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理解——赫希曼的研究》：宫廷礼仪对社会行为的变革

在 《欲望与利益》^[138]中，赫希曼指出，在商业社会形成发展的17、18世纪，思想家们面对整个社会欲望的井喷式爆发，无不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考虑了三种方案：（1）以理智、道德戒律压制欲望的传统理路，但由于其软弱无力而未予重点考虑；（2）认可贪欲，同时通过某种神秘的过程使贪欲产生好的结果，曼德维尔 “蜜蜂的寓言” 和黑格尔 “理性的狡计” 都是这种思路的经典表达；（3）以分而治之的方式，让欲望之间相互对抗来弱化和驯服欲望，进而言之，利用一些相对无害的欲望去反制另一些更具破坏性的欲望，于是，理性化的、稳定可预期的欲望——利益的概念油然而生并成为荣誉心、权力欲等激情的对立范畴。具有吊诡性质的是，这些思想家们恰恰是在对欲望爆发的焦虑和反思中完成了对商业社会欲望正当性的辩护。尽管赫希曼这部小册子只有一百多页，但它无疑是有启示性的。它的寓意是深刻的：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刺激、释放欲望的机制，同时也是一种驯化欲望使欲望文明化的机制。欲望的理性化产生的结果是利益，而一个以利益为行为动力的社会虽然是平庸的，却是稳定、可预期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18、19世纪以后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贸易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

在 《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139]中，波考克提出了一种可以与赫希曼对勘的解释进路。他认为，18世纪最重要的话语转变是文雅取代美德，相应地，商人形象取代爱国者形象。在波考克看来，共和主义的德性话语，强调不动产对于公民政治独立的意义，其核心理想是公民-战士形象。而辉格党精英维护的是以动产利益、交换价值为核心的商业体系，其理想典范是文雅、有教养的商人形象。特别是围绕着公共信用体系，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辩。共和主义者将其斥责为 “古老腐败”，认为 “信用”是飘忽不定、投机的代表。另一方面，休谟、斯密站在为商业社会辩护的立场上发展出了一套政治经济学话语。他们对公债、奢侈、军队职业化等问题持更为开明的立场（当然也不乏批判）。他们认为，进入商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人变得更加 “有教养” “文雅”，这使得现代商业共和国与古代共和国有了不同的核心价值和运作机制。由此，古代德行的衰落并非像共和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具有致命破坏性。正如冯克利指出的那样，他们用教养和自然演进的风尚作为武器，用来对抗 “新哈林顿派的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粗野美德”。而这种强调斯文礼仪和教养的社会文化逐渐占据上风，使18世纪的英国成为对 “公民美德” 古典价值越来越不友好的社会。显然，波考克的历史叙述具有某种哀婉色彩，与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故事侧重不同，这是一个美德衰落、共和黄昏的故事。抛开立场之分，显然这里面仍然涉及激情与欲望、荣誉与利益的争论。共和主义的理想人格是清心寡欲、克己奉公，视奢侈为最大腐化，而商业社会的辩护者为人的自利、欲望、奢侈享受辩护并认为这些并不会损害自由。从这场争论的角度出发，能够对欲望在现代政治中如何获得正当性形成更丰富的理解。

