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小人居势，则君子不得其位；君子执事，则小人不得逞其奸。汉文帝有两个宠臣，一个是宦者赵同（《汉书》作赵谈，司马迁避父名），一个是近臣邓通。这两个人都被司马迁划入佞幸之流。赵同受宠，有些不太安分，常在汉文帝面前是非大臣，其中包括中郎将袁盎。但袁盎此时也正得幸，为汉文帝所器重。袁盎知道赵同害言于他，决心反戈一击，挫挫赵同的气焰。一次，汉文帝出宫巡行，赵同随从，坐着只有朝臣才有资格坐的“三乘”车。准备出发的时候，袁盎跪伏车前，对汉文帝说：“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哉！”（《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他谏言道，天子出行，应当朝臣随从，若与刀锯之余同乘，是卿士之羞。袁盎所言不无道理，文帝无言以对，只好笑笑，示意让赵同下车。赵同委屈地哭了起来，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下车。应当说从这一天开始，赵同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不过是一个宦官而已，议论朝廷之事距离自己的身份实在太远。赵同遭受了莫大的羞辱与挫折。

汉文帝还喜欢一个叫邓通的弄臣，喜欢到无所顾忌的程度。他听说术士谶言邓通以后会穷饿而死，就把蜀地一座铜山赏予邓通，并赐予他铸钱的权力，且说：“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史记·佞幸列传》）意思是说：能使邓通富贵的人是我，除了我，还有谁能让他变穷？邓通自己铸钱，他铸的钱被人们称为邓氏钱，与国家货币同时流通。从此，邓通富可敌国。

邓通这样受宠，朝臣们纷纷不平。娇纵之下，邓通自己也不太知进退，他竟然惹恼了丞相申屠嘉。这个申屠嘉何其了得！他是高祖刘邦的老臣，武夫出身，脾气火爆。此时，丞相入朝，邓通坐在文帝旁边，有怠慢之礼，申屠嘉当时就受不了。待奏事毕，他说：“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史记·张丞相列传》，下同）批评汉文帝宠幸邓通，破坏了朝廷君臣之礼。申屠嘉这里提到了汉朝一个重要制度：对于宦官、外戚可以富之，也可以贵之，封侯赏赐都可以，但不能在朝廷任职，对宗室也是这样，封爵之后就应当回到封地，一年一度可以觐见一次，没有诏书不能私自回京。邓通也一样，不能参与朝政，也不能在君臣议事的时候出现。对于丞相的意见，汉文帝觉得有点儿小题大做：“君勿言，吾私之。”申屠嘉不再说什么，这件事却没有完。下朝之后，他檄召邓通来丞相府，扬言如果不来就杀掉。邓通慌了，赶紧告诉汉文帝。文帝劝慰道，你姑且去丞相府，随后我就派人把你叫回来。这样邓通就来到丞相府，他有些胆怯，一进门就免冠，脱鞋，顿首谢罪。丞相威严地坐着，一动不动，连礼也不回，训斥道：“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 当斩。吏今行斩之！”这通话里，值得推敲的是那句“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言外之意是，要用高皇帝的制度正朝廷之礼。申屠嘉是旧臣，他有资格这样说，也有权力这样做。邓通这回是真害怕了，不住地叩头，以至于血流满面，但丞相仍然不依不饶。恰在这时，救兵来了，汉文帝估摸着时机差不多了，丞相的火气该发完了，就派人召通，劳谢丞相说：“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被解救，一见汉文帝大靠山，情不自禁地哭诉道：“丞相几杀臣！”

尽管赵同、邓通受宠，但在袁盎、申屠嘉的压制下，他们尚不能大行小人之道。这一方面源于汉文帝头脑清醒，另一方面也和内臣不得干预朝政的汉法有关。在朝臣们看来，皇帝可以宠幸内臣，赐予财富，但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不能破坏君臣关系，一旦越过这个界限，人人可得而诛之。文景之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较少受到干扰，有一批大臣在自觉地维持汉法。

相对于其他人，弄臣的地位比较可怜，并不是他们官职低微，而是在于依附他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基本的尊严。他们所拥有的宠遇，不是靠文治武功谋取来的，也不是靠家世显赫荫封来的，而是靠善于观察、迎合，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献媚讨巧取得的。邓通就曾经为汉文帝吸痈，这一点，连汉文帝的儿子都做不到。弄臣与主子的关系一如犬猫之与主人，不比豢养宠物更强，因此很少有人能瞧得起这类人。司马迁睥睨地称：“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史记·佞幸列传》）弄臣以色媚人，竟然抢了后宫佳丽的风头。

如果以为弄臣只会讨人的喜欢，不会兴风作浪，那就错了。这种人永远不会凭空吃亏，受多大的委屈，就会占多大的便宜。一旦机会来到，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报复，所报复的对象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一个曾经视其为无物，从来不正眼看待他们的那一群人。他们报复的手段别出心裁，可称得上天才的发明。这时你才会意识到：原来主人豢养的不是狸猫，而是鹰犬。汉代的张汤、江充，唐代的周兴、来俊臣是这一类人，明代的刘瑾、严嵩、魏忠贤也是这一类人，其表现可谓一代更比一代强。东汉、唐朝及明朝宦官势力最为猖獗，但也有不同。明朝因为有内臣不得干预朝政的遗训，宦官一般会和外臣勾结，尤其和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交好，以期控制外朝，巩固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东汉、唐朝却不同，宦官集团和外廷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两方总在伺机打压对方，总有一批正臣试图扭转局势，而往往以失败告终。直至唐末，这种斗争一直在持续，宦官集团终于把国家拖垮。

纵观两千年帝王史，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奇怪现象：以皇帝为代表的内廷，与以宰相为代表的外廷之间一直处于博弈状态，他们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按理说，外廷负责政府工作，为皇帝治理天下，两者之间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其实不然，历代皇帝总担心宰相位高权重，国家控制在别人手里，所以千方百计打压外廷。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削权、分权。从东汉开始，宰相的地位一步步下降，到唐、宋变成“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这时还有宰相之名。明清以后更其可怜，干脆取消宰相，另设内阁，聘请一帮大学士协助署理政务，而大学士的品秩又很低，还不如六部尚书，相臣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皇帝如果不信任外廷，他该依靠谁呢？答案是只好信用身边之人。而皇帝身边除了宦官就是后宫，除此再无人可用。于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乱象，由唐代开始，大批宦官被派出领藩镇，做监军，传诏书。明朝祖训，内臣不得干预外朝，而且把这话做成铁牌悬示。但明代宦祸比哪朝都激烈，说明皇帝也实在不得已，除了宦官再无人可以信任。后宫虽受限制，但她们的戚属总可以信用，这就出现了宦祸和外戚之祸，而且两种势力常常水火不容，争得你死我活。以东汉为例，它具备了后代所有的隐患，诸如阉党、戚党、朋党等。以后历代朝廷内部斗争不外乎这几种情形，都是东汉的变种，形形色色的斗争从来没有消停过。

历史总在给人一种启示：小人当道，是善良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www.daowen.com)

诗曰：

且将笑靥献妆台，

细腰^[1]直向倾城来。

帘外画眉有春恨，

苍苔，点点上空阶。

【注释】

[1]细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援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