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兄的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计划未能实现

一九三〇年，焦菊隐兄和他的夫人林素珊，筹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址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他原想聘请我担任文化课的讲授工作，但我那时酷爱演戏，想到文化课都在晚间进行，耽误了我晚间的演出，便婉言谢绝，只答应在校外为戏校做一些工作。菊隐兄雄才大略，他并不满意当时的戏校现状，便在东华门内翠明庄买了一块地皮，计划在那里修建一幢六层楼房，里面包括演戏的舞台，学生的食堂、宿舍，教员教戏和上文化课的课堂，以及实习处、教务处、会计处、庶务处等几个办公室，最下层安放行头戏箱，楼外有宽大的停车场，四周有调剂空气的草坪松墙，学生们在这一幢楼里，食、宿、练功、上课、学戏、排戏、实习演出，都可以不必出校而浪费时间。此外，在教务方面，他也想到许多新的方法。他请我按照这些想法写一个计划书。约定每星期四、六两日的上午，我到他的私邸磋商编写。几个月间，完成了一个十几万字的计划书。后来，这个计划因故未能实现。在我们拟写计划书的过程中，也曾谈及戏校学生演戏的情况，我很为当时初露头角的赵金蓉、关德咸、傅德威、周和桐、赵德钰、冯金芙、邓德芹、王和霖等高才生而喝彩。菊隐兄虽然谦逊地自认不足，但他那“其意若有憾焉，其心乃实喜之”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过了几天，他又诚恳地对我说：“你时常在报刊上写戏评，何不鼓励鼓励戏校的学生，使他们在社会上留些印象，督促他们艺术上的进步？”我说：“鼓励揄扬，都是应该的，但必须实事求是。可惜我看他们演出的机会很少，临时买票入场又很麻烦。”他纵声大笑，说道：“你虽在校外工作，实际上也是校中的骨干，看自家的戏还不容易？从明天起，每逢公演，给你留下一个专座，你什么时候有兴趣，都可以去看。”我接受了他的要求。从此，有一个时期我便长期享用了一个戏校专座——三排九号。

菊隐兄为戏校学生安排学戏，确是有些新的办法。他不但遍请了有真实本领而又适于教戏的老伶工为学生们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还请许多剧坛名宿为学生排演本戏，办法是：由训育员带着学生到这些名宿家里去学，而不劳动他们到校授课。例如，王瑶卿先生曾给赵金蓉、邓德芹、宋德珠、冯金芙、李德彬、赵德钰等排演八本《雁门关》、四本《梅玉配》和《天香庆节》；程砚秋先生曾给侯玉兰、李德彬、关德咸、张金梁、李金泉等排演过他的程派本戏《碧玉簪》、《朱痕记》、《金锁记》、《玉狮坠》、《花筵赚》、《花舫缘》；又请马连良的老师蔡荣贵先生给关德咸、王和霖等排演马派的初期本戏《假金牌》、《四进士》、《清风亭》、《苏武牧羊》、《火牛阵》等，而对于马派的精湛唱、做，更由训育员带着学生到马宅请教；又请丁永利先生为王金璐排演《九江口》、《枪挑小梁王》、《龙门阵》等剧。同时，戏校对于传统戏的继承，也不遗余力。当时，戏校演出的传统剧目，与创办多年的“富连成”科班，比翼颉颃，不相上下。例如，富连成常演的传统剧目有《造化山·小天宫》、《青云岭》、《过巴州》、《小夜战》、《战潼台》、《登台笑客》、《连环阵》、《荥阳关》、《药王卷》、《武当山》、《朝金顶》、《激权瑜》、《舌战群儒》、《陈塘关》、《王莽闱》、《选元戎》、《南界关》、《洞庭湖》、《清河桥》、《摘缨会》、《火烧绵山》、《涿州判》、《请清兵》、《太湖山》等，都是一般剧团所不常演的。而戏校演出的传统剧目如《高平关》、《江东桥》、《二龙山》、《神州擂》、《昊天关》、《山海关》、《美良川》、《庆阳图》、《盂兰会》、《火云洞》、《骂王朗》、《蔡家庄》、《乾坤圈》、《闹昆阳》、《夺太仓》、《湘江会》、《佛手橘》、《黑狼山》、《敲骨求金》、《摇钱树》、《三字经》、《马鞍山》、《反五侯》、《界牌关》、《陷空山》等，也是一般剧团不常上演而由戏校延续继承下来的。另外，菊隐兄与当时戏校的实习主任沈三玉还倡议蝉联传统的折子戏组织成为有头有尾的本戏，例如，把《六部大审》、《火判》、《阴阳界》、《莲花山》贯穿起来，成为全部的《九莲灯》；把《花园赠金》、《彩楼配》、《三击掌》、《别窑》、《三打》、《赶三关》、《武家坡》、《算军粮》、《银空山》、《大登殿》贯穿起来，成为全部《红鬃烈马》。我既能随心所欲地看戏校排演的传统戏和新排本戏，也时常到广和楼看“富连成”的传统戏和独有本戏，如《五彩舆》、《独占花魁》、《三侠五义》、《马思远》、《双钉记》等。这一时期，我在演戏之外，又等于上了几年的京剧“大课堂”。同时，因为我为戏校的高才生写了不少鼓励性的揄扬文章，所以我虽然不常到戏校与众生谋面，他们却熟知我的名字，使得后来我给戏校诸生编排新剧时，彼此并不感觉陌生。

