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本善治（good governance）原则之一预见性（predict ability）要求法律、政策和管制措施是清晰的、预先可知的，以及统一和有效的实施（Salvatore Schiavo Camp，2007）。预见性对法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强有力的确认。按照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法治的根本就在于法律的预见性。虽然“不管是任何人，只要他享有过量的自由裁量权，都必将会导致人治而非法治”，但是，“法治的目标，不是去消除自由裁量权，而是去寻找最佳的自由裁量权水平，使其受到限制并且具有可预见性”（Ronald A.Cass，2007）。在西方国家，目前预见性标准已经成为学者和法官判别法律制度是否井然有序的标准。
预见性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因为人类的行为具有目的性。无论目的大小，达到目的即谓成功。但在这个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具有最低预见性的制度环境，人们就得冒很高的风险追求其目的，这使他们投入资源、精力和聪明才智为之奋斗的事业，到头来很可能落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当这种行为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时，这个社会的效率（当然还有平等正义）就崩溃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利己又利他的人类活动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并极大地提升个人和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前景和源泉正在于此。(https://www.daowen.com)
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体制的一个宝贵功能在于其预见性，它在公共支出管理决策的三个关键层次（总量、配置与运营）上都极为重要。具有较强预见性的预算体制，能够帮助我们在较长的时间视野上，较充分地评估公共政策与预算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就预算申请者（政府整体也是其中之一）而言，预见性要求在制定预算之前，对能够获得的资源有一个起码的和清晰的预期。在缺乏这种至关紧要的预见性的情况下，预算申请者不可能有效地制定预算。显然，与年度预算相比，中期预算给出了更长时间跨度内的预算估计（尤其是支出限额），这使其预见性大为加强。不仅如此，中期基础预算还使人们更容易预见和评估当前政策（以及假如采纳新政策）的未来财政效应，特别是在未来3～5年里对公共支出造成的影响。当我们预见到这类政策将变得无法维持时，提前采取适当的调整措施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缺乏预见性（年度预算就是如此）的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很可能错失采取恰当行动的最佳时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