埃利亚斯的 《文明的进程》^[140]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全景式的西欧文明进程图景。它展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以来从社会结构到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化转变，为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历史社会学的支撑。在前半部分，埃利亚斯重点分析了 “礼仪” 从宫廷逐步扩散到整个社会的过程。从用餐、就寝到社交、语言，中世纪以来社会生活这些方面总体的变化是礼节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繁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人的本能和情感的约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形。礼仪一开始只是宫廷圈子标榜自己优越地位的特权性规范，它最初的结果是驯化了那些野蛮粗鲁的乡村贵族。这些乡村贵族原本是独立的领主，以战争为业。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乡村地主的固定收入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他们中的一些逐渐落魄，而不甘于沉沦的贵族则被中央吸纳，成为宫廷贵族（以法国为典型）。宫廷礼仪首先使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情感形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割据一方、好勇斗狠的战争领主，而成为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社交人物。武士的宫廷化被埃利亚斯认为是文明进程中最重要一步。其后礼仪经历了不断向下渗透的过程，特别是市民阶层由于向往贵族在等级制中的天然优越地位，也逐渐效法他们的行为举止。最终礼貌成为一种全社会通用的文明标准，其结果是使人们在公开场合的情感表达和行为举止受到了严格而精密的约束。埃利亚斯认为，与现代人相比，中世纪人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是对于禁欲和自我弃绝的提倡，另一方面是种种不加掩饰的极端情感的释放：“很多对于我们来说是矛盾的东西，比如像他们的虔诚和他们对地狱的恐惧，他们的负罪感和他们的赎罪行为，他们突然而来的喜悦、欢乐和他们转瞬即燃的仇恨，难以压抑的攻击欲，所有这一切以及由一种情绪到另一种情绪的突然转变，事实上都是同一情感形式的各种不同的表现特征。与此后相比，这时候的人们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本能与情感，并对此不加节制和掩饰。”^[141]攻击欲也文明化了：“在新时代，各种残酷的做法，由摧残和折磨别人而引起的快感，以及对体力上的优势的炫耀等，越来越被置于由国家组织所确立的强大的社会控制之下。社会厌恶感的形成，使所有这些欲望逐渐地只能拐弯抹角地通过 ‘文雅的’ 或 ‘巧妙的’ 方式表现出来。”^[142]这实际上佐证了我们的设想，即古代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压抑欲望，但在一定程度上放纵激情，并试图将这些激情引导向某些崇高的方面：宗教神圣感以及我们更为关心的荣誉感和爱国精神。在后半部分，埃利亚斯则绕了一个大圈子，重点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欧洲从封建割据状态发展为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即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可称为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封建时代的国王只是一个大领主，而各个封建领主围绕土地进行的争夺，其最终结果是势必要从竞争中产生出一个权力中心（而哪个贵族家族成为中心则具有偶然性）。权力中心的出现意味着资源和生活机会的集中掌控和分配，最终的结果则是暴力的垄断（与韦伯的观点一致）。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使国内生活具有更多的和平倾向，战争状态和日常生活成为更加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在古代则很难区分），而这为人们的心理、行为向和平化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环境。(https://www.daowen.com)

埃利亚斯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的双重线索来理解文明的进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依据。我们的方法论亦是基于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假设，即伟大思想是时代精神的表达，是对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变化的能动性反映，是对这种变化所提出的时代问题的回答，还是对初露端倪、尚在模糊状态的变化趋势的明确把捉和惊人预见。但是，埃利阿斯将自我控制的复杂化、精细化归因于人与人之间分工的不断加深和相互依赖网络的发展，在我们看来这并未触及问题要害。我们试图将原因具体化为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生活特征和文化观念，这是一种以劳动、交易、财产为主题，以利润的无限追求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它塑造出了一种不同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它将生命等同于一个不断追逐欲望的过程，同时对时间进行严格管理以保障这个追求过程的效率。只有在这种社会里，个体追逐欲望的结果才不会像在古代社会中那样被斥责为腐化，反而被构想成是社会繁荣与财富积累，是公共利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不稳定的激情在现代社会成为受到贬抑和约束的东西，因为激情及其引导的不稳定行为破坏了这个积累过程的持续性与可预期性（例如现代社会对人生的一种重要比喻是一场长跑，长跑需要的不是短暂的爆发力，而是对体力的精确管理和持久耐力）。

曼斯菲尔德的 《男性气概》^[143]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可以对照波考克的论点：在共和主义德性话语和商业社会文雅话语的争论中，共和主义者的形象是阳刚的男性，而商人则往往被描述成阴柔的女性形象）曼斯菲尔德认为，“男性气概就是在有风险情况下的自信。问题可能是实际的危险，也可能是你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将这两者加到一起，你就有了某种可观的风险，比如一场战斗。具有男性气概的自信或者男性气概就意味着在那种情况下有能力负起责任或具有权威”^[144]；“男性气概寻求和欢迎戏剧性，它偏爱战争、冲突和冒险。当惯例无济于事、当计划最终泡汤、当试图用现代科学的成果理性地控制一切但结果漏洞百出时，男性气概或者带来变化，或者恢复秩序”^[145]。从曼斯菲尔德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男性气概的出场时机是惯例无效、计划泡汤时，也就是某种超出常规的非常时期。而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追求就是使政治常规化、行为稳定化，当然，“例外状态” 这个问题一直是现代政治的阿喀琉斯之踵。无论如何，这种观点印证了我们的设想：激情-积极德性（行动的德性、非基督教的德性）对应着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一个被命运主宰的世界，在这片混沌中，人唯有依靠自己的德性开辟秩序。欲望-利益则对应着一个有着进步预期的秩序世界，在这里大部分事情是按部就班的，应对政治日常问题的方式是理性化的官僚制。男性气概的衰落是现代社会及其世界想象变化的结果。就意图而言，我们并不完全否认曼斯菲尔德对于在某些领域和在一定程度上找回男性气概的主张，毕竟现代政治（以及现代生活）仍然存在一个无法内化的例外状态领域。但是，从本研究所基于的 “文明化” 趋势来看，男子气概的失落似乎是这一趋势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参考这一对立立场的历史叙述，无疑有益于我们更加辩证、立体地去把握我们所关心的思想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