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近代西方借用中国制度

近代以前，确切地说，在其海外扩张、并且通过它疏解内乱之前，西方社会中的“负能量”（破坏性）压倒“正能量”（建设性）。再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那是“原始静态”或“宗教窒息”。所以近代以前——尤其是在1500年之前，西方不存在现世制度和文明内涵及其相关传统；要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正如阿尔弗雷德·希亚特所批评：“欧洲历史是通过伪造而建设的。”（Forgeries play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story of learning in Europe）^[70]

文化人类学家们研究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文化、动乱和仪式，通常称之为“原始政治”（primitive politics）。^[71]

近代和近代之前，欧洲的社会制度都是“复制中国”的。诺思艾奇教授说：中华文明是“现代制度的祖先”。^[72]三位英国教授在其书中写道：“在近代欧洲的国际体系的思想与机构中，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及其运作特质，在发挥基本的作用的。”^[73]谷川宽三说：“中国的高级官僚制度（文官管理）曾是欧洲国家的模范。”^[74]

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不存在俗世或现世的制度；近代西方及现代世界的社会制度基本上都是源于中国的，西方所“补阙”的历史与制度，也是源于中国的。沃勒斯坦教授在其书中写道：

199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组杰出的和不同寻常的学者；他们表示，中国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的作用，已被严重忽略，这是世界观的扭曲。有些人强调，“中国天下”（Sinic world）在15世纪至今依然存在……

佛兰克（A.G.Frank）走得更远……他曾写书，断言现代世界的制度起源于16世纪；然而到1990年代，他有了思想转变。在他和吉尔斯（Barry Gills）合著的新书中，提出四点推断，证明世界制度起源于五千年前……（自那以后）中国总是（几乎总是）这个奇特复杂的世界制度的中心轮轴（central hub）。佛兰克认为，欧洲的崛起（赶超中国）只是19世纪和以后的事，它使“中国中心体系”（China-central system）突然中断。佛兰克批评道，如此说教，即现代的世界体系起源于16世纪或更早的欧洲，是西方中心论的作祟。^[75]

17—18世纪的欧洲，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而兴起各个民族国家（黑格尔承认，中国政治曾是欧洲建国的模范）；乃至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的组织机构与功能都远不如古代中国。对此，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

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一种统一的行政制度能够在如此早期便延伸到如欧洲幅员的广阔地域，而其居民的多样性亦堪与欧洲相比，这确实令人惊讶，值得一书！请想一下米拉波就1789年之前的法国国情发表的言辞，他将其视作是：“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中国……系统安排自己的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御敌围墙、河水调节、水库、运河等。中国政治功能发达……^[76]

（乙）真实复制与虚拟复制

近代西方的社会制度是对中国历史的“真实复制”，而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制度”则是源于中国历史的是“虚拟复制”。

第一，近代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真实复制”，形成了近似于“战国七雄”的、排他性和应战型的民族国家。^[77]应该指出，现代欧美政治（民族观及国家利益），实际上比中国传统政治（天下观及世界和平）落后了两千年。^[78]至于今人称道的西方“民主与法治”，既是取法华夏政治，又是它的退化。后者是指，欧美政治属于儒家所云“王道—天下观”以下的政治，缺少道德与和平的内涵；因为它以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作为其摧残和索取的对象，亦即，西方是通过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的。

第二，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制度”源于对中国历史的“虚拟复制”。这是指：欧洲社会在近代以前是原始落后、频繁祸乱，而趋于毁灭的；但在它凭借中国的成果而进行殖民扩张、因而“起死回生、否极泰来”之后，西方就把以前的“黑暗厄运”装扮成“进步前奏”。近代早起的西方学者透过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撷取了西周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而用它们修饰中世纪的欧洲。^[79]

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学者论证在近代以前也是“真实复制”，即中世纪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引进了“封建制度”。^[80]

关于中世纪欧洲引进了中国上古的“封建”，在哈特韦尔（R.M.Hartwell）教授看来，那也是“真实复制”——中世纪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引进了“封建制度”。他把鲁杰罗二世（Roger II，1095—1154年。西西里国王）的财政制度作了“比较研究”，结果证明“中国的影响是清晰的、详细的和令人信服的”。鲁杰罗二世的实践一定会影响他的孙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很可能也影响了英国国王亨利二世。^[81]

上文关于（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二世及其所影响的欧洲诸王的事，应该是17—18世纪——中国文化强烈影响西方的时代——的常情。^[82]然而，“16世纪开始之前，西西里不存在历史”。^[83]伯顿·费雪指出：“（直到19世纪中期）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真正是中世纪的：在原始性质的封建体制之下，文盲的农业社会被贫困折磨着；缺乏法律与秩序的基础。”^[84]

（丙）封建词义与原始内涵

伯蒂格说：“欧洲封建制度是从部落形态（tribal forms）逐渐发展起来的。”^[85]

马克思主义者里希特海姆也说：（欧洲）“封建制度是由原始部落发展而来的。”（Development of feudalism out of primitive tribalism）^[86]

实际上，整个欧洲中世纪都是如此，直到近代之初才发生变化。而欧洲的“封建”的本义就是原始部落社会。

斯塔布菲尔德说：“中世纪的西班牙也像其余欧洲一样，是原始的。”（Medieval Spain was as primitive as the rest of Europe）。^[87]勒帕热教授指出：“贵族通常是残暴的和不识字的。”（Lord was frequently a brutal and illiterate）。^[88](www.daowen.com)