有一次，戏校新排了一出《捉放曹》带《温酒斩华雄》。我看过以后，觉得此剧后部刘备、关羽的戏简单了些，夜不成寐，浮想联翩，对于如何充实这一部分戏的唱、念、做、表以及锣鼓、排场，文思奇涌，一想而就。次日和菊隐兄见面，谈起我的想法，又把夙构述说一遍，菊隐兄颇为惊讶地说：“你很能编剧呀！为什么不写剧本给我们排演？”我表示尚无编剧之心，只是即兴凑趣。菊隐兄风趣地说：“凑趣凑到点子上，正是编剧者灵感的反映！”他敦促我把夙构写成文字，由他交与戏校的排戏先生，一字不差地按照我的想法，充实了《温酒斩华雄》。此后，菊隐兄又多次催促我为戏校学生编写剧本，其时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保国抗敌的心情激励着我，我便采取岳飞抗金的故事，编写了生平第一个剧本《爱华山》；又采取文天祥抗元的故事，编写了第二个剧本《孤忠传》。这两个剧本都交给了菊隐兄，戏校原计划在排完陈墨香先生写作的《孔雀东南飞》之后，次第排演。《孔雀东南飞》由王瑶卿先生导演，程砚秋先生创腔，一演而红，轰动了北京观众。菊隐兄兴致很浓，按计划即将排演《爱华山》，不想因为人事关系，竟使菊隐兄辞去戏校校长之职，随后他便出洋到法国考察戏剧去了。《爱华山》的排演即成泡影，那两个剧本便一直保存在菊隐兄手里。戏虽未排，而我已然着手编剧，所谓九仞之山，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后的岁月，驱使我在编剧行列中，翻滚了五十年。

继任戏校校长的是金仲荪先生和李伯言兄。仲荪先生是继罗瘿公之后，编写程派本戏的多产作家，程派名剧《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碧玉簪》、《斟情记》、《玉镜台》等，都是他的手笔。伯言兄是程派艺术忠诚的拥护者，他学唱程腔，几有乱真之致。他曾到过大翔凤“辛未票社”过排，和我一见如故，相谈甚洽。仲荪先生未任戏校校长之前，已任音乐院戏曲研究所所长，所址在中南海福禄居。他酷嗜骈文和律诗，曾收录了我写的《文姬归汉序》于《霜杰集》中，与我订下了文字之交，时常唱和律诗，那时我在报刊上写的评论文章，他也很注意。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剧学月刊》，刊载当代名家徐凌霄、陈墨香、杜颖陶等人的文章论著，他也约我为该刊写稿，当时我正集中精力研究戏曲脸谱，而该刊恰恰缺少这方面的论述，便点名请我撰写，我曾写出《脸谱在戏曲中之地位》、《脸谱的类型》、《脸谱的分析》等专题文章连载于该刊。同时，还约请我编写了几本戏曲小丛书，如《岳家庄》、《战樊城》、《庆阳图》等。他和伯言兄接任戏校校长后，看到戏校编制名册上有我的名字，正是新雨旧雨之谊，班草班荆之契，不谋而合地想约我到戏校正式任职。在一次董事会议上，程砚秋先生提议：对京剧必须逐步加以改革，才能使这民族艺术的明珠璀璨于世界艺术之林。董事们一致同意在戏校内成立一个机构：戏曲改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选择适当的人才来主持。仲荪、伯言二位先生一致推荐我来担任，董事们也通过了。几天之后，我接到了中华戏校“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当时是一九三六年，我二十六岁。

