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学科认识导论

◇赵志安

音乐传播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由现代传播学、音乐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而产生的新型边缘学科。它是从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融合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史学等音乐学诸学科,以及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来系统、深入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现象、规律及其相关理论的学科。

音乐传播学在对人类历史文化中纷繁复杂的音乐传播现象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学理层面对其作深入、严密地思考、推绎和归纳,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与此同时,音乐传播学又尤为注重与传播实践活动的联系。其学科研究的着重点之一,就是对音乐传播实践过程的活动模式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进而探索出培养应用、职业型音乐传播人才的教育课程训练体系或者为相关部门制定音乐文化产业政策法规提供科学的依据,等等。因此从学科性质来说,音乐传播学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

作为一门多极交叉学科,音乐传播学最为鲜明的学科属性特征表现为“学科交融性”。这其中,音乐学和传播学是其最重要的学科基础理论构成基石。

一方面,音乐传播学作为音乐学的交叉分支学科,同任何其他由音乐与他学科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一样,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最终也离不开对人类社会音乐活动的关注,是以音乐文化传播活动及其相关事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音乐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在于音乐传播学对于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考察研究,依托了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所谓音乐传播,也就是“音乐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音乐信息共享的过程”。音乐传播学把人类音乐文化的交流、传承和传播活动视为一种“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的过程,从音乐信息的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加以认识,这完全是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结果。

由此说,音乐传播学的崛起是现代传播学与音乐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产物。现代传播学的发展、成熟是音乐传播学酝酿、产生的重要理论前提。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要深入认识音乐传播学这个新型边缘学科,就首先要对作为音乐传播学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的“传播学”,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一、传播学之概说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并探悉其传播规律的科学。它以人类社会信息系统及其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人类信息系统的生产、构成方式和特征;而且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传播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传播的控制,传播者与受传者等传播主体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等。从宏观上进行概括,传播学的这些研究领域主要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从自然科学的层面,研究社会信息及其传播的技术性问题;二是从社会科学的层面,揭示社会信息及其传播的规律性问题;三是从人文科学的层面,思考社会信息及其传播的价值性问题。

人类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行为可以说是与人类的诞生同步,但是作为专门研究这一现象和行为的学科———现代传播学的产生,却还只是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事情。传播学的诞生根基于两个重要背景:

其一,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技术、规律与意义的新兴学科,传播学是在信息社会日渐形成的社会背景下生成、发育并壮大起来的。信息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第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它是指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简言之就是大量生产、传播和消费信息的社会。传播学在20世纪40年代逐步成型于美国,60～70年代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并迅速发展。这与20世纪中叶的美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闻业、信息业高度发达,较早进入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其二,传播学作为一门在20世纪崛起的行为科学和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三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边缘学科,得益于多学科知识的滋养。它不仅涉及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还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及相关的技术学科,是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合点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传播学的诞生,正是众多不同学科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五位杰出的学者贡献突出,被视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物。

第一位,拉斯韦尔(1902～1978),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是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大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经典的“5W”模式,即任何一个传播过程都可分解为“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和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等五个环节;同时他还规划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论域,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等。

第二位,德国心理学家卢因(1890～1947),既是心理学中完形学派的代表人物,又是社会心理学中团体动力学的创始人。他对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团体动力学方面对人际传播问题作了许多研究;并最早提出了“把关人”理论,使之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重要理论研究领域。

第三位,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是一位以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而著称的社会学家。他把传播研究带入社会学,提出了两极传播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过程的复杂性,从而实际上扭转了早期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一种理论倾向———媒介万能而效果无限。

第四位,霍夫兰(1912～1961),被视为行为主义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社会心理学的态度及其改变的研究方面,为有效地进行传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有益的、切实可行的“劝服”策略,这也为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第五位,施拉姆(1907～1988),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美国学者。他综合、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编写了30多部传播学著作,被誉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使传播研究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系统的传播学学科。

然而,传播学在形成之初,主要托庇于社会心理学,尤其受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的影响很深,大多局限于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改变圈子里,一味地探讨传播媒介的效力和传播的效果问题。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传播学的发展一度面临危机。直到60年代后,“三大转机”为传播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转机之一是传播模式研究的兴旺。模式是对事物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所做的直观而简洁的描绘,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形式。传播学中的传播活动是信息流通的过程,这种过程错综复杂、变化万端。如果仅用理论语言抽象阐述的话困难很大,难以把握,而简洁明了的模式则能清楚地显示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尽管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包罗万象,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传播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模式,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传播王国的奥妙。这为传播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第二个转机发生在对传播效果问题看法的重大转变。最明显的是媒介影响与态度改变的思维定势,人们开始探讨传播的多维效果。如媒介对思维习惯的影响、媒介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媒介对文化格局的影响等。第三个重要的转机就是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受众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由于上述三大转机的出现,传播学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呈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之势。许多学说和流派纷纷面世,研究的重点从包罗万象,转向分门别类的深层化探索。正如麦奎尔在《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中所写到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传播研究及其有关的模式建立的兴趣焦点,已从寻求对整个大众传播过程的一般理解逐渐转向研究这个过程的具体方面:长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效果;媒介组织及其同社会和受众的关系;受众之选择和反应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特有的内容形式(各种信息)的构造……”这样,20世纪70年代末,传播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羽翼丰满、踌躇满志的新兴学科。

此外,在传播学的学科产生、发展历程中,主要形成了两大理论学派:美国的经验学派和欧洲的批判学派。

美国的经验学派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张扬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的行为科学;二是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主干的信息科学;三是探讨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学。它对应于20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实证研究为基点,注重挖掘传播活动的自身规律,出发点和着眼点都紧扣具体的传播实践,同人们的实际传播经验密切关联(经验色彩突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能直接用来指导人们的传播活动,但缺陷是以接受既定事实为前提来从事研究。

欧洲的批判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深远。它对应于20世纪的人本主义思潮,以人文价值为核心。主要致力于对传播现象之深层背景的考察,更注重传播及传播体制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强调传播与社会的广泛联系。

