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现代城市发展与名城经济的盛衰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城市是封建型的传统城市，鸦片战争之后，封建社会经济开始解体，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迫使我国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南方珠江流域和东北黑龙江流域开港开埠，数十个开埠城市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分布，西南、西北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陆路商埠城市（见表3－3）。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开埠通商城市的城市性质、规模、功能、结构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同时，一些内地大中城市也陆续发生了部分质变，向近现代城市转型。在此背景下，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盛衰各异。

表3－3　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在近代的开埠情况

续表3－3

（一）近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名城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的输入，或由于本国资本的发展，一些名城在近现代兴起或得到较快发展。包括如下几类：

1．新兴起的名城——青岛、哈尔滨

青岛和哈尔滨是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后，于19世纪末新兴起的名城。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东口，该地区在清末称胶澳，原是一些小村镇。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是为青岛建置之始，当时是海上贸易港口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海防重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1月，德国以武力强占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期99年，使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企图把青岛作为掠夺中国原料和倾销本国产品的口岸。1899年开始修筑胶济铁路，在铁路沿线开矿，在大港附近建设现代化港口及增加装卸设备。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及大港码头建成后，商业贸易的数量急剧增长，人口也迅速增加，青岛在较短的时间里从十几个小村镇发展成为一座城市。1914年11月11日，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设立银行，开办工厂，中国民族资本家也在青岛开办了一些工厂，青岛的工业得到发展。1922年北洋政府历经交涉，收回青岛，将青岛开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为青岛特别市。此时建立了华商的华新纱厂及面粉、火柴、酿酒、打蛋等工厂，中国官僚资本的势力有所增加，先后建起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大楼，商业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1937年后日本再次占领青岛，试图将其建成华北的战略基地和掠夺物资的港口。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将其转变为美国的海军基地。

19世纪末的哈尔滨地区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些渔村，1896年，沙俄诱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密约》，在铺设东清铁路（民国后称中东铁路）时，哈尔滨作为铁路附属地被沙俄占据，随着铁路的修建，哈尔滨成为东清铁路的枢纽和管理中心，1898年沙俄曾将哈尔滨改称松花江市。1903年东清铁路通车，哈尔滨市区基本形成，复称哈尔滨市。1914年英俄非法签订《英俄协定》，承认沙俄在哈尔滨中东铁路附属地的自治权，接着日本、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也相继加入《英俄协定》，享有同等待遇。因哈尔滨位于铁路与松花江的交汇处，发展很快，先后有30多个国家十几万侨民汇集到哈尔滨，几乎包括欧洲的所有国家，美国、墨西哥、日本、印度、阿富汗等16个国家还设立有领事馆，使哈尔滨一时成为列强盘踞的国际城市。他们在哈尔滨开办数以千计的工商、金融等企业，设立商业会议所，专营进出口贸易，使哈尔滨成为中国东北北部最大的商品市场和物资集散地。1920年以后，中国北京政府逐步收回中东铁路的部分主权，1926年成立哈尔滨特别市，收回了长期被沙俄控制的行政管理权。

以上两城市均在近百年中由小村庄发展成为近代化的都市，城市人口规模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原来的数百人、数千人上升至50万人以上。

2．由租界发展的名城——上海、天津、武汉

自1845年英国人与上海道台订立《上海土地章程》，划定外国人居留地界，中国土地上开始出现租界。租界是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控制之外的特定区域，由外国人掌管地方行政，开埠城市在其影响下，迅速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城市性质改变，加之外国商品与资本的大量输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上海、天津、武汉等以租界为主的名城迅速成长为近代化的大城市。