戏校改组以后，校址由木厂胡同迁移到北皇城根椅子胡同，较木厂旧址更为宽敞。为了便利学生学戏、排戏，改建了学生宿舍、饭厅、练功棚和戏台。相形之下，各个办公室反觉狭窄了。戏曲改良委员会与音乐科在一室办公，我的身边只有两位抄录文字的老先生，一位是焦菊隐的胞兄焦积光先生，一位是张嵩甫先生，后来张嵩甫调往庶务科，便由洪厚田先生补任。戏校的学生中，很有些爱开玩笑的刻薄者，他们不知道戏曲改良委员会所司何事，背后窃窃私议，说我是《白龙关》里战败的白龙太子，只带着“花椒大料”——二位（二味）。的确，我担任的这个主任委员，是不与学生直接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整理传统剧本，并纠正一般演出中戏词的讹读和别字。我的意见，经过委员们的同意，便列表一张，把学生们经常念错了的词句纠正过来，张贴于练功房内。例如，“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应当是“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又如《长坂坡》曹操坐帐的念白中有一句“眼看生擒大耳”（“大耳”意指刘备），应当是“眼看生擒在迩”；还有《白马坡》曹操的定场诗中有两句念成“宰相若知恐化惹，安得霖雨沛苍生”，应当是“宰相若知空画诺，安得霖雨沛苍生”；甚至《霸王别姬》里项羽的坐场诗“倡议会诸侯，天将无道收”，竟念成“大将无道收”；《刺王僚》的原板唱词“弒君不啻宰鸡牛”，竟唱成“弒君不帝宰鸡牛”。类似这样的谬误，都逐日校正于表上，使学生明白错读的根源，即为改正。哪知这样一件有益的小事，竟然恼怒了个别的教戏先生，他们认为如此纠正，是揭露他们的短处，后来逐渐知道是我在主持这样做的，他们自然对我产生了不满情绪。我微有所闻，不过一笑置之。却又不曾料到这一场藏锋的矛盾，在我后来为戏校学生编排新剧的过程中，竟潜伏下了漩涡和暗礁。

有一次，仲荪校长在我整理的传统剧目中，发现了头二本《许田射鹿》，触动了他的回忆。原来他在上海时，曾看过汪笑侬（饰董承）、周信芳（饰刘备）、三麻子（即王鸿寿，饰关羽）、冯志奎（饰曹操）等合演此剧，印象很深。他便请我再把剧本整理一下，给戏校王和霖（饰董承）、王金璐（饰刘备）、赵德钰（饰曹操）、傅德威（饰关羽）、萧德寅（饰张飞）、赵金年（饰吉平）等学生排演。其实，那头本《许田射鹿》，北京舞台上已然演过，高庆奎与郝寿臣、马连良与郝寿臣，都曾以此剧享名，剧名是《青梅煮酒论英雄》。二本《许田射鹿》的重点场子“拷吉平”，最早刘景然也曾演过，老伶工中熟知此剧者颇不乏人。戏校排演此剧，选定蔡荣贵先生担任导演。但是，这个剧本经我整理，与老本有不少抵触之处，还有部分唱词是我重写的，蔡先生接到此本，颇不满意，只碍于校长情面，难以拒绝。他便把一腔恶气倾泻在我的身上，不时叫学生们问难于我，今天问扮相，明天问锣鼓。剧本中有一句汉献帝唱的［西皮导板］，唱词是：“许田射鹿大势去了。”他们认为不合“二二三”的句法格律，叫学生问我怎么唱，幸亏我在编写词句时注意到了腔韵声调，便把我想到的唱法唱给学生们听，他们默然而去。此剧上演后，虽然是这样唱了，我却落了一个“八个字外行导板”的话柄。话柄虽然逐渐消失，而这个小小漩涡却使我终身难忘。

