲁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临淄城市再次崛起，西汉时为“五都”之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直至今天，临淄仍以工商业发达为特点，而春秋战国以迄汉代遗留下来的齐国古城遗址、大规模的殉车马坑以及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累累高耸的墓葬群构成了临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最富于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西南名城成都始于公元前4世纪，是古蜀国的都城。秦惠文王时期秦灭蜀后，蜀守张若兴筑成都城，并“移秦民万家实之”，使成都人口骤增，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技术亦传入西蜀。公元前256年前后，旷世水利工程都江堰建成，川西平原从此得灌溉之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到汉代，西蜀地区形成独立的经济区域，成都是这个区域的中心，冶铁、丝织、漆器、金银制品业全国闻名，尤其是丝织业盛况空前，城南有锦官城，集中了大型的官办丝织作坊，“锦官城”或“锦城”也成为成都的别称。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繁盛，扬雄《蜀都赋》描绘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队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经济的兴旺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武帝时即因人口增多而改筑城池，增外郭城；平帝年间人口达7．6万户，约30余万人，是仅次于首都长安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汉末至隋代，成都数次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都城。唐代，成都经济持续发展，陈子昂称：“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65]酿酒、造纸、印刷等手工业全国驰名。城市户口滋多，人口高峰时达10万户，约50万人，位于长安、洛阳之后，居全国第三位；城市范围也不断扩大，向东南方向发展，僖宗年间，高骈扩筑成都罗城，“每日一十万夫，分筑四十三里，皆施广厦，又砌长砖”^[66]。城市繁荣程度仅次于扬州，号为“扬一益二”，而蜀中人士犹以为“以扬为首，盖声势也”，益州“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以侔其半”^[67]。唐玄宗、僖宗避乱均入蜀居成都，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曾一度升成都为“南京”，五代十国时期又先后为前蜀、后蜀都城40余年。

汉末，中原动乱，北方人口南迁，到东晋建立后的数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人口迁到江淮流域、长江流域及闽粤地区，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王室、官僚贵族、士族大家、大地主、大商人等还带来了他们所积累的大量财富及货币，再加上南方地区本来不错的自然条件，经济出现大的飞跃，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南方的大城市除原有的建康（今江苏南京）、成都外，还有荆州、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襄阳、寿春（今安徽寿县）、广州、郢州（今湖北钟祥）等，扬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桂林等城市规模都有扩大。东南港口名城泉州在南朝时已开展对外贸易，唐代逐步成为我国四大海外通商港口之一。而唐初泉州尚在闽州治下，仅置有南安一县，武德五年（622）“分南安县置莆田”；圣历二年（699）“分莆田县置清源（天宝元年改为仙游）”；开元八年（720）“分南安县置晋江”，泉州辖区由一县增为四县。唐代的泉州几乎囊括了闽中和闽南地区。与此同时，人口数量也得到较大增长，天宝年间（742—755）泉州户二万三千八百六十，人口十六万二百九十五，元和年间（806—820）户数更增至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日俱升，由中州一跃而为上州。五代时，节度使留从效为适应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着手泉州城的扩建并增筑道路，设置货栈，环城遍植刺桐树，使泉州有“刺桐城”的别称。北宋中期，泉州港的地位已超过明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海港，南宋更步上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地位，城池做了较大的改变，主要是向西南方面扩大：一是从新门、涂门街一直向南扩充到今下十字街，建立新的南门城，这一带称“泉南”，是南宋泉州外贸繁盛之区；二是把原有城西的旧水门南移，建立新的水门，即宋通津门。当时的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俨然是一大商业城市。元代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刺桐”美名传扬世界各地，城池也在南宋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四周拓展，扩大30里，南边已由南宋南门街向南延伸到晋江边，达到泉州古城面积最大的时期。元代多次在泉州设行省，这也是泉州历史上政治行政地位最高的时期。唐代以来泉州城规模的扩大如图2－8所示。(www.daowen.com)

图2－8　唐—元泉州城规模的扩大^[68]

近代以来，上海、天津、哈尔滨、青岛、武汉等城市被迫开埠通商，近代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使得这些城市迅速崛起，近一两百年中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显著地位和独特的城市面貌格局使之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后起之秀。今天的哈尔滨地区在19世纪末还只是约有5万人口的近百个村屯和渔村，1897年开始以哈尔滨为中心修筑中东铁路，哈尔滨作为城市开始兴建，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市区始基本形成。以后英、日、法、美等国相继加入《英俄协定》，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汇集哈尔滨，开办数以千计的工商、金融等企业，并设立商业会议所，专营进出口贸易，使哈尔滨成为中国东北北部最大的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中国政府于1913年在哈尔滨设滨江县，1914年设滨江道，1926年收回长期被沙俄控制的行政管理权，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短短一二十年间，哈尔滨完成了从古朴的村庄向独具异域风格的近代城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