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获取方面的相似性。美国智库大多建有完善的信息搜集系统，美国智库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构建了完备的信息网络。美国智库除借助外部力量搜集信息外，还注重内部信息机构的完善。如胡佛研究所目前拥有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共约4000万件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和资料成为胡佛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29]斯坦福研究所不仅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休斯敦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伦敦、巴黎、苏黎世、东京、斯德哥尔摩、马德里等地也建有分支机构，这些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分支机构共同构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信息网络[30]。英国智库也非常重视智库信息机制的建设，政府对智库信息的支持力度也较大，智库间也较为重视信息的共享。政府不但对智库给予资金支持，还在投资、人才和情报方面给予很大资助。此外，英国智库可通过申请的方式从欧盟信息与数据库中获得研究信息。信息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已在日本智库中得到了普遍认同，没有强大的信息支持，智库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研究。日本一些大企业的下属智库在信息搜集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除这些企业智库和官方智库外，日本一些独立的社会智库如木村经营研究所，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木村研究所也注重将以往成功的咨询案例进行归档，并对与中小型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进行搜集和整合。
2.决策方面的相似性。美、英、日三国智库在决策方面均强调决策主体的多元性。美国智库大多设有理事会，并在决策过程中强调让主要捐助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以发挥其行业优势。随着智库的不断发展，理事会的组成也发生了改变，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前政府官员逐渐在决策中占据一定比例，并由此衍生出了更加专业的委员会如项目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英国智库为保障独立性，设置了咨询委员会、理事会和会员三个决策和管理主体。其中，理事会里面又设置了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遍布欧洲、北美、亚太和中东的16个国家。理事会内部成员的职业范围广泛，既有大学、教会，也有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理事会在决策过程中除强调决策的时效性和科学性之外，还注重分级决策在决策中的应用，即理事会做出总决策后，各研究分支机构在总体决策指引下，负责本机构的决策事项。日本智库在决策过程中也设有理事会来把握大政方针，并注重决策成员的多元化，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由政界、商界和学界的名流组成。
3.筹资方面的相似性。多元筹资渠道是美、英、日三国智库的共性。书籍出版所得的经营收入、政府委托的项目、基金会的捐款以及企业和个人资助是美国智库的筹资渠道。各智库受成立时间和知名度的影响，资金来源的渠道也有所不同。有的智库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项目与合同，如兰德公司的资金收入中约有2/3来源于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国外资助也是其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能从日本和韩国得到大量资金支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有日本研究的项目主席，关键就在于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英国智库虽党派倾向严重，但是为了维护智库研究的独立性，英国政府要求智库资金来源必须多样化。英国智库主要通过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信贷和研究委托来筹集资金。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一、经费全部或大部分源于政府部门，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其2025年总收入中有48.96%来自政府补贴；二、全部或绝大部分由企业出资；三、以会费以及捐款为收益；四、以委托研究费、调研费及相关出版物的收益为主。[31]
4.研创方面的相似性。研究团队结构合理、研究能力强是美、英、日三国智库的共性。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吸收了世界各地的高层次人才，为智库研究团队的组建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供给。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内仅助理研究员就达100多人，负责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市场调研、制图、图书管理等。该中心现有专家167人，主要分布在国防安全、能源与气候、人权以及贸易经济、健康、技术等领域。除研究专家外，还聘用了大批顾问，用以提供思维指导。[32]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现有人员仅56人，但高级研究员有21人。
英国智库对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要求较高，大多是通才，具有多项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英国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常驻工作人员60人，其中2/3为专业研究人员。英国智库虽要求较高，但对人才的聘用却范围较广，除知名高校毕业生、知名学者外，还会聘请一些知名企业家、退休的公务员甚至拾荒者。亚当·斯密研究所就曾聘用一名英国拾荒者，原因在于在跟他偶然交谈中，发现此人很有研究头脑且有神奇的创造力。[33]日本智库的研究人员结构合理，专业化程度高。在研究人员培养方面，日本智库针对青年人员设有定期轮岗和外派的研修制度，即智库将青年研究人员派往政府部门、高校、关联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工作，通常为1～3年不等，工资由原单位支付，期满后也必须返回原单位。[34](https://www.daowen.com)
5.成果传播方面的相似性。注重对新媒体和其他传播渠道的应用是美、英、日三国智库的共性。出版物、研讨会、研究报告、发表评论、与媒体沟通以及便利的“旋转门”是美国智库研究成果传播的主要渠道。在出版物方面，有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等。研讨会方面，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均会举办100多次研讨会。研究报告方面，根据202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兰德公司在2025年共有超过1700项进行中的研究项目，发布了超过1000份各类研究报告和论文。[35]在发表评论方面，胡佛研究所曾宣称，该研究所每天都会有其研究人员撰写的专栏文章或评论问世，而这些文章或评论又经常为其他报刊或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所引用。在与媒体沟通和新媒体的应用方面，布鲁金斯学会投入巨资用于网络设计、维护和更新，在网络上，公众既可以阅读“学会”的政策报告，也可以收听、收看会议以及学者在各大电子媒体上接受访问的录音或者录像。[36]另外，各智库还注重对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新兴媒体的应用。
在课题成果的发布阶段，英国智库通常会邀请大众媒体召开小型发布会。尤其是独立型智库，更是注重利用媒体宣传自身。查塔姆社每年还出版60多份研究报告论文和书籍。英国智库在利用媒体传播成果的同时，也会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背景介绍，并发表评论，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以此提高公众关注度，提升自身影响力。
利用媒体和其他传播渠道是日本智库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如上文中提到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都会就各项研究课题举办多次研讨会和论坛，有时甚至是国际性会议与论坛，并将视频上传到网站。此外，还通过出版书籍和杂志等推荐研究成果。其他智库在利用媒体和会议传播的同时还创办了刊物。日本智库在参与国内决策咨询的同时，还对外传播日本的管理文化，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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