排戏过程中的漩涡，仲荪校长是不了解的。他对王金璐（扮演刘备）的表演深为赞赏，认为金璐天赋极佳，前途大有可为，从此他对于金璐特别垂青，敦促各位先生专心培育。过了些天，他拿来一个名为《平阳公主》的剧本，写的是唐代李渊的女儿李昭娘（后封为平阳公主）花园比武，招赘驸马柴绍的故事，剧本是清逸居士的遗作。戏校准备给宋德珠、王金璐排演此戏。在联席会议上，我发表了意见，我认为此本剧情简单，没有比较深刻的矛盾，应该在“招赘”之后，加写李渊起义，李昭娘成立娘子军，柴绍的兄弟壁飞夜探隋营，斗智破敌等情节。各位委员，有的同意我的意见，有的认为原本无非是一出“灯彩佳话”戏，演到比武招赘，露一露绚丽、热闹的台面，就可以说是别树一格了。仲荪校长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虽不同意后面再加情节，但希望我把前面的场子再加一加工，组织些矛盾就可以了。当时我编剧的经验尚浅，也不敢恃于自信，只好遵从众议，把原剧本做了一番较大的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我心中深深地印下了“灯彩佳话，别树一格”八个字，所以，对于全剧中的武工、歌舞，扩展了很大的幅度。剧本加工完毕，再一次召开联席会议，并请排戏先生参加。由于我年轻而阅历肤浅，性格单纯，便把我设想的各个细节，如平阳公主可以使用“如意双钩”，柴绍可以使用“崆峒单剑”，以及“比武”的场面可由二十四个侍女操演四十八个“孔雀灯”，台上如何加布景，配细乐等等，肆无忌惮地一股脑儿说出来。与会诸公，虽无异议，哪知又触犯了排戏先生。会后，听学生们传言道：“排戏先生说，姓翁的都包办了，叫他排吧！”我听到这意外之言，怎敢默然？即转述给仲荪先生，他安慰我说：“现在的京剧界，行帮积习很深，内外行势如水火，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你不必耿耿于怀。这些闲话，他们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是这些位先生，却有一种美德，虽然快于口舌，却不会失职误事。”果然，排戏先生尽管如此泄愤，却还是实心任事地给德珠、金璐等排了戏，只是在排戏之中，还不时使学生问难于我：“如意双钩怎样使法？和单剑打什么‘套子’？”我说：“我这个想法，是从《英雄会·打窦尔墩》而来，窦尔墩使双钩，黄三太使朴刀，同样的把子，换个形式，改用在武旦和武生的手里，也可能使观众耳目一新。”又问到“四十八个‘孔雀灯’怎样舞法？”我说：“我知道得很少，想到的只是从‘十字靠’、‘大元宝’、‘四合如意’等舞蹈中变化增减，观众也许会接受的。”经此数问数答，他们似乎不再试探我了，哪知到了拍摄戏像的那一天，又对我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的“考试”。