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这两大学派之间的分庭抗礼、相互补充贯穿了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与之相应,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在长期的学科发展进程中,也主要形成了人文性质和实证性质等两大类研究方法。

传播学的人文类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对人类传播现象及其传播之深层社会背景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揭示出传播活动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一传播活动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等等。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论,从本质上揭示社会传播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活动,就是一种采用哲学的方法,对传播活动本质及其价值进行思辨和判断。又如拉斯韦尔的“传播三功能论”,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阐释传播作为社会文化充满活力的源泉之一,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及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等等。传播学的实证类研究方法,则是从“定量研究”入手的研究方法。它注重于运用统计、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处理资料,考察信息传播活动中相关事物量的规定性,以把握信息传播活动性质的一种研究方法。常见的传播学实证方法有调查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等等。

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主体目标之差异性,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呈多样化,还处于发展、创新之中。但总的来说,在方法论方面,欧洲国家批判学派的学者较多采用演绎、推论等人文哲学性方法;而美国经验学派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实证性、经验性及资料归纳的方法。

以上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学派和研究领域等一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简单介绍。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进入信息化的21世纪以后,传播学已逐渐成为西方大学文科的主流学科,但作为一门学科来讲,由于传播学的前卫学科性质,其研究中心不断消解,与其他学科的边界难以确定,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还并不完整、严密。迄今为止,传播学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处在发展之中,并未存在一个“通用”的学科理论框架。相反,带着不同学术背景、从各自角度探索各类传播问题而形成的传播学分支领域,如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分支领域研究却十分繁荣。这也表明作为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传播学根本的生命力还在于和其他学科的交融共生,更多地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分支学科,这是传播学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音乐传播学的诞生,既是社会音乐生活实践的迫切需要,也可以说是体现了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趋势,是传播学学科分支化的结果。

二、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

音乐传播学作为音乐学与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无疑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现象和规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与一般传播学相比较,音乐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音乐文化信息”的传播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在一般传播过程中,传播的本质体现为信息的流通。而信息在流通过程中,首先外化为某种“符号”,成为一种符号化了的传播内容。传播活动中的这种“符号”,作为表达特定信息或意义的形式或手段,以及作为负载或传递信息的“基元”,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如声音、图形、文字、表情,等等。而在音乐传播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基元就是乐音音响符号———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音乐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能够从其他文化传播类型中分离出来,正是由于它负载信息之符号载体———乐音音响符号的特殊性,以及音乐文化信息本身在形态、意识领域的特殊性,使得音乐传播的各个过程凸现其独特的品质。

另一方面,与传统的音乐学相比较,音乐传播学不再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为中心,而是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把音乐及其相关事项视为人类文化信息的一种,以“音乐信息”的构成类型和创制,传播的行为、方式与途径,传播的效果与反馈等人类音乐文化信息系统及其传播运行规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它既包括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类型音乐纷繁复杂之传播活动现象的考察,以及对各类音乐传播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规律的揭示,还包括对音乐传播这种复杂现象、规律之本质的思考。

由此,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理论学科,音乐传播研究的范围可以很广泛。概括起来说,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研究框架,主要由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构成。

音乐传播学的理论层面研究,是指通过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从宏观整体上构筑、分析和拓展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在理论层面研究各项论题中,首先是从历时角度对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即通过对人类历史上音乐传播活动形态及其理论研究的考察,归纳出人类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各种音乐传播类型、形式和特征,进而揭示现当代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性以及阐释建立音乐传播学在当代所具有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其次,音乐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还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分析比较,剖析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属性特征、学科结构体系和学科职能等问题。

作为一门多极交叉学科,音乐传播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宏观学科构架和相关专业概念体系的建立上,音乐传播学就离不开对现代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吸收。在具体音乐传播活动过程和环节的研究中,又离不开与其他音乐学诸学科的结合。例如,结合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音乐传播学用经济学术语解答音乐产品的社会生产与流通,阐释在市场化、信息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音乐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并研究作为商品的音乐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消费过程;又如结合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阐释城市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介的关系,音乐工业中音乐家的地位,都市音乐生活的经济基础,乃至西方的跨国音乐商业工业被视作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产业侵略对非西方市场和文化的深刻影响等等;再如结合音乐史学,研究乐器、乐种的流播、衍变,音乐观念和形态如何在由传播导致的文化交融中发生变异,如此等等。这样,一方面,音乐学诸学科都能由音乐传播的研究中获益而充实自身。另一方面,音乐传播学也能在结合音乐学诸学科进行切实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

再者,音乐传播学理论层面的研究还包括从共时的角度,研究当代大众音乐传播活动的模式及其运行规律。这也是音乐传播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

在音乐传播赖以存在的现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音乐传播在各种音乐活动中存在并与社会不同层面发生广泛的联系。几乎从人类音乐活动的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切入作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因此,在面对复杂多样的音乐传播现象时,从模式入手,可以更直观、形象地认识、理解关系复杂而表现形式各异的音乐传播现象,从一般性规律而深入到各具体的音乐传播过程和环节。从拉斯韦尔建立的“5W”即传播学的五要素出发,音乐传播学的模式研究离不开对音乐信息系统构成、音乐传播主体、音乐传播媒介及传播效果等环节的研究。

具体来说,音乐传播学的模式研究包括对音乐信息系统之特殊形式和构造的研究。例如,乐音及其运动形式作为音乐符号,是音乐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但是作为文化传播的音乐传播活动,其符号所包含的内容决不仅仅于此。相关的乐器、乐谱以及乐队编配形式,甚至音乐观念、音乐行为,都是音乐传播符号的构成部分。此外,模式研究还包括长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媒介组织对音乐传播者的影响;音乐传播中受众的经济行为与消费阶层类型;音乐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社会音乐活动方式和音乐观念的深刻影响;对音乐传播信息反馈的分析以及对音乐传播媒介组织的控制和管理,等等。这些都构成音乐传播模式研究中的核心论域。

