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可谓自完成之日至今一直受到各朝各代学者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作为历史读本还是文学书籍，历代学者《史记》研究都包罗万象。据学者张亚玲统计：从汉至清，《史记》研究的专著多达101部，文章1435篇，涵盖了典章名物、地理沿革、史实正误、文字校勘、音韵训诂以及读法、点评等领域，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下面对历代选读《史记》的情况略述一二。

《史记》研究的萌芽期要追溯到汉魏六朝。该时期评论重点是司马迁的思想归属与《史记》的取材特点。扬雄、班氏父子、刘勰、张辅、葛洪等人都对《史记》有所评价，虽然这些评论褒贬不一，而且较为零散，未经过系统整理，但这些也可以归纳出《史记》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至于选读《史记》的现象，则早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如据《后汉书·窦融传》记载，汉光武帝就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让人将《史记》的相关篇目抄出赐给别人：“（光武）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4]805这是一种较早而简单的《史记》选本。另据《隋书·经籍志》有“《史要》十卷，汉桂阳太守卫萨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5]961的内容。这自然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史记》选本，说明选读《史记》在东汉时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其次就是东汉对《史记》的研究中，班氏父子可作为东汉学者的代表。他们也对《史记》有所继承，并就某些篇章提出了批评。提出了著名的“史公三失”：“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6]3580

三国到魏晋时期，选读《史记》的著作数量有所增加，《隋书·经籍志》中就记载：“《史汉要集》二卷，晋祠部郎中王蔑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三史略》二十九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史记正传》张莹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5]961《旧唐书·经籍志》对此又进行了补充，这时期还有“《史要》三十八卷，王延秀撰。《合史》二十卷”等《史记》选读著作。

南朝刘勰将《史记》的特点总结为“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路落之失”[7]241四个方面。但是南朝梁代最为著名的文学总集《文选》由于编辑选文标准及体例的因素，没有从《史记》中选文，只选录了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

接下来是《史记》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唐宋。在这段时期，相关的研究从质与量来说都更上了一个台阶。该时期以注释《史记》为亮点，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便是《史记》注释史上的代表佳作，与南朝刘宋裴的《史记集解》并称为“《史记》三家注”。其后以韩、柳为代表掀起的古文运动使《史记》得到进一步推崇。甚至学者俞樟华称：“《史记》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是在唐朝奠定基础的。”[8]17

唐代选读《史记》的除了魏徵奉敕编撰《群书治要》，选录两卷《史记治要》，主要是从有利于统治者治理天下的角度进行选录之外，其他学者及文人多是选读之后，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赞叹与惋惜之情等，如李白阅读《史记·伯夷列传》后，写了一首《笑歌行》云：“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9]509唐代诗人王珪在选读了《高祖本纪》后写了一首《咏汉高祖》：“汉祖起沛丰，乘运似跃麟。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9]509当然以杜牧读了《项羽本纪》之后所写《题乌江亭》最为有名：“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9]466对历史悲剧人物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www.daowen.com)

在宋代，古文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均继承了韩、柳古文传统，提倡学习《史记》文法，尤其重视行文之脉络。在宋代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总集选录《史记》篇章，例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楼昉的《崇古文诀》、倪思的《班马异同》等；也有吕祖谦的《史记详节》等专门的《史记》选本。

元代，虽有戴表元《史记》人物论九篇，罗璧、黄潜等人考证《史记》疑义之作，刘因、马端临、王恽等人也对司马迁史才和体例创新之功予以肯定，但若从研究角度看，相比唐宋，则要岑寂很多。

明清的《史记》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尤其是评点《史记》，构成了整个《史记》研究史上绝无仅有的壮阔景观。杨慎、何孟春、唐顺之、王慎中、董份、钟惺等人，均有《史记》评点之作。其中尤以归有光、茅坤等为代表。归有光一生评点《史记》数十次，对其叙事技巧做了肯定，以为：“事迹错综处，太史公叙得来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10]160茅坤在其《史记抄》中，主张学习《史记》之“风神”。同时，他还对充溢于《史记》中强烈的感情与艺术感染力予以发掘：“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11]16

明代《史记》选读的著作还有凌稚隆的《史记纂》等。而清代数量就更多了，选文更为细致，评点更为精辟，体现出多样性的选录标准。如清人汤谐《史记半解》、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储欣的《史记选》、吴敏树的《史记别钞》、高嵣的《史记钞》等。当然本文着重介绍的《史记菁华录》则是其中最为重要《史记》选本。

近现代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除司马迁的生卒年份、生平家世及《史记》的名称、断限、取材、缺补、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外，对《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使《史记》研究领域呈现出新气象。这一时期《史记》选本数量较多，不同的学者都能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史记》精华部分。例如近代较为有名的《史记》选本有秦同培《白话史记读本》、胡怀琛选注《史记》、中华书局《史记精华》，王伯祥《史记选》，杨家骆《史记今释》，李伟泰《史记选读》等。许多儿童类《史记故事》等读物，均是人们广泛阅读《史记》，并进行《史记》普及的选本。司马迁的生平家世研究，主要见于评传类著作。如肖黎、黄新亚、张大可、许凌云诸人的《司马迁评传》，陈雪良的《司马迁人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