戏校每排一出新戏，都要在公演之前先照戏像，以资宣传。戏像摄影，编剧者本来可以不必参加。那天适值大雨，我正在家看书，忽然戏校通讯员来传话，请我到剧场“参加照相”。我甚感奇怪，冒雨来到后台。德珠、金璐等人化装已毕，却未穿着行头。当时管戏箱的箱头是马玉辉师傅，他绷着脸问我：“平阳公主穿戴什么？柴绍穿戴什么？李渊穿戴什么？李道宗穿戴什么？”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按道理讲，角色的扮相穿戴，应当由排戏先生设计，编剧者何德何能，焉敢僭越？我虽然这样想着，而对这疾矢劲弩扑面而来的场面，又激起我年轻好胜的性情，便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设想一一说出。那几位扮戏的师傅，用眼瞟着我，嘴里嘟嘟嚷嚷地不知说些什么。可是几个角色扮出来，却都是按照我的设想而实现的。人非草木，孰能无动于衷？归家苦思，可能是我还不很通达个中术语，说了些外行话而惹起他们的私议；思而再思，想到他们毕竟按照我的意图而扮戏，也不枉我冒着大雨而去“应试”一番。通过这出戏排演过程中的明考暗试，我发现编剧这个工作，从案头到排练场，直到扮装演出，要经过多少磨砺，这些磨砺不论来自何方，却都是编剧航程中的层层暗礁，我已经体验到了这些暗礁的磨砺，更使我在以后编剧的航程上，时时引以警惕自己。

《平阳公主》上演以后，观众印象平平，只达到预期的“灯彩佳话”的效果而已，但仲荪校长认为戏校的学生居然能“平地起楼”般地排出独有新剧，兴致不浅。不久，他发现在我整理的传统剧本中，有头二本《宏碧缘》，步“许田射鹿”之后尘，发“沪滨忆菊”之雅兴，他又兴致勃勃地找我谈起这出戏。他说他在上海曾看过文明大舞台的《宏碧缘》，十分精彩，那时是小达子（即李桂春）演骆宏勋，吕月樵演骆母，小如意演花碧莲，贾碧云演贺氏，赵如泉演任正千，沈韵秋演花振芳，张桂芬演徐松明，殷春虎演余千，刘仲华演花奶奶，孙绍棠演王伦，何金寿演贺世赖，七岁红演猴儿，头本《四望亭拿猴》，二本《巧设哭丧计》，武有绝技，文有绝唱，正邪善恶，矛盾重重，引人入胜。他滔滔不绝地如数家珍，我已明白了他想排演此剧的心理。我们相互默契，制订了排演计划，即兴地拟定了剧中人选，由王金璐演骆宏勋，宋德珠演花碧莲，傅德威演花振芳，李金泉演骆母，费玉策演任正千，王玉芹演贺氏，萧德寅演余千，张金梁演花奶奶，于金骅演王伦，王德昆演贺世赖，高德仲演猴儿。又和实习主任沈三玉兄一度商议后，选定了范宝亭、阎岚秋（即九阵风）、陆喜才、钱富川和沈三玉五位先生，共同导演。为了剧的精练，去芜存精，保存绝技，删去噱头，我又用了一周时间，把剧本做了一番较大的修改，今天说来，就是改编了。(https://www.daowen.com)

导演此剧的五位先生，虽然都是著名的演员，也曾到过上海，但却未曾参加过文明大舞台《宏碧缘》的演出。他们对此剧只有一鳞半爪的耳闻，对于演出路数，都是“黑场子”（即不明了怎样演法，术语叫“黑场子”）。他们便不约而同地问我：剧本中的安排有什么新想法？我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并代表仲荪先生表明态度：不必一定走上海的路数，可以排成一出北派《宏碧缘》。五位先生如释重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还面见仲荪校长，请我在排练期间，替他们念念“总讲”（“总讲”即是完整的剧本）。我荣幸地得到内行先生的青睐，能以一个编剧者的身份，参加他们的排练和导演，与演员有所接触，这不能不说是在编剧的行程中初上层楼。

开排的第一天，我愉快地来到排练场。五位排戏先生开始商量头一场花家父女的“趟马”上法，有的说用《英雄会》里“八仙会蓬莱”的路子；有的说这样太旧，应该是花振芳“趟马”领上，续上花碧莲、花奶奶和巴氏三弟兄；有的又说“领上”不如“双上”，先上花碧莲与花奶奶，花碧莲可以尽量发挥武旦的“趟马”技巧，花奶奶以彩旦的路子为花碧莲垫些“噱头”，然后“引上”花振芳，“编辫子”，亮相后，再上巴氏弟兄；有的又说先露正角不好，应当先上巴氏弟兄，然后“引上”花家父女。结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虽然未能达成协议，我却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每位先生说出的办法，就能当场示范表演，头头是道。由此，我又产生了一个念头：编剧者只是写成剧本的文字，还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作品，起码要在编剧的同时，脑子里要先搭起一座小舞台，对于剧本中的人物怎样活动，必须有个轮廓。当然，角色的具体身段，倒不一定要求编者能像排戏先生那样示范地表演出来。