与此同时,现当代音乐传播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传播环境处于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大众社会背景。当代文化市场机制的形成,使得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音乐传播活动以音乐传播媒介和媒介组织为中心,开始更多地为市场运行规律和商业利润所支配。在音乐产业化的过程中,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已远不仅限于审美,其娱乐、教育、实用的功能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发。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的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由于经济学能够反映音乐的商品属性和流通价值,管理学能够描述音乐企业管理的程序和方法以及经济法规与音乐传播媒介组织的关系,市场营销学则能够从行销策略的层面,关注音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以及所带来的商业利润等等,因此,音乐传播学通过与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更有利于我们从实践特性出发,来探索现当代音乐传播活动自身的艺术规律,以及怎样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运行规律相适应,从而有力地推动现当代音乐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音乐传播学实践层面的研究,是指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对社会音乐生活中各种具体的音乐传播活动进行考察和分析。从理性层面思考实践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揭示、归纳音乐传播活动之复杂现象背后的规律特征,这当中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对各种媒介音乐和各类风格音乐之传播现状和特点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和研究。

现当代音乐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使得音乐信息的传播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而音乐文化信息在成为广播、电视、电影等现代传媒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元素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性。也就是说,各种传播媒介中的音乐如广播音乐、电影音乐、电视音乐以及网络音乐等,在“量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质变”,都开始具有不同于“纯音乐”艺术的个性特征和传播模式。这些现代传媒音乐的自身特性及其传播艺术规律对于传统音乐学者来说,很少涉及,但也应成为音乐传播学的考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此外,各种风格的音乐,无论是大众流行音乐还是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都离不开传播。只不过它们的传播各自有不同的渠道、方式和特点。如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流传主要利用人际传播、口传心授等传播方式;大众流行音乐主要采用大众传播手段,充分利用大众媒介的巨大影响力来占领市场;而古典音乐则侧重于组织传播,利用乐团、音乐厅等团体和机构进行传播。当然,上述各种类型的音乐主要利用一种传播手段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其他传播方式,如古典音乐除偏重于组织传播之外,也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力,而流行音乐同样也可以积极利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如举办现场音乐会、组织歌迷会)的优势。总之,多种传播手段的融合已成为当代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趋势。由此,我们在调查、分析现当代音乐的传播活动和现象时,应该从音乐信息类型、传播媒介组织和传播方式、受众的层次等多重视角入手,通过运用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等多种方法,比较、分析、归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音乐在各种音乐传播媒介中播放、传播的情况,在市场中的销售额和收视率,在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生存状况和影响,以及各自的传播运行规律,等等。

其二,是对各种音乐传播媒介组织的结构、营运特点、传播方式及其技术特征进行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

历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音乐传播技术和媒介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音乐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对音乐传播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音乐活动方式和音乐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在现当代社会,音乐开始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其商品形式,甚至就是“媒介”如CD、VCD、DVD以及各种音响、音像制品乃至演唱、演奏会本身。而这些“媒介”经过各文化公司推出,音像公司制作、生产、销售或由电视台、电台、网站以及电影发行公司和电影院这些“媒介组织”传播开来。由此,现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以“媒介”为中心,成为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一系列的关系:传播媒介一头与音乐产品的创作者、唱奏者、制作者发生供需关系;一头又与音乐产品的接受者发生消费和销售关系。而控制传播媒介的中间商,则根据市场的动态来决定生产计划和谋划包装、演出、发行,等等。

由此可见,当代文化市场机制的形成、音乐产业化进程的深入,使得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音乐传播活动以音乐传播媒介和媒介组织为中心,开始更多地为市场运行规律和商业利润所支配。因此,深入具体传播活动的中心环节———媒介,对文化市场机制中的各种音乐传播媒介及媒介组织进行调查、分析;对图书音像出版、报刊杂志、唱片公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以及文化传播公司等各种大众音乐传播媒介组织的策划创新、编辑制作和经营管理等成功的操作经验和运行规律进行归纳,这是我们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以及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

其三,是对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考察和研究。

在现当代音乐传播事业迅猛发展的同时,音乐传播职业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分工,面向市场培养音乐传播人才的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发展也成为当务之急。结合现代音乐传播实践活动来看,音乐传播专业教育中的职业技能培养包括多种事务性的能力,如音乐策划、组稿、宣传、发行、音乐经纪,等等。音乐传播专业的教学内容,除了对作为信息资源的音乐本体以及音乐传播媒介的熟悉外,还需要更多地与管理、经济、法律等相关学科知识的结合。如音像公司的财务管理、金融投资管理就涉及到财经专业,艺人的培训和管理就涉及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等等。因此,音乐传播学实践层面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密切联系实际,通过对具体的音乐传播过程、传播实践以及传播个案的分析、解剖,研究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课程体系,对学生业务能力的培养方案、音乐传播操作、运行技术的训练科目进行科学设计,以构建一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训练体系,推进音乐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音乐传播活动同样必须服从信息传播一般活动规律的制约。传播学对一般信息传播过程的研究方法,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对音乐传播活动的研究。因此,在面对上述的各项研究对象和任务时,音乐传播学也需要吸收传播学的理论,并结合音乐传播实践活动的特性来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首先,我们探讨音乐传播学的历史形态、学科属性以及传播模式等理论层面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对音乐传播活动的本质和内部规律进行定性研究,这就需要运用人文、思辨的理论方法。例如,运用比较的方法,来描述音乐传播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和区别,揭示出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特征。运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音乐符号在创作、表演、欣赏等活动中如何沟通传播的双方,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应的审美心理活动。运用美学的方法,研究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虚假的“和谐”;各种现代传媒中交响乐等古典音乐艺术审美情趣的歪曲;当代大众流行音乐中美感的消失现象,等等。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音乐与媒介和社会的关系,音乐家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音乐媒介组织的机构和制度,音乐听众(或称“受众”)阶层及其不同层次的审美趣味,音乐传播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等等。