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和长江入海口，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明清时期商业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于1842年开辟为商埠，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受到外国资本家的青睐，洋商很快纷至沓来，英、美、法相继强占租界，并不断扩展，日本虽无租界，但盘踞虹口、四川北路一带，形成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建筑大量洋行、银行、工厂、仓库、码头，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到1854年上海的洋行已达120余家。租界以外中国政府管辖地区也不断扩展，1865年在南市区建江南制造局及江南造船厂，闸北、苏州河一带也兴建不少工厂。上海的内外贸易持续发展，除经销本地消费的进口商品和本地土货出口外，还承担国内其他口岸和内陆城市的转口贸易，特别是长江流域和沿海附近地区的货物出口大都集中到上海；而洋商倾销中国内地的商品，甚至运往亚洲一些国家的洋货也要经过上海。1853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首次跃居全国第一，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并从此成为东亚第一大港，内贸也获得同步增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发展达到顶峰，不仅是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经济中心城市，还被称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纽约、伦敦、柏林和芝加哥的第五大城市，城市人口增至300万以上，到1949年更达545．5万。

天津地当海河及其五大支流交汇入海处，金代在三岔河口设直沽寨，是天津城市的起点。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天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京师的门户、河海漕运的枢纽和盐业产销中心，推动了天津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到1840年天津已成为拥有44万人口的大商埠。1860年天津开埠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地盘，强划租界，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9国先后在天津强设了近15平方千米的租界地，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国家之多、面积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各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云集天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天津还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1893年经过李鸿章5次大规模扩充建设的天津机器局成为包括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的大规模军工企业，能够生产制造车床、锅炉、洋枪、洋炮、弹药、水雷，雇用工人3 000人，并附设水雷学堂、电报学堂，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1880年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翌年开始接修北洋水师各种舰船，还能制造小型船舶，生产军火，是北方最早的船厂和重要的军火工厂。洋务运动中还兴办了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和全国最早的邮政、电报、铁路、大规模航运，设立了近代化的铸币厂天津机器铸钱局。1900年以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天津设置了北洋铁工厂、勤工陈列所等工厂。天津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早期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再加上各租界开办的一批工业企业，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体系。清末到民国，官僚政客、遗老遗少也在天津买房兴业，频繁往来，使天津成为近代殖民政治、经济、文化的聚合地。到1935年，城市人口猛增至106．8万。

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武昌自宋代以来已是繁华的市肆，汉口是明清时期的四大名镇之一。鸦片战争后，作为中国内陆第一个开埠的城市，武汉经历了迅速近代化的过程，成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861年，根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清政府被迫与英人签订了《英国汉口租地原约》，从此先后有英、美、法、德、俄、日、荷、比、意、匈等15个国家建立领事馆或总领事馆，有英、法、德、俄、日5个国家建立了租界，整个汉口租界的面积达到2 900多亩。由于殖民地贸易量的急剧增加，汉口出现大量的中外资银行，成为金融的集中地。1900年11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兴建粤汉铁路为由，奏请“开武昌城北外十里滨江之地位通商口岸”，武昌成了自开商埠。1905年京汉铁路开通后，武昌和汉口的市区面积都得到了拓展。汉阳是中国钢铁工业的诞生地，1908年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成立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是当时东亚地区最著名的钢铁企业。1906年成立的既济水电公司是武汉官商合营最早的企业之一，其下属的大王庙电厂是全国最大的发电厂之一，设备容量曾达到当时中国总量的1/3。武汉自开埠以后，因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造成的“两江三镇”格局逐渐合为一体，现代的武汉市开始形成。

（二）经济逐渐发展的传统名城

受中国社会性质及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传统的封建统治中心、手工业商业中心城市因开设商埠、铁路附属地，或因新的交通线的开辟，近现代工商业逐渐起步。其中铁路建设对近现代城市影响较大，这种影响除了由铁路路线、站场、附属工厂等本身建设引起外，还由于铁路通车后，商业、运输业的发展或工矿企业的增加而引起。近代铁路的兴建始于1876年的淞沪轻便铁路，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形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铁路修建作为西方国家开拓殖民地的有效方法尤其受到重视。铁路运输网络为近代工业提供了运输条件，成为沿线城市近代化的巨大推动力。