次日再排，意见逐渐统一。在休息的时候，又提到人物扮相问题，有的说应当按传统大扮，花振芳勾老红“三块瓦脸”，巴氏弟兄各勾“花脸”，花碧莲“髽髻辫子”、戴“罩尘帕”；有的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扮相应当改良，花振芳揉脸粘胡子，花碧莲古装披斗篷，巴氏弟兄一律揉脸，这才符合新戏的精神。好几种不同的设想，又未能统一解决。如此延宕下去，每排一场戏意见总有分歧，勉强排过三场，还没有触及“桃花坞卖艺，四望亭拿猴”的精彩场面。这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已起，戏校停课，学生回家，仲荪校长寄予厚望的《宏碧缘》，遂成夭折之势。

戏校停课半年，董事会几番会议，迫于形势，不得不暂时复课。社会上百业萧条，剧场观众，寥若晨星。戏校为了减少开支，议定教员拿十成原薪，职员开七成薪水，学生伙食费也相应地节缩三成。学生们为了继续学艺，相继来归。六个月之间，戏校人事方面的变化很大，有些教员或另谋高就，或受聘外出，无形中戏校又出现一次改组。原排《宏碧缘》的五位先生，除沈三玉仍继职实习主任，范、钱、阎、陆四位都已离校他去。仲荪校长为了重点培养王金璐，再度请来丁永利，专授杨派武生戏。但在那时，老老实实地摹唱杨派武生，是不容易叫座的，因为杨小楼先生健在，依然活跃于舞台之上，珠玉在前，鱼目当然无人问津。戏校为了号召观众，还须旧话重提，继续排演新戏《宏碧缘》。

丁永利先生在武戏教师中，腹笥甚富，威望极高。这次重排《宏碧缘》，仲荪校长改变了计划，指定丁永利先生一人专排。丁先生幼年失学，看不透剧本，仍援例请我通读“总讲”。在读剧本时，他发现我懂得京剧，有些地方还能说到点子上，便以协助为题，商请校长派我与他合排此剧。丁先生性格直爽，毫不掩饰地说：“我不识字，您是有墨水的，文场子归您，武场子归我，咱们来个出将入相。”我当然不敢担此重任，丁先生却拍着胸脯说：“您就来吧！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有我盯着！”我为他的诚意所感动，才敢小心翼翼地揭了榜。

我们互相合作得很顺利，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戏排好。这时，各剧团已纷纷复业，戏园供应紧张。《宏碧缘》第一天公演，是在东城大华电影院。素称戏园丛集的前三门，还没有戏校演出的份儿。北京观众听戏的习惯，向来都注意前三门的演出，一般在内城演戏，上座率大都相应减低，所以，《宏碧缘》演出的上座情况并不理想。但是，学生们的表演却赢得了观众的欢迎。如宋德珠扮演的花碧莲，踩跷登场，“桃花坞卖艺”时耍“水火流星”，已然博得热烈彩声，而“四望亭拿猴”那一场，花碧莲在亭子上拍跷尖走“矮子”，在亭檐上“夜叉探海”，起“左右汉水”，以及在亭子顶上追猴儿“圆场”，快若旋风，而高德仲扮演的猴儿，又在“圆场”中翻小筋斗，台上更显得在雨急风狂之中，有流星赶月之致，观众欣喜若狂。从此，宋德珠的武旦绝技，在他早已享名的“打出手”之外，他那“翻跃扑跌”卓异的毯子功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如王金璐扮演的骆宏勋、傅德威扮演的花振芳、萧德寅扮演的余千，也都各称其职。此剧公演，上座率虽然较差，校方却很满意。这是我厕身于排戏的第一次实践，总算圆满成功，心里略有安慰。这一点安慰的得来，不能不说是丁先生的知遇之情。