其次,我们在探讨音乐传播学的实践层面问题,即对音乐传播活动进行广泛调查、分析,比较研究各种传播媒介的运行特征和音乐传播的教学规律时,主要运用实证类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紧密联系实践的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实质上又是一个从抽象走向具体的研究过程。音乐传播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与社会音乐生活中各类音乐实践的紧密联系,是它的重要学科特色之一。因此,我们在紧扣具体的传播实践,着重挖掘音乐传播活动自身规律的过程中,有必要结合音乐传播过程的特性来创造性地运用传播学实证性质的研究方法。例如,运用市场调查方法,调查现场音乐会的票房,调查音乐唱片、磁带的消费额,以获得关于音乐生产的经济方面的数据等。运用控制实验法,了解某种类型的音乐传播活动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要素和操作规律。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音乐文化信息系统的多样形态特征、各种音乐信息与传播媒介及其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等等。这类实证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我们充分展开对有关传播活动、传播现象的广泛调查和分析,获取丰富的经验材料、具体数据等资料,为理论层面的课题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个案研究法,即案例分析法也是音乐传播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音乐传播学以音乐在现代传媒中的多元传播流通方式和传播管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音乐在现代传媒中的多元传播流通已更多地被商业利润和市场规律所支配,作为商品的音乐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消费过程变得十分复杂,社会音乐实践活动对音乐传播这种职业技能要求也是多重的。例如如何推出一个新的音乐传播热点;如何组织并运作一个音乐团体的演出活动;如何策划、制作一个音乐的品牌栏目以及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签订各类合同等。这些技能、技术和知识体系的形成,莫不都是众多成功个案中实践经验的结晶。因为音乐传播活动的每一个成功个案,都是传播实践过程中个性创造与科学原理相融合的结果,各自有其独特的成功经验和启示。因此,我们强调对音乐传播实践中经典性传播个案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学习、吸收成功者的经验,以从个别中统计、归纳出音乐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在音乐传播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探索其实践运行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音乐传播学学科酝酿、发展历程之综述

在我国,学科意义上的音乐传播学孕育的开端,与西方现代传播学被介绍到中国并获得迅速发展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传播学正式被引入到我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在当时的条件下,该书较为全面地用中国式的语言介绍了传播学,这是中国内地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介绍传播学的图书。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这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至今仍具有经典意义。此后,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传播学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的介绍。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当传播学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介绍和传播,并纵深发展、开始其本土化的进程时,一些音乐学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兴学科,并尝试吸收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与自己的音乐学研究课题相结合。

最早开始这一尝试的是冯光钰先生,他早在1992年就曾撰写《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演变》一文⁽¹⁾,比较广泛地涉及到传统音乐的歌种、乐种、曲种、剧种的传播及“同宗”现象,并对一些“同宗”的音乐传播现象进行个案研究。经过近十年的笔耕,他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同宗民歌》、《客家音乐传播》、《戏曲声腔传播》、《曲艺音乐传播》、《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等专著,系统研究了我国各类民族音乐传播中普遍存在的“同宗”现象。

对于此类研究的视角和动机,冯光钰先生后来曾撰文说:

说起“同宗音乐”这一术语的由来,应当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笔者对音乐传播开始进行研究的时候。以往,在我国的音乐学研究中,并无音乐传播这门学科。随着我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开展,西方一些新兴学科及新研究方法纷纷传入中国,传播学(Communication)也随之而来。传播学在美国孕育于20世纪初期,形成于20世纪中期、兴盛于20世纪后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报刊上才对传播学有零星的文章介绍,最早出版的专著是《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当时,我正好与新华出版社有一些工作联系,于是从该社社长许邦先生处最先获赠一册。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传播的发展、原理、过程、途径等问题,观点新颖,论之成理。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讲述新闻、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规律和方法,并未涉及到音乐文化特别是民族音乐的传播。然而此书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传播学的介绍,却使我颇获启示。⁽²⁾

由此可见,90年代初以来,冯光钰先生长达十余年的有关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及“同宗”现象的系列研究,是他主动吸收、借助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与传统的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相结合的结果。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其他的一些成果:如修海林先生的《古乐的沉浮》,就华夏古乐的南北交流及其与异域外族音乐交流、传播进行研究;又如陶亚兵先生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是关于中西音乐传播、交流史的专题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开始借助朴素的传播理论意识,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美学等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可说是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交流、传播实践现象入手,进行音乐传播理论研究的开端。

然而,较早开始从宏观理论层面思考音乐传播理论研究的学科属性的,是修海林等音乐学者。1993年初,以《中国音乐》杂志为阵地,他们相继发表了一批关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音乐传播学方式方法研究的论文(详见薛良、宋莉莉、修海林等六人关于音乐传播学的论文,发表于《中国音乐》1993年第1、2期上)。他们不但首次提出“音乐传播学”这一学科名称,并且就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早期第一轮专题探讨。其中,修海林先生在他的《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一文中,首次倡导把传播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引入传统的音乐学研究领域,并且认为:

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某种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从音乐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讲,其研究同任何在音乐与他学科结合处产生的边缘学科一样,最终都要“归一”,归到对人类音乐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认识,把握这个“一”上来。也由于音乐传播学本身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其研究采用的方法、途径也必然是多样的。因此就起步阶段的音乐传播学研究讲,当它还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时,其研究尤其需要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与音乐民族学等音乐学诸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的支持。⁽³⁾

修海林先生对于“音乐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理论模式,音乐的传递符号,音乐传播方式与媒介,音乐传播的接受与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思索,代表了当时的音乐学者对于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进行研究的深度,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作者的出发点更多是通过吸收、引入传播学的理论方法来推进音乐学研究的发展,还缺乏对音乐传播实践现象以及音乐传播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充分关注。

继1993年初,以《中国音乐》杂志为阵地掀起的“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第一轮热点后,武汉音乐学院则首次把音乐传播学引入到专业音乐教育领域。