在中世纪的欧洲，实际上是不存在现代意义或类似于周朝那种“贵族”的；要有的话，那都是部落首领，若是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都是土匪或强盗。^[89]

我们通常从教科书上得到一种印象，即中古欧洲的封建贵族（包括骑士）体现为制度化、正规化和法律化。但实际的情况则是相反的——如此“贵族”或“封建”代表着无政府（feual anarchy）。^[90]奥地利历史学家奥托·布伦纳（Otto Brunner）称：“中世纪后期的封建简直就是匪徒的代名词。”^[91]

下面两位教授把近代之初的“封建”——具有秩序与法律的含义——放到了中世纪，并且把它与实情相对。即：迪莫伦和赫利希在其所著《中古西欧一千年》书中写道：

原始文化和极微弱的经济不可能维持一个集中管理的政府。故而，以发展封建制度（feudalism）来提供最低程度的法律与秩序……他们（社会成员）都是文盲，不需要写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被固定在习俗上，交易的活动既很狭窄、又不复杂。^[92]

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是近代之初的事。它是怎样演变的呢？

在近代以前的欧洲，“封建”是和原始部落属于同一层次的；只是到近代早期（1648年），随着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封建”一词的内涵也发生变化。阿迪巴久教授说：

（中世纪）大部分的西欧变成了部落的和封建的（tribal and feudal），但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西欧变得比较民族化和“后部落”（post-tribal），除了一些地区——像苏格兰——氏族忠诚依然如故，颇有权威。^[93]

（丁）周朝封建与欧洲封建

封建及封建制度（Feud→Feudalism）原本就是指原始部落及其相互仇杀；但在近代之初，在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的影响下，西方引进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以及秦汉的郡县制，对西欧各国社会进行“重塑”；然后再把新内容延伸到中世纪，同时又把“封建”一词换上了“制度化、文明化”的内涵。但实际上，“中世纪欧洲没有任何法定制度。”（Medieval Europe did not have a single legal system.）^[94]

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年）说：“欧洲的封建制度充分接近、并且有理由使用公元前4—5世纪的周朝的术语。”^[95]密歇根大学教授查尔斯·哈克也说：

尽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很多变化，而与周朝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不那么确切吻合；但是，周朝的几个特质则盛行于“封建欧洲”，诸如武士贵族的等级制度、国王与地方贵族分享权力、地方贵族效忠国王和各种相关的仪式。（我们）在参考中国封建阶段的周朝的时候，它与（中古欧洲）是那样的一致；（我们）如此理解，就不是不恰当的。^[96]

杜希德和哈克教授所说的酷似周朝的“欧洲封建”，都是用近代早期的情况反推中古的。

欧洲的“封建”（foe→fede→Feud）这个词根，原本是（中世纪）原始部落仇杀的意思；^[97]而在17—19世纪演成“封建政治”（feodal/feud government），19世纪上半期再变为“封建制度”（Feudalism）；一步步赋予它“制度化、文明性”的内涵。^[98]

进而言之，西方既从中国获得了“真实文明”——近现代的欧美文明及其制度与思想，又皆用中国历史来自我“虚构历史”——西方中心的欧洲史与世界史；不仅如此，西方还在模仿中国的基础上，把其原本的原始部落的社会性质进行“偷换概念”——于是，中世纪欧洲就成了类似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与贵族制。后者即：王、公、侯、伯、子、男（爵位）、士（骑士）。

进而言之，“封建”这个欧洲语系的词根（Feud→Feudal）原本就是指：前文明、前国家的原始部落社会，这也就是中世纪欧洲的真实情况。对此，（丹麦）奥胡斯大学两位教授内特斯特伦和波尔森指出：

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无政府的结果，而是这样一个社会构架，即它的秩序原则是“非国家的部落社会”（stateless tribal society）……原始的部落争斗（primitive tribal feuds）适用于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亲缘争斗（kindred feuds）。^[99]

虽然西周和中世纪欧洲都被称之为“封建”，两者却有天壤之别——中世纪及近代早期（18世纪以前）的欧洲在国家制度上是原始的！两位英国教授凯利和里德说：

和古代中国相对照，近代以前的欧洲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落后，甚至它在18世纪之前还谈不上有国家……在国家结构上是原始的，它保留了古代部落社会（tribal societies）的特点……西汉帝国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而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的罗马则是原始和陈旧的……汉朝的文官制度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和组织良好的，它使18世纪以前的欧洲相形见绌……是否西欧中世纪的英—法语言中的“封建”（feudal），在起源上参考了体现周朝政治秩序的“封建”（fengjian）……按照中国的标准，在普鲁士兴起之前的欧洲国家是原始的（European states before the rise of Prussia were primitive.）。^[100]

表解　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性质被篡改。“偷换概念”：〔封建＝原始〕→〔封建＝文明〕

晚于周朝两千年左右的中古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在政治上落后于周朝两千年左右；那么，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发生“飞跃”之后，西方的国家政治达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就像今人所理解的，登上了政治文明之巅呢？其实不是的。19世纪至今的西方政治，尽管引进了历史上中国的行政管理、民主选举、自由经济和全民教育以及监察、审核、统计和普查等，但相对于华夏的“天下太平”的政治来说，却是一个大倒退——只达到中华文明的“前传统”的战国七雄的水平：排他性与应战型的民族国家！不过，由于此种民族国家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在对外竞争、战争上则是非常有效的，亨廷顿称为（使西方赢得世界的）“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所以，现代中国为了幸存于西方式的“世界战国”，不得不进行转型，实质上是“中国文化的战略退却”——从天下观之世界主义退却到国家观之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