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陌生人交谈自有乐趣，那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联系感。寻觅这种经历不仅会改变你日常的生活体验，甚至还能影响范围更大的政治世界，引领我们远离恐惧，走向开放与合作，促成真诚的相互理解。

危险的陌生人引发了极大的文化焦虑，这种焦虑流转于街头巷尾。我所说的是各种观念和萦绕于心的恐惧，是报纸文章中的统计数据，是电影、小说中的情节，是那些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的个人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在公开交流中流露出来的方式。

这种焦虑并非凭空而来。历史上，真实的陌生人也好，假想的陌生人也罢，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总是危与机并存。历史上，在工业时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并不居住在城市，因此没有什么机缘遇到陌生人。人们在交易市场里、在路上擦肩而过，在那些地方，物美价廉的商品与精心布置的骗局并存，但危险尽在你掌控之中。在商人与旅客往来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埋伏的小偷和强盗，同时也可能有幸得到陌生人提供安全的容身处，听得几句中肯的良言。一位未知的旅客来到一座小村庄，这可是件大事，需要村里人细细磋商。总要为旅客提供食宿，但不知后续会如何。他们可能是带着财运而来的老实人，到此采购货物，传递佳音；也可能是一伙贼人；还有可能是其中一种装作另一种。这两种人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段段欧洲童话故事。路上有骗子、有强盗、有诡诈的老妇人，还有大灰狼。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家中谦卑恭顺的幼子外出闯荡。旅途中，他们将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路遇的陌生人，陌生人总是会给他们一些能让他们取胜的东西，比如隐身斗篷、制胜秘诀、魔法令牌……

历史向前发展，步入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随着城市开始扩张，遍地都是工厂，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带着一双巧手，从乡村涌入城市，挤满一座座工厂。于是，人的可读性变为了持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新出现的城市工人阶级来说，新的问题也摆在了他们面前。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人是谁？如何才能知道我们是否能信任他们？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20世纪20年代，女性得以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这为试图互相解读的路人又添了一层困惑。

这些历史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熟知民间故事，因而我们知道，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当我们试图理解不喜欢我们的人时，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仍会觉得尴尬。我们心怀疑虑，有时这种疑虑又是理所应当的。确认陌生人的身份与他们自称的一致，解读并信任他们的意图，这些对我们来说仍然不易。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或是新鲜的事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成群而居，搬来迁去，从一处房子到另一处房子，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如果可以，我们会带上身份证明，因为这是对我们的常规要求。生活在陌生人当中，我们仍然表现得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件新鲜事，而不是常态。

为什么人们害怕陌生人？因为他们的身份或意图难以解读。因为犯罪行为和侵犯行为有时正是陌生人所为，或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我们在媒体上听得最多的也是这类罪行和侵犯行为。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互相解读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事关我们的人身安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解读彼此的能力。还因为恐惧远比风险来得容易。

没有细致入微的感知能力，我们的恐惧就会成为一道壁垒，粗暴地屏蔽掉一切可能与陌生人邂逅的机会，而这本可能改变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条件的或普遍的恐惧助长了偏见，偏见又化作压迫性的法律和无情的政策，成为社会控制和日常暴行的正当理由。因此，当我们选择和陌生人交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亲密关系的问题。和与自己不同的人交谈可能会促成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治愈恐惧的良方。

有些东西，我们看得越多，就越有可能觉得养眼。对某种人、某种相貌、某种穿衣风格越熟悉，我们就越有可能容忍它，甚至会喜欢上它。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纯粹接触效应”，这个理论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中得到了证明。

让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你看一个染着绿色头发的女人的次数越多，你就越有可能会喜欢上她。不仅如此，你还会觉得，无论男女老少、种族肤色，任何人染绿色头发都没问题。再加点码，换一个例子，你和一位戴头巾的阿拉伯女性接触得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对戴头巾或说阿拉伯语的女性有好感。这就是纯粹接触的绝妙之处：一般化。我们倾向于喜欢与我们已熟知的事物相类似的新事物、一类面孔或一类人，这是件有可能改变世界的事。这也为人们在多元化社区生活、与偶遇的陌生人交流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与和你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的人接触得越多，你就越有可能会喜欢上他们，甚至可能试图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信仰。对个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区、文化、街区、国家来说，养成与陌生人交流的习惯可能会带来变革。与陌生人交流可以带来情感的变化、观念的转变、政治的变革，还可以为三者交织、盘根错节的领域带来改变。这关系到我们对社会的想象，也涉及塑造我们这个社交世界的法律和制度。(www.daowen.com)

街角商店的店员是一位娇小的穆斯林女性，她脖子上围着一条薄纱围巾，遮住了头。她挺喜欢我挑染的红发。

“这个你是怎么弄的？我都是用食用色素给我女儿染头发。”她双手拂过额头，然后放在肩膀上。“刘海儿，然后还有发梢。另一个女儿想染蓝色和绿色。她们想要什么颜色我就给她们弄什么颜色。”

我想象着那几位藏在头巾下，孔雀一般色彩绚丽夺目的女孩，问道：“她们戴头巾吗？”

“不戴，根本不戴。那是她们自己决定的。我教她们我想教的东西、我相信的东西，她们会自己思考，决定选还是不选，我不能逼她们。”

她往前靠向柜台，微微一笑说：“我儿子也想把头发染绿。”她的手指滑过柜台，画出一道线，说：“我说不行，咱们有条界线摆在那儿。”

此情此景下，或许过了半分钟吧，我觉得自己很羞愧，因为我带着群分类聚的想法去考虑一群人：邻居中那些戴头巾的女性。我主观地认为她必定是位非常虔诚的教徒，会要求女儿们信守她自己的信仰。在这几秒钟里，对我来说，这位女士已变作一个个体的人，因为我在跟她说话，眼见其人，耳闻其声，还了解到了一点她的处世之道。

与陌生人说说话，仅此便足以让我们将他们视为一个个体的人，而不再只是一副躯壳，或从属于某一类人。此事非同小可，有着难以言喻的力量。一旦你将某人视为一个个体，你思考“何为人”的思路也会因此大开。

问题正在于此，这种不起眼的个人改变是种微弱的信号，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变革。难民、移民、种族主义、仇恨、骚扰，全世界都在奋力与这些问题做斗争，面对此情此景，仅仅将某人视为个体的人便已经是一种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