1994年,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设了一门新的专业课———“大众音乐传播学”。主讲教师是从事艺术哲学、音乐美学及音乐史学研究的宋祥瑞副教授。他将“大众音乐传播学”定位为大众传播学与音乐学结合起来研究当代流行音乐的一门新学科。而且认为:

现代流行音乐与大众传媒技术之间具有一种非常内在的关系,那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演变就成为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且为任何其他学科所不可取代的途径或方法论。……因此,根据上述考虑,我当时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历史的梳理上。并以此为基础,在研究内容上提出了以媒介为中心的四大主题论:即(1)关于流行音乐本身即传播信息的“生发研究”,它包括音乐和歌词的创作与演唱;(2)关于媒介即信息制作方式的“制作研究”,它是流行音乐作为媒介而形成并面世的技术基础;(3)中间环节的“操作研究”,它一方面是指各大媒体的编辑和传播操作,另一方面指经纪人作为中间环节与音像的制作发行公司之间的操作,歌手通过他们的“包装”而走向市场;(4)传播媒介的“影响研究”,即流行音乐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⁴⁾

由此可见,宋祥瑞先生作为“大众音乐传播学”专业课程的主创者,是从历史切入,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及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这与学科意义上的音乐传播学研究还有较大差异。但他吸收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流行音乐,并开设为专业课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无疑也是我国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开端。(www.daowen.com)

此外,曾遂今先生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对音乐传播现象和规律,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如他1997年出版的《音乐社会学概论》一书中包含有“音乐传播论”一节,指出“社会生活中任何音乐现象离不开音乐传播。在这些现象中或现象后面,音乐信息(音响形态的或乐谱形态的)所运载的传播者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在为人们‘分享’(部分地理解)或‘共享’(较完整地理解)。……因此,可以认为,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并且他从“音乐传播的概念和功能、音乐传播的基本模式、音乐媒介与音乐传播、当代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等层面,阐释了作为社会音乐生产运行系统中的音乐传播环节。这是将音乐社会学与传播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有益的理论尝试。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传媒产业化以及音乐娱乐工业市场急剧膨胀性发展的背景下,国外一批学习有关“音乐商业”与“娱乐工业管理”等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回国,给音乐传播管理实践和音乐传播专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其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宗晓军先生,在1997年秋天获得美国迈阿密大学音乐商业与娱乐工业管理硕士学位后归国,旋即在《音乐生活报》、《中国文化报》、《人民音乐》、《中国演出家》等刊物主持有关文化产业专栏,发表相关文章,并于1999年出版《音乐商业的秘密》一书,系统地介绍国外音乐商业传播、运作的程序、环节和规则。

2000年春季,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宗晓军先生创建并教授“音乐商业与艺术管理”课程;到2001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将“音乐传播与管理专业”纳入招生计划,并招收了首届8名本科新生。在该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中具体规定了毕业生应该获得包括音乐学、音乐管理学、音乐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内的九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更多能够作为演艺、创作人员及其音乐作品与音像制造业、音乐出版业、演艺市场等环节之间联系纽带的音乐传播人才,与音乐传播相关的艺术类教育在我国也已形成勃兴之势。如除了中央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院校已经开办、并招收“音乐传播与管理”专业方向的学生外,全国近20所综合院校也正在开办或筹备与音乐传播相关的艺术类专业教育。尤其是到2002年,随着国内唯一的高等专业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的介入,使得我国音乐传播专业教育以及学科发展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2002年4月,“首届音乐传播专家组会议”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与会专家有来自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专业院校研究机构,以及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电台、文化行政部门和音像出版公司等传媒机构的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对于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在我国的确立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就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方向,以及音乐传播专业教学师资配备、教材建设以及专业课程设置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专家们还就北京广播学院所倡议的:2002年12月举办“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达成初步共识。

2002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录音艺术学院招收了首届23名“音乐传播专业”的本科新生。该专业立足于北京广播学院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将专业定位为“以音乐学为基础,以传播学为依托,以音乐在现代传媒中的多元组合方式和传播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音乐策划、音乐制作、音乐经纪、音乐产品营销等新型音乐应用门类作为主要的研究、教学手段,是跨学科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并要求该专业学生“掌握音乐学、传播学、现代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对现代传媒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有着良好的音乐素质,掌握音乐项目策划、市场营销、统计管理、音乐节目制作与编辑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方法,具有组织、协调、项目运作等方面的专门工作能力”。

2002年12月上旬,在北京举行了由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承办,由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及武汉音乐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的“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达102人,参会的其他代表40人,代表来自全国各音乐艺术院校、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机构、文化部门、音像制作出版等几十家单位。这次大会设定的议题方向有: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和定位、国内音乐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国内外音乐传播比较研究、音乐传播教育考察、音乐传播媒介研究、音乐经纪人素质及要求、音乐传播的一般评价体系、音乐风格与传播形式,等等。大会最后也达成一致的共识:成立“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文化及社会意义等。会议收到数十篇与各类议题有关的论文。⁽⁵⁾并且,参会的百余位代表就本次会议的各项议题,通过分组宣讲、发言和辩论,进行了广备委员会,以团结国内关心、有志于推进音乐传播事业快速发展的同仁志士们,进一步推动音乐传播实践活动和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繁荣发展。

