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断断续续进行了数次谈判，但1944年9月以后的谈判却不同以往。此前谈判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国共之间的悬案，诸如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边区政府、中共部队增加编制、作战地区的划分等问题，中共没有把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作为谈判的中心。经过7年的抗日战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越战越强，敌后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面战场遭到一系列军事溃败，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国民党政治上更加腐败独裁，国统区经济萧条凋敝，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广开言路，实行民主，以动员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顺应民心，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说：“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³³⁾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提出了这一主张。中共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

抗战以来，美国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建议蒋介石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³⁴⁾当然美国所设计的方案与中共的主张是不同的。美国的设想是要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让步，把中共拉进政府，从而取消中共独立的武装力量，消除中国内战的危险，使中国成为亚洲对美国友好、与美国合作的主要国家，使中美关系成为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时，又代表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如果不能相处，它们可以“请一个朋友”来斡旋，总统本人就愿作这样的朋友。⁽³⁵⁾

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并非真心愿意，也只好决定与中共重开谈判。他向华莱士表示，在国共谈判中他愿接受罗斯福的协助，希望总统派一个代表来重庆。

当赫尔利奉派来华时，罗斯福给他规定的任务之一就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³⁶⁾但当时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国务院，对于如何解决国共关系问题都没有具体的办法。9月9日，赫尔国务卿指示高思大使向国共双方强调说明团结抗日、“建立一种持久的民主的和平”的必要性，并称这是他与总统的共同意见。赫尔还同意高思向蒋介石提出的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建议。⁽³⁷⁾这是至今可以看到的美国政府在赫尔利来华前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的最详尽的文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实际上被授予根据罗斯福的总政策便宜行事的大权。

赫尔利认为，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对他的使命至关重要，因此他在来华途中取道苏联。8月31日，赫尔利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这只是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满的表达方式，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莫洛托夫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并表示苏联不支持中共，而希望与国民政府进一步改善关系。莫洛托夫还表示支持美国帮助中国实现联合的努力。⁽³⁸⁾苏联领导人的表态对赫尔利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赫尔利对中国本来所知甚少，他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历史，对现状也缺乏知识，不知道国共两党间的深刻分歧。他显然接受了莫洛托夫的说法，并不认为中共真是共产主义者，他后来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国共两党宣布的纲领“极少区别”，它们“都在为民主的原则而奋斗”。⁽³⁹⁾他甚至把国共两党比作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为“中共与俄克拉何马州（赫尔利故乡）共和党人的惟一区别是后者没有武装”。⁽⁴⁰⁾第二，苏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政策，支持他的调处努力，他认为这是国共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⁴¹⁾他对调处前景的乐观情绪因此倍增。

早在史迪威被召回前，赫尔利就开始了他的调处工作。9月9日至12日，他在与宋子文、何应钦及蒋介石本人的会晤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10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1）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和中国军队的领袖，支持蒋的领导地位；（2）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就是说中共要把军队交给蒋指挥。⁽⁴²⁾赫尔利认为这两条是调解国共纠纷的根本原则。

10月17、 18和24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的许可后，3次会见中共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他表示，他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的，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他反复强调，蒋介石是全国抗战的领袖，同时也承认，“中国现政府不民主”，并称，国内应当实行民主，中共应当取得合法地位。中共代表向赫尔利阐述了中共的主张，并邀请他访问延安。⁽⁴³⁾

10月28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内容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2）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4）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国内各政党，均给予平等、自由与合法之地位；（5）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⁴⁴⁾这5条与前述10点建议一脉相承，反映了美国对国共谈判的指导思想。但蒋介石却不满意这个方案，因为它实际承认了国共双方的平等地位。于是他授意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修改。结果，最重要的改动是把第二点改为“中共军队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即蒋介石常说的“政令军令统一”。另外，第四、五两条换了位置，新的第四条成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改组后一切官兵在薪金和津贴方面均与政府军同级官兵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⁴⁵⁾新条文强调了“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改组”，把蒋介石通过谈判吃掉中共军队的图谋表达得更明确、更强烈。

带着这样一份提案，赫尔利于11月7日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会谈。在8日至10日的3天会谈中，毛泽东向赫尔利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和主张，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毛泽东强调，中国需要团结，但是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否则，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赫尔利为国民党辩护说，毛泽东说的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是不公平的。毛泽东针锋相对地驳斥说，他所重复的，在外国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在中国是孙夫人和孙科先生的话，说他重复日本人的话，不合事实。

针对国民党方案中的第四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条恐怕主要是蒋介石自己写的。他接着说，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⁴⁶⁾

在11月9日下午的会谈中，中共方面提出了5点对案。赫尔利看后问毛泽东：中共是否还与蒋介石合作，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肯定的回答。赫尔利认为，中共所要求的只是结束一党专政，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额，这不仅不会损害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他认定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解决国共矛盾是符合美国的原则的。他把中共参加政府与联合政府混为一谈，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他对中共提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在10日上午征得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后，便建议毛泽东在文本上签字，他自己也以证人身份签了字。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是：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⁴⁷⁾

达成协定后，毛泽东托赫尔利带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其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⁴⁸⁾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赫尔利在协定签字的当天（星期五）下午就飞回重庆，因为他相信星期五是他的吉日；他的生日是星期五，他结婚在星期五，第一个孩子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枚勋章也在星期五！他满以为他的调处不日即可大功告成，他就可以奏凯而归了！