丁永利先生对我并不是盲目的知遇，他是通过试探甚至可以说是考试而知遇于我的。有一次，王金璐来问我：“骆宏勋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惊讶地暗赞金璐的好学喜问，与剧中人稍有联系的问题，他都想要弄明白。按剧本来讲，当时骆宏勋的父亲已故，无戏可演，自报家门时也不必多此一笔，但是演员如果能够明白剧中人的身世，是有助于对角色的表演的。我曾听过评书艺人品正三先生讲说的《绿牡丹》，书中提到骆宏勋的父亲名叫骆龙，字表腾云，便告诉了金璐，他满意地去了。及至《宏碧缘》排讲之后，有些学生对我颇加疑问，时常到办公室来闲话，他们似乎有所用意地探询我是否上过台、演过戏，我便直言不讳地谈起我演花脸的经历，提到某些表演，竟使他们深表惊奇，透露出“闻所未闻”的意思，便请我给他们讲一讲。但是，我却千叮万嘱地诫劝他们：不要把我谈到的表演方法，流露在教戏先生之前，以免引起误会。他们也明白我的意思，只作为谈戏遣兴而已。经常找我来谈天的，是赵德钰、萧德寅、费玉策、牟金铎、邓玉峥等，都是唱花脸的学生。王金璐也常来，他很好学，时常询问剧词中的字音和字义。一天，金璐似有意又似无意地对我说道：“丁先生很佩服您，您真有学问！”我说：“帮着丁先生排排戏，有什么学问可言？”他说：“丁先生背地里很惊讶您的肚子宽绰，知道得多，这就是学问。比方说，除非听过品正三说《绿牡丹》的人，才能知道骆宏勋父亲的名字，这是一回书的‘扣子’。”说着，他就模仿丁先生的口吻，学说道：“品先生用‘贯口’说到这里，是干脆利落的八个字：‘姓骆名龙，字表腾云。’然后用响木一拍，算是一回！”我听到金璐的转述，心里顿起波澜：类似这样的小问题，我根本没有在意，孰料金璐的询问，即是丁先生对我的考试，学生们提出的种种疑问，也全是丁先生探试于我，丁先生就是这样通过考验而对我有知遇之感的。看来，排戏这一工作，真是复杂，对于“犄里旮旯”的东西，都需要熟记在心，不但京剧艺术本身的一切细节必须了若指掌，而与编戏、排戏稍有关联的东西，也应多知多懂，真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否则，千岩万壑，九曲黄河，不知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陡壁悬崖，漩涡险滩，能使你丢乖露丑于内行先生之前，贻留话柄于刻薄演员之口。如是，又给我敲了一记警钟：凡是与京剧稍有关联的事物，我都要究本溯源，知其然而又必须知其所以然。

通过丁先生的暗中试验，在学生中间，无形中给我树立一个口碑，他们开始了解我不是那种只能挑剔文辞、卖弄笔墨的冬烘先生，也算得是一个“外行中的内行”，而引为同调，他们与我逐渐增多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语言，就会增强共同的心气，所以，在排演二本《宏碧缘》时，我和丁先生相处得更为融洽，我是有问必答，他是言听计从。有些唱工、表演，按照我改编的剧本，谈出我的想法，不但丁先生依样葫芦，就是众学生也葫芦依样。于是，二本《宏碧缘》又很顺利地排成，上演于中和戏院，上座率也有了提高。丁先生很自豪地说：“翁先生，您想想，五位排戏先生没有排成这出戏，如今凭咱们哥儿俩，就端出这热乎乎的‘两卖’（术语把一出新戏叫做“一卖”），请观众尝尝咱们的刀口吧！有我有您，出将入相，您撒手儿写，我撒手儿排，这是学校的运气，学生们的造化……”我连忙截住丁先生的话，说道：“言重了。”丁先生哈哈一笑，仍是一派自负的神气。这虽是一时快意之谈，但我却想到了一句有名的格言：“得意之时勿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