1．北京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的都城，近现代经历了缓慢地向现代都市变迁的过程。北京的交通区位条件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大运河的运输因黄河改道和淤积受到严重阻碍，帝国主义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极力促使政府修建铁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北京通往各地的铁路先后建成，确立了近代交通枢纽的地位。1896年，京津铁路通车，1907年通往奉天；1906年由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909年由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通车；1912年与大运河基本平行的津浦铁路通车，这些铁路使北京与南北各地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随着铁路的修建，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为修理京汉铁路的机车车辆，1900年建长辛店机车厂，1905年又建长辛店电器修缮厂、南口铁路工厂、京西煤矿等。相继建起的还有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京师自来水厂、丹凤火柴公司（华北最大的火柴厂）、清河制呢厂以及印刷、染织、食品等工厂。1915年对前门地区进行了改造，拆除了瓮城和部分城墙，形成了一个开敞的空间，百货商场、老字号、电影院、钱庄、银行、酒楼等聚集在这里，城市的商业、娱乐功能得到增强。

2．南京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南京，随着津浦铁路及沪宁铁路的通车，南京成为南北陆上交通与长江水运的交汇点，城北下关沿江一带集中了各种洋行、银行、轮船公司、码头、仓库、火车站等，形成新的市区。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曾进行过“首都建设计划”，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开辟新的道路，建造行政办公机关、纪念性建筑及上等阶层住宅区等，市区兴建了少数军事工业，如金陵兵工厂、无线电厂、船舶修理厂、被服厂及其他军需工厂。20世纪30年代，南京市人口超过100万，位居大城市之列。

3．重庆

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地区性的行政中心和内陆型沿江港口城市，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四川地区相对封闭，与外部交往和经济联系主要依赖长江水道，而重庆正处于四川交通与航运的枢纽，近代遂成为四川的商业贸易中心、工业基地、金融中心以及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洋货分销中心和土货购运中心。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增续专约》规定重庆成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扩展到长江上游。各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外国洋行蜂拥而入，在南岸龙门浩和市内望龙门一带集中了德、法、日等国的50多家洋行。1901年设日租界，是四川的第一个租界。开埠后的重庆与国际间建立了贸易关系，棉织品、毛织品、煤油、杂货等大量进口，蚕丝、白蜡、牛羊皮、药材等本地山货和工业原料则出口海外，随后火柴、纺织、玻璃、矿业、航运、电灯等民族工商业也发展起来。随着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和工业的初步发展，城市空间不断拓展，长江、嘉陵江沿岸建立了许多商业码头和货栈，从朝天门到南纪门沿南城一带形成了一条长达数里的商业繁荣的下半城。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临时首都，原来在沿海大城市的约1 500家工厂、10万工人迁来重庆，工厂数占到国统区工厂总数的33%，市内朝天门陕西街一带增建了中央、中国、交通、农业、聚兴诚、川盐、美丰、通商等银行，有“重庆华尔街”之称。城市人口由1937年的28万猛增至内迁后的47万，到抗战胜利时更达100万以上。

4．广州

广州是历史悠久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同时也是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主要口岸。鸦片战争后广州被辟为通商商埠，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选定沙面填土筑岸，修建道路，划分地块租借给其他外国人获取税金，沙面从此成为外国人的聚居区。广州的近代工商业发展较快。1872年陈启源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带动了广州地区的缫丝工业。1873年创办了广州机器局。1887年张之洞奏准设立了官办的机器缫丝局、织布局、铁厂和广东钱局。1890年民族资本创办了广州电灯公司。辛亥革命后更增加了缫丝、织布、毛织、火柴、印刷、食品、玻璃、水泥、造纸、造船、电气等工业，广州成为轻工业都会。广州的现代交通建设也有较多发展。1932年竣工的珠海桥是当时闻名全国的重大工程，中段桥面可向上开合，以利大型轮船通航；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密切了广州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广九铁路到达香港，广州的政治、经济地位日趋重要。

