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孤岛”态势下社会智库信息的获取主要依赖自身资源存量
“信息孤岛”[13]现象的存在制约了社会智库与其他主体间的信息互通和共享。林德布洛姆指出，如果没有基于信息的讨论和专门的职业性研究帮助，一个政策制定者总会感到无所依据。[14]实证分析显示，社会智库无论是在政府信息还是其他信息获取方面均面临诸多阻碍。尤其是政府信息，对社会智库来讲犹如一座孤岛，缺乏信息的交流与互通。当前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在信息公布方面，都存在相对封闭、各自为政的情况，还没有形成具有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数据对比分析功能的网络平台，更没有实现社会智库和官方智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的良性机制。[15]信息获取能力的回归分析也表明，政府官员、合作单位以及社会智库内部资料存储机构对因变量间接信息源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官员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19，P＜0.01，合作单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13，P＜0.01，资料存储机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14，P＜0.01。这表明政府官员在社会智库信息获取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同时也表明当前社会智库信息与数据的获取对政府官员、合作单位存在依赖性。但现实中，既拥有政府官员又拥有较多合作单位的社会智库毕竟是少数。“信息孤岛”的存在，阻碍了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间的信息共享。[16]
社会智库在友情链接和间接信息源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社会智库尚未构建与其他机构的网站链接，知名度越高的社会智库在友情链接方面建设越差，这表明社会智库的协同合作缺失严重。智库间的信任度较差，弱势社会智库难以与知名度高的社会智库建立合作关系。数据搜集显示，“中改院”“国经中心”以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均有20多家合作单位且知名度较高，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合作单位仅有6家，且是国外研究机构。当前，大多数社会智库研究信息的获取主要还是依赖自身的信息资源存量，从外部获取信息的条件还不太成熟。
2.决策选题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有赖于政府官员的参与
社会智库的决策影响力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官员。决策机制的样本描述和实证分析显示，当前我国社会智库在决策委员会的构建方面还存在决策主体单一、对政府官员存在依赖性的问题。各样本社会智库在决策影响力之间差异过大，在对各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时也发现，决策专家中的政府官员对决策影响力在0.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68。知名人士、决策专家中非官方人员的回归结果不显著（P＞0.05），说明社会智库决策影响力的提升对政府官员存在一定的依赖性。本项研究以研究报告作为决策影响力的代表性指标，数据分布特征表明，无论是均值还是峰度，各样本社会智库间均存在较大差距，如“中改院”研究报告为780篇，而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仅57篇。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各样本社会智库在决策影响力间差距过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决策影响力较强的社会智库内部拥有较多的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如“中改院”的32位决策成员中政府官员占53%。政府官员虽有助于提升智库成果影响决策的能力，但这仅是短期行为，从长远看，既不利于社会智库决策团队的培养，也不利于智库的可持续发展。
3.资金已非主要障碍，但多元筹资方式亟须完善(https://www.daowen.com)
在社会智库早期，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难以筹集运行所需的经费。近年来，由于政府高层的重视，政策环境的转变，企业、基金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对社会智库的资助力度不断增加。经过多次整顿，一些生存下来的社会智库通常拥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些依靠企业资助，有些依赖基金会的支持，资金已非这些社会智库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从这些智库的资金来源渠道看较为单一，缺乏多元化，如察哈尔学会主要是6家赞助单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资金主要来自各理事单位的支持，综合开发研究院主要是承接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项目。
承接项目虽能为社会智库提供经费支持，但并非所有社会智库都具备承接政府或其他机构委托项目的能力和机会。筹资能力的代表性指标承接项目的回归结果显示，仅有政府官员的回归效果显著，标准化系数为0.692，P＜0.01，表明社会智库承接项目对内部政府官员还存在依赖性。知名人士与合作单位的回归效果不显著，这一结果虽然可能会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但表明了当前我国社会智库的多元化筹资渠道远未形成。数据搜集显示，在出版收入、个人捐赠以及研究人员筹资方面的收入还较少。
资金虽然已非社会智库发展的最主要限制因素，但由于没有形成多元筹资渠道，也影响社会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容易造成社会智库独立性的丧失，沦为资金支持机构的代言人，也容易造成社会智库与资金支持机构的捆绑。
4.人才缺失已成社会智库发展的主要障碍
研创能力的回归分析表明，仅有政府官员与研究人员的回归效果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59，P＜0.05。而知名人士与合作单位由于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全部大于0.05，难以被纳入回归过程。回归分析还显示研究人员的集聚与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与知名人士以及合作单位间没有因果关系，表明当前社会智库研究人员的集聚和研究能力的提升主要还是依赖智库内部政府官员的影响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也显示，大多数社会智库的人才结构不合理，除了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社会智库研究人员在30人以上，大多数社会智库研究人员在10～20人之间，如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14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8人。《2025年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也指出，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寥寥无几，有些还是“一人智库”。[17]人才的缺失也造成了社会智库在成果产出方面不足。据统计，2009—2025年间，来自民办非企业法人及企业法人的软科学研究课题为768个，占总数35724个的2.1%，产出的论文、专著、内部报告、领导批示以及成果的引用数量相对于政府下属机构和高校下属机构几乎是微乎其微。[18]社会智库虽强调吸纳知名人士和官员加盟，但知名人士和官员多是兼职加盟，难以发挥专职研究作用。另外，“当前社会智库之间的形态较为分散，各自为政，致力于研究出有‘品牌性’的资政成果，而忽视智库间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之间，更缺乏人才的交流与合作”。[19]除了体制内人员兼职或退休后参与社会智库工作以及部分社会智库领军人物以人大、政协的平台参政议政外，体制内在职人员和社会智库一般人员缺乏双向流转机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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