应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音乐传播学学科在我国的初步建立。它不仅是国内关心、有志于音乐传播事业的同仁志士们在新世纪的首次盛会;同时通过广泛的论文征求和深入的学术讨论,为音乐传播学理论研究积累、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更加强了各院校、各位专家学者与音乐传媒和音乐传播业界之间的联系,从而为音乐传播学的进一步快速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以这次会议召开为契机,音乐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了加速度的发展。自首届研讨会之后,以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和《人民音乐》等学术刊物为阵地,一批有关音乐传播学的学术论文得到了公开发表。这其中,主要有:汪森先生的《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⁶⁾该文考察了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定位,论证了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以及学科的基础概念、术语和命题。并且作者认为:音乐传播学=音乐学+传播学,这是一个两项相加的等式。而“音乐传播”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之“学”(理论形态),至科学意义上之“术”(技术、艺术),到商业社会专业分工体制下之“业”(业务、职业),是当代世界全球化之产物。因而,音乐传播应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活动,业→术→学是由实践到理论,学→术→业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宋祥瑞教授的《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⁷⁾。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开设大众音乐传播学的课程教学和研究过程入手,介绍其缘起和现状、大众音乐传播学的理论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培养目标、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曾遂今教授的《音乐创造的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一文⁽⁸⁾则系统地论述了音乐传播不同方式的阶段性历史发展,认为音乐传播从原始的自然传播发展到现代的技术传播,随着媒介的因素和作用在逐渐增强,音乐原始自然的透明性在递减,音乐的商品性在增加。并且作者提出:对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应当进一步从如下方面展开:音乐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与音乐传播技术的关系;音乐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与音乐作品的关系;音乐传播的速度与规模与音乐听众的关系;音乐传播的速度与规模与传播链中非音乐创作、表演人员的关系;另外,还应包括音乐传播与时代、社会、政治参照系的关系,等等。

薛艺兵博士的《音乐传播符号学原理》⁽⁹⁾一文,是从音乐传播的概念出发,论及其核心领域、符号活动与通讯模式、音乐的符号特性、其美感功能和音乐传播的文化代码,来阐述音乐传播的符号学原理。

谢涛先生的《从三所院校的教学计划看我国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¹⁰⁾,分析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院校的音乐传播学专业的专业定位和办学特点,探讨了音乐传播学专业教育在我国的未来发展趋势。

刘夜先生的《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传播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的应有视野》一文⁽¹¹⁾,从音乐编辑角度对互联网上当前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现状作了抽样网页描述和一定的分析、评述,并就音乐网站建设中音乐编辑所应具有的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提出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庄元先生的《音乐传播技术的飞跃———从模拟到数字》⁽¹²⁾,从传媒技术的角度研究音乐传播。他认为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部分,其传播方式及传媒技术与人类的所有信息传播同步发展。传播媒介的形式是根据传媒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形成的,传媒技术直接关系着社会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影响到人类的音乐传播活动。

洛秦博士的《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¹³⁾,探讨城市音乐文化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音乐产业化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

赵志安博士的《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一文⁽¹⁴⁾,指出音乐传播专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能为社会、市场所接纳和欢迎的音乐传播人才,也就是从传播学角度所说的“把关人”。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是执掌或操作各种音乐传播媒介工具的传播主体。他既是控制和选择音乐信息的“过滤器”,也是传输、发送音乐信息,联系音乐信息与音乐受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文章并进一步阐述了“把关人”的类型、职能和素质特征等问题。

在音乐传播学术论文不断涌现的同时,⁽¹⁵⁾一批相关的研究专著也获得了出版。主要包括:

胡月明的《演出经纪人》⁽¹⁶⁾,全书12个章节,涵盖演出方面的经纪人概念、资格认证、管理、组织形式、工作实务、合同、市场营销学知识、项目管理、市场管理、财税知识、企业管理、国际经纪常识、产业化发展等诸多领域。演出经纪是音乐市场营销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音乐中介环节。作者在书中体现出来的商业经济知识,正是我国音乐人目前所欠缺的。因此,此书的问世,有利于推进演出经纪的发展。

安盟的《现代音乐产业概述及音乐企业管理》⁽¹⁷⁾,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音乐产业”内容的专著,它是“现代文化产业概述及文化企业管理丛书”中的一本有关现代音乐产业的专著。此书从篇章结构到章节的论述方式以及具体的内容阐述,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其一,理论框架和文字叙述透露出西方文化思维习惯的气息;其二,该书的主要核心内容是在描述音乐企业管理的程序和方法,以及经济法规与音乐组织的关系;其三,书中的章节标题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试图用英文来帮助读者理解其中的内容。概而言之,此书为我国音乐界借鉴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胡月明的另一本《演出营销》⁽¹⁸⁾是以现代营销学为理论基础,从演出服务业的角度,对演出活动的完整流程及内在规律和相关因素加以分析,寻求有效的营销方案,并对国内演出行业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杨大经的《音乐与表演艺术管理》⁽¹⁹⁾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音乐的商业运作问题,将表演艺术管理理论与国外先进的管理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对表演艺术管理这一新学科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既有对一般企业的组织结构、市场营销、经济法规及财务管理等一系列的商业知识介绍,同时运用国内外大量翔实的实例,论证表演艺术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于一般企业管理在经营原则、处理事务及操作规程等方面的特殊规律。

周洪雷的《音乐市场营销学及案例分析》⁽²⁰⁾,通过论述现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直接包含的,或未直接包含但客观存在的市场因素和市场现象,运用市场营销学的原理加以解释和阐述,从而归纳出音乐市场营销的基本规律。

此外,2003年度以来,一批与音乐传播学相关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相继申报成功。⁽²¹⁾音乐传播学作为一门刚刚起步的新兴学科,开始受到相关权威专家的关注和重视,在音乐界、传媒界和传播学界也正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当然,总体来说,在研究对象、领域快速发展、变化的同时,我国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初期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音乐传播学在西方发展的情况。在西方,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传播学的兴起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研究体系,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但是,关于音乐的传播研究在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进程中并未获得相应的独立地位。因为在这个学术体系中迄今没有产生出独立的、有其命名的“音乐传播学”以及“音乐传播学系”或“音乐传播学”的专业课程。关于音乐传播的理论知识,或附属在“传播与大众文化”专业课程里,或者安插在“大众媒介与文化”以及“大众传播与文化”等专业课程里。也就是说,它是按大众传播学的一般方法论或一般文化批判研究的思维而被研究的。

另外,在音乐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关于音乐传播的研究也未获得相应的独立学科的地位。只是在一些分支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包含了某些有关音乐传播理论研究的内容。