5．济南

黄河下游古老的城市济南自晋永嘉年间（307—312）开始一直是海岱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清政府自动将济南辟为商埠，加速了济南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商埠区实为变相的租界，几年间德、日、英、美等国建设多处银行、教会、医院、学校，大量商业资本也汇聚济南。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黄河铁路桥建成，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工商业更加发达，城市人口剧增，商埠区也向外扩展。济南的民族工商业受洋务运动的刺激发展较快。山东机器局至1901年已成为拥有炮厂、枪子厂、翻砂厂、熟铁厂、轧钢厂、火药厂、电料厂、木工厂的完备的军工厂。1902年由农工商务局创办的工艺局在趵突泉一带建设钢铁、花边、织布、木器、洋车等厂，以后济南又建起电灯公司、纺织厂、面粉厂、制药厂、颜料厂、机械厂等，城市规模迅速扩展，商业日益繁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浪潮也进一步促进了济南工商业的发展。

6．郑州

位于河南省中部的郑州是近代由于铁路修建而扩展起来的城市。郑州曾为商王朝的建都之地，几经兴衰，到20世纪初仍是一个没有现代工业、商业不发达、人口在2万左右的普通小城。1906年、1909年京汉、汴洛（陇海线前身）两条铁路相继通车后，给处于封闭和衰落的郑州带来新的生机。郑州成了中国南北与东西两条主要铁路干线的枢纽，“贸易颇盛，为河南之冠”，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工业品转运中心。工业也有了发展，相继建设了打包厂、打蛋厂、火柴厂、面粉厂、纱厂等。1922年郑州曾辟为商埠，日本在此设三井洋行，美国开设有美孚煤油公司。老城和火车站之间也逐渐形成一片集中了商店、洋行、银行等的繁荣街市。随后由于日军的侵略和破坏，又使郑州一蹶不振。

近现代因开埠通商或铁路通过而获得发展的名城还有宁波、镇江、安庆、杭州、沙市、长沙、岳阳、徐州、南昌、柳州等，此外，甘肃天水由于公路的兴修、四川泸州由于军事工业而得到发展。

（三）相对衰落的名城

一些过去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和以手工业发展而繁荣的名城，近现代受到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及新的生产技术的冲击，经济相对衰落，如大运河沿岸的淮安、扬州，汉江沿岸的襄樊、大庾岭道上的赣州等。西部内陆地区的名城，由于远离近代沿海经济中心，陆路交通又比较落后，故成为偏僻的内地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衰退，亦呈相对衰落之势。

1．淮安、扬州

淮安位处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干线大运河沿岸，在隋唐时就成为经济繁荣的城市。南宋至清咸丰五年（1855）的六七百年间，因黄河流经此处入海，淮安便成为大运河、黄河、淮河三大河流的集中地。清代大运河分段通航，南北航运都在淮安调换车船，因此这里商旅云集，商业、手工业均较为发达。近代中国沿海南北货运采用了先进、廉价的海轮运输，1912年与运河几乎平行的津浦铁路通车，给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带来很大的冲击，加之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仍回原河道由山东境内入海，同时淮河也因黄河流经时期河床升高而不从淮安经过，这样作为三河交汇、运河沿线重镇的淮安改变了原有的交通条件，也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商业衰退，人口减少，街市萧条，从具有全国影响的运河转运枢纽和工商重镇衰落成淮北普通的农产品集散中心，成为近代衰落名城的典型。同为运河枢纽名城的扬州在近代因五口通商、津浦铁路通车，以及淮北盐场的兴起，在交通、经济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咸丰年间太平军在扬州三进三出，清军在此设江北大营，城市遭到严重破坏，贸易深受影响，到19世纪末已从繁荣的全国性大工商业城市变为地区性的工商业城市。

2．襄樊

襄樊地跨汉江两岸，南岸为襄阳，北岸为樊城，号称“七省通衢”，是“南船北马”的水路转运中心和南北通商贸易的据点，汉唐时城市人口都在10万以上，到清代仍有8万人口。在近代初期襄樊的经济仍得到较快发展，但京汉铁路修通后，铁路逐渐取代内河运输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水运时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衰落下去，到1949年人口降到只有3万。

3．赣州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章、贡两江合流处的赣江源头，为千里赣江第一城。唐代开通大庾岭道，长江中下游的物资由长江进鄱阳湖，溯赣江而上达赣州城，然后转入章江抵大庾岭下，再翻越梅关进入珠江流域，由北江到达广州。这条交通线，是唐代以后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宋代从赣江溯贡江而上，然后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地区的交通线也已开通，赣州实际上成了中国东南地区长江、珠江、闽江三大水系的交通枢纽。因此，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吞吐的各种进出口货物主要通过大庾岭道运送而必须经过赣州，作为交通枢纽的赣州纺织、陶瓷、造船、制糖等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转往上海，大量的进出口货物不再经过大庾岭道运送，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粤汉铁路和浙赣铁路的通车，赣州的交通枢纽作用逐渐消失，城市经济遂逐渐衰落。

【注释】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451～452

[2]1982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骤先生发表《中国注明详细五处历史上的七大首都》提出将安阳与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并列为七大古都之一，安阳的都城史由殷都和邺都两部分构成，而邺都遗址位于今邯郸市临漳县境内。

[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451～453

[4]北齐书第四十五卷·列传第三十七·文苑。

[5]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载周峰．南北朝前古杭州（修订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意）马可波罗著，（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第九十四章．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380～379

[7]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0(www.daowen.com)

[8]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0

[9]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11

[10]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

[11]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咸康八年十一月。

[12]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西京道。

[13]“惠历”为古彝语，意为大海，汉语译为建水。

[14]（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20

[1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48

[16]礼记·祭义篇。

[17]史记·货殖列传。

[18]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傅嘏传。

[19]后汉书·仲长统传。

[20]（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21]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22]史记·货殖列传。

[23]史记·货殖列传。

[24]史记·货殖列传。

[25]汉书·地理志。

[26]以浙江为界将原会稽郡分治，江北为吴郡，治吴县（今苏州），江东为会稽郡，治山阴（今绍兴）。

[27]晋书．卷七十七．诸葛恢传。

[28]（宋）范成大．吴船录·下。

[29]括号内为北宋时地名。

[30]（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31]康熙《江南通志》卷九。

[32]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

[33]转引自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清高祖实录·卷二四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2

[34]（清）范铠．汉口丛谈．第2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138

[35]《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卷，转引自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210

[36]张怡，潘文明．苏州市志：第二十八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728

[37]（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38]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193

[39]（宋）周邦彦．汴都赋。

[40]唐会要·卷八十六·市。

[4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垂拱〇五二（无志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2]（唐）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

[43]（唐）刘禹锡．重送浙西李相公．全唐诗·卷三五九．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光盘版，2001

[44]（唐）白居易．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

[45]（唐）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

[46]（唐）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全唐文·卷七三六。

[47]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48]元史·食货志。

[49]（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

[50]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传。

[51]（意）马可波罗著；（法）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第一百一十章．新1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431

[52]（日）滕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其中提及广东秦汉时期的物产时说：“交广之珍异，似为其本地所出，然此不过对中土而言的结果，多数珍品实由海上贸易获得的。”

[53]（唐）韩愈．送郑尚书序．韩昌黎集·卷二十一。

[54]（宋）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55]元史·世祖本纪。

[56]（意）雅各·德安科纳著，（英）大卫·塞尔本编译；杨民等翻译．光明之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52，173～175

[57]（清）薛柱斗，高必大．康熙天津卫志·序言，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