例如,作为音乐学分支学科的城市音乐人类学,在研究“移民音乐”时,就着重考察了各类“移民”所引发的音乐传播活动、以及移民之音乐传统在传播过程中如何维持与变化这一课题。对动态的、开放的移民音乐作跨文化研究,研究移民音乐文化怎样在时间(历史变迁的维度)和空间(地域变迁的维度)中传播、演变,从而导致、形成的音乐风格的边缘化或“异化”。音乐人类学家谢勒梅2001年在论述波士顿的城市音乐景观时,也运用了一种“5W”模式,即哪些种类的音乐(What),各种音乐各在哪里演出(Where)以及何时演出(When),什么人演出(Who)和为什么演出(Why)。⁽²²⁾

又如音乐社会学,在关注现当代音乐实践越来越商业化和工业化之现象时。是作为音乐的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作为商品的音乐生产、制作和销售过程的。并揭示音乐实践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对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家的创造性的影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音乐生活中观众的审美作用乃至社会作用。尤其是在音乐社会传播研究过程中,把音乐传播的主体分为五类:其一,“造乐者”(music-maker),即为音乐的创造者———作曲者和表演者;其二,音乐的消费者或受众———听众;其三,音乐的代理者(agent)或销售者———音乐表演的组织者,既有为牟利的商业机构或个人,即经纪人,也有为表达社会信息的政府机构;其四,音乐的赞助者———不为牟利,而是出于威望、影响、娱乐性的考虑,出钱支持音乐生活的个人或机构;最后还有音乐的批评者或研究者。这样,音乐表演、传播的意义,是由音乐的创造者(作曲和表演)、消费者、代理者、赞助者、批评者所共同决定,而非由作曲者一方决定。

上述西方种种关于音乐的传播活动的研究,都是在一般传播学和音乐学分支学科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课题。可见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音乐传播学理论层面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的,还缺乏学科意义上的有关音乐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不过,与之相对照,西方在实践层面的音乐传播研究和教学却获得充分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根据它的巨大商业与娱乐性质所形成起来的“音乐商业”或“音乐娱乐工业”以及以培养管理者和领导人为主要目标的“艺术管理”专业的研究教学上的繁荣发展。尤其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有将近四五十所大学建立了“音乐商业系”或“艺术管理系”。

欧美这种音乐商业和艺术管理专业的课程主要包含两大类:一类是音乐和表演;一类是商业—工业(包括产品开发、市场营销、零售、出版、宣传、法律、知识产权、音乐会的策划、各类型管理等课程)。因此该专业是一个涉及艺术审美、人文学科、音响学、电子计算机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诸领域的复合性专业。其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各相关机构输送专门的、高水平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从市场出发,从应用、管理层面把音乐传播与商业市场直接相联系,着重于传播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这使它明显不同于以批判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学者,从一般传播学和传统音乐学对音乐传播所作的理论层面的研究。

由此可见,西方音乐传播学的发展也还处于一个初级、萌芽阶段,其学科独立性的发展和理论体系建设还极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西方以欧洲批判学派为主体的音乐传播理论层面研究,和美国以经验学派为主体的有关音乐传播、管理实践层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机的结合。作为研究对象的音乐传播活动的完整性被分割开来。将两者结合起来,即还原到与人类音乐活动的内在本质相吻合的程度来进行组织教学和研究,就会克服这种分离所带来的遗憾,这也应是当今发展这门学科的方向。

四、学科建设之展望

从上述中外音乐传播学的研究现状来看,严格地说,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具有科学体系的音乐传播学的条件还不成熟,其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还未能完全确立。而展望未来,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也可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从挑战的角度来说,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在当今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还面临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切实加以解决。

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在吸收一般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推进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时,如何避免“生搬硬套”、作简单的概念移植。音乐传播学的研究依托传播学的视角,是一般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两者之间构成“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但从一般传播学到音乐传播学,不是一个简单套用、吸收的过程。这正如信息论的“鼻祖”申农本人发出的忠告那样:“信息论的基本结果都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方向,它们未必适合心理学、经济管理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这类领域……我个人相信,对于上述那些领域,信息论的许多概念是有用的,但这些应用的建立决不可能是简单生搬硬套所奏效,而应当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实验的过程。”由此,音乐传播学在构筑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时,虽然需要吸收、借鉴一般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就每个研究论题的具体研究领域和过程而言,必须从基于“音乐信息”的特性所形成的音乐传播过程的独特规律出发。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从理论层面对这种学科属性特征加以充分全面的认识,这是音乐传播学得以确立并获得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之一。

面临问题之二是当今从事音乐传播学研究的,大多是从事音乐学专业研究的专家学者。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研究的出发点来说,他们都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和传播问题,而缺乏如传播媒介影响、受众的反馈、把关人的功能和传播过程控制等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可以说,现今的音乐传播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然而,真正要探索社会音乐实践中音乐传播活动的流程、模式等规律特征,仅有音乐学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思维是远远不够的。对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需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由此,我们所培养的音乐传播人才包括我们的音乐传播学研究队伍,必须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探寻音乐传播活动的规律特征,推动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

面临问题之三是如何使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处理好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宏观理论研究是把音乐的社会传播活动看做一个完整的、由各个环节相互联系、制约的运动整体。分析这个整体的本质、流程结构和传播模式等,将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很多音乐传播现象的本质规律。微观实践研究,则要求我们把考察研究的镜头深入到构成宏观各环节的分支部位去。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有关事实、经验和相关资料的收集以及传播现象的考察分析,我们从宏观上抽象出严密的概念和学科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推进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但不是最终目的。完整的音乐传播学学科研究,还应包括从“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即将在现象调查、实践活动规律分析基础上获得的理论,进一步再与音乐传播实践相联系,以指导、影响或改变音乐传播实践活动,获取更好的传播效果的过程。

概观西方的音乐传播学研究,欧洲批判学派侧重“认识”、“理解”与“批判”的宏观理论性研究,美国经验学派则着重于传播实践中的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等实证应用性研究。这样,音乐传播活动的完整性被分割开来。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相分离,极大地阻碍了西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由此,在我国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研究和建设中,应该做到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具体研究的结合和统一,才能完整而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音乐传播活动现象和规律。

另一方面,展望未来,音乐传播学又是一门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型学科。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不仅体现了传播学的学科交融、分支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开拓了音乐学的学科研究视野和领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尤为重要的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发展,是社会生活中音乐传播实践活动的迫切需要,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它甚至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建设、音乐文化产业化发展方向的选择等问题都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

在世纪初的今天,依托信息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构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和社会。例如,据2004年统计,我国有广播电台282座、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4.1%,电视台314座、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5.3%,可以说,我国拥有世界上受众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网。另外,我国已经拥有收录机1亿多台,录像机3000多万台,CD机上千万台,LD机300多万台,VCD机、超级VCD机2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000多万台的硬件市场。经营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的单位约11万家,按照我国居民消费类视听设备约4.5亿台推算,估计每年的市场容量高达四五百亿元。在互联网方面,我国的网民人数也突破7000万,位居世界前列。⁽²³⁾

现代传媒的这种迅猛发展不仅为音乐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技术平台,并且随着文化产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催生了音乐传播活动的日渐商业化和产业化,音乐传播事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领域内十分活跃的生力军,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经济产业。例如,美国1999年仅本土的唱片销售量就近400亿美元,是全美电影产业票房收入的三倍!而在中国,不仅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音像公司等传媒中的音乐传播活动日趋大众化和商业化,成为现代媒体传播中主要内容之一,而且社会音乐生活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各类层次和规模的音乐节、文化周以及“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旅游民俗文化表演等现象。国内、国际间的音乐文化传播、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广阔的音乐传播空间和巨大的市场。这种迅猛发展的音乐传播产业也急需学科意义上的音乐传播学理论,及时从宏观上总结其规律、指导其传播实践活动。

与此同时,在音乐传播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培养能够作为演艺、创作人员及其音乐作品与音像制造业、音乐出版业、演艺市场等环节之间联系纽带的音乐传播人才,我国的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及其与音乐传播相关的艺术类教育也已形成勃兴之势。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全国近20所艺术院校和综合大学,正在开办或筹备开办音乐传播或艺术管理专业方向的专业教育。然而,迄今为止,还缺乏真正能够成为专业教材的音乐传播学专著,可见音乐传播学理论层面的研究远远滞后于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和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实践领域的迫切要求是推动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强大动力!

综上所述,在21世纪初的今天,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以及市场化、工业化文明进程的急剧扩张,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得以形成,音乐文化的社会存在和传播也真正进入大众化的时代。音乐传播事业获得爆炸式的发展,成为具有巨大市场价值和商业利润的文化产业。这种种变革所带来的音乐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各类新问题,催生了音乐传播学这一新型的边缘学科。尽管在21世纪,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和结构特点还将随音乐传播实践和现象的改变而继续发生变化,需要不断进行重构,但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不断发展是推动音乐传播事业健康发展,促使音乐艺术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大众,实现其多重社会功能的重要桥梁和理论保证。由此,我们期待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同仁志士投身于这一学科的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中来,从而有力地推动音乐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21世纪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学科之一。

(赵志安,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博士)

【注释】

(1)全文见《传统与现代》,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5月版。

(2)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载《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

(3)修海林:《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载《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

(4)宋祥瑞:《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载《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

(5)详见曾田力主编的《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主要包括汪森的《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张弛的《品牌化———〈同一首歌〉的运作之道》,冯光钰的《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何小兵的《契合:影视剧音乐的价值支点》,辛力的《版权音乐的使用与管理》,曹光平的《从二十世纪世界音乐的变革看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与音乐传播》,姚杰的《从音乐的视觉化传播看新民乐的走势》,曾遂今的《音乐创造的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曾田力的《影视音乐传播的文化价值》,赵志安的《音乐传播与音乐文化的传承》,李强的《第四媒体与音乐广播》,巫睿的《网络在音乐传播中的优劣势》,修海林的《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薛艺兵的《音乐传播符号学原理》,庄元的《论音乐大众传播载体》,谢涛的《从三所院校的教学计划看我国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刘聪明、谭畅的《音乐产品市场运作中的两个重要问题》等数十篇论文。

(6)汪森:《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载《黄钟》,2002年第1期。

(7)宋祥瑞:《大众音乐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载《黄钟》,2003年第1期。

(8)曾遂今:《音乐创造的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载《黄钟》,2003年第2期。

(9)薛艺兵:《音乐传播符号学原理》,载《黄钟》,2003年第1期。

(10)谢涛:《从三所院校的教学计划看我国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载《黄钟》,2003年第1期。

(11)刘夜:《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传播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的应有视野》,载《黄钟》,2003年第1期。

(12)庄元:《音乐传播技术的飞跃———从模拟到数字》,载《音乐与表演》,2002年第4期。

(13)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14)赵志安:《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载《人民音乐》,2003年第8期。

(15)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还有:王少明、郑敏的《音乐产业与音乐权益保障问题的若干思考》,载《黄钟》,2003年第4期;彭慧媛的《繁荣云南音乐创作,促进音乐产业发展》,载《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3期;庄元的《音乐学视野中的当代音乐传播研究》,载《音乐研究》,2005年第1期,等等。

(16)胡月明:《演出经纪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7)安盟:《现代音乐产业概述及音乐企业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8)胡月明:《演出营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19)杨大经:《音乐与表演艺术管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0)周洪雷:《音乐市场营销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1)例如,北京广播学院音乐传播教研室在赵志安博士的主持下,申报的题为“音乐传播学导论”的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项目,被批准为2003年度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大众音乐传播概论”被批准为2003年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研项目。

(22)来自于音乐民族志中常用的5W原则。

(23)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 www. states. gov.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