出乎赫尔利的意料，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一致反对《五条协定草案》。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对赫尔利说，共产党把一张货单卖给你了，国民政府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赫尔利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他甚至建议，如果蒋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词，那就换个说法好了，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⁴⁹⁾他劝蒋介石同意让共产党“插进一只脚趾”，蒋介石说：“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⁵⁰⁾

赫尔利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换一个人处在赫尔利的地位，也许会感到大失所望，甚至就此罢休了。但善于审时度势的赫尔利却没有这样。他不能就这么失败，他必须干成点什么。赫尔利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或者向蒋介石让步。他选择了后者。史迪威的召回只是昨天的事。马歇尔和史迪威曾力主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结果非但没有成功，而且史迪威本人还被逐了回去。赫尔利决不愿重蹈这个覆辙。为了支持蒋介石，罗斯福可以断送一个美国高级军官的前程，可以吞下美国的骄傲，如今事关中国的两个党派，赫尔利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他的逻辑是简单的：既然罗斯福交给他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那他的言行就得以蒋的取舍好恶为转移。因此，虽然他对自己签过字的《五项协定草案》依然恋恋不舍、念念不忘，虽然他认为“国民党没有好好考虑共产党的建议”，甚至认为蒋介石的条件“过于苛刻”，⁽⁵¹⁾但在劝说蒋接受《五项协定草案》无效后，他就毫不迟疑地掉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代表接受蒋介石的方案了。从此，他的调处活动实际成了支蒋压共。

11月19日，王世杰奉命向赫尔利提出3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为：（1）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军饷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2）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3）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人民自由。⁽⁵²⁾这个方案闭口不提联合政府，一味强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交出军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任何保障人民自由的许诺便都是欺人之谈。

11月21日，赫尔利把国民党的对案交给周恩来。对于这样一个实际上要求中共举手投降的方案，中共代表理所当然表示拒绝。周恩来指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蒋介石一切以命令行事，中共不能参加决策；联合政府是赫尔利自己赞成的，但国民党的草案没有回答这一基本要求。他问赫尔利：“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无法否认，“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民主的”，但却闪烁其词地说：“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不处在同意的地位”，这就表明，他已经背弃了他自己同意并签了字的协定。但他一则要为自己的出尔反尔进行辩解，二则要继续向中共卖好，便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要国共达成协定，美国是准备帮助中共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中共，但没有国共之间的一项协定，美国就无法帮助。他虽承认“参加政府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仍力劝中共“赶快参加政府”，“一步一步的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又一口才能咬掉”，并拿美国的情形比方说，“事在人为，比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够控制议会，有的不过坐食而已”。赫尔利还居心叵测地提出，“最好设置一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指挥”，而且自命不凡，他要来当这个统帅！周恩来表示要立即回延安去，赫尔利希望周在离渝前见一下王世杰和张治中。⁽⁵³⁾(www.daowen.com)

次日，周恩来、董必武先在赫尔利寓所见王世杰、宋子文，后又见蒋介石。这两次会见表明，国民党根本不想结束一党专政，不想实行政治民主化。

由于飞机驾驶员生病和延安大雪，周恩来只得在重庆多呆几天。12月2日，周恩来把毛泽东对国民政府的对案的意见告诉赫尔利：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中共认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的同意，因此也就无法挽救时局；根据目前形势，中共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周将不立即返回重庆。赫尔利重弹他的老调，劝中共参加政府，并称，“国民党已经僵化，失却弹性，你们进来，可以大有作为”，并称，“你们是同我——美国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云云。⁽⁵⁴⁾

12月4日，赫尔利、魏德迈又约见周恩来。他们继续以美国的军事援助作诱饵，劝中共参加政府。娓娓动听地说什么，美国现在能够以物资、弹药、武器、医药用品甚至粮食供给中共，还能派美国军官帮助训练中共军队，帮助作战，前提是中共参加政府，取得政府承认。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参加政府就是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的良心也过不去。”⁽⁵⁵⁾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至此中断。

蒋介石一面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一面在11月底作出一些人事上的调整，以欺骗舆论，取悦美国。这些调整主要是：任命陈诚接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俞鸿钧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朱家骅接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接替梁寒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所任命的人都是美国比较欣赏的。如陈诚被认为是军队中积极推行改革的人，史迪威在任时就曾要求由陈诚取代何应钦；美国官员还认为王世杰在与中共谈判中思想比较开放，他当宣传部长后可能放松新闻检查。⁽⁵⁶⁾

赫尔利在调处中自食前言，翻云覆雨，中共原先对他调处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受骗感。12月8日，毛泽东接见与周恩来同机返回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义正词严地表示了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态度。他说，中共不能接受赫尔利的意见，如果中共被反绑双手，那即使如赫尔利所说的插进一只脚，参加了政府，也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的赞许，世界的赞许对中共也毫无用处。他指出，《五条协定草案》是中共的最后条件，中共已经作了让步，同意让蒋介石作为领导，同意中共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中共已经让无可让。他怒不可遏地斥责赫尔利背信弃义、支蒋压共的做法，说，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这具腐朽的架子，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共不像蒋介石，并非必需外国的支持，中共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一样自由地行走。最后毛泽东表示，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这就是《五条协定草案》，中共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加入联合政府”。⁽⁵⁷⁾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他目前不可能再去重庆谈判，并说，为了晓谕民众，并使政府改变态度，现在有必要公布《五条协定草案》。⁽⁵⁸⁾

这一封信让赫尔利着慌：公布“五条”岂不等于向公众舆论揭露他自食前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在国际上丢尽脸面？他这个大使如何还能当得下去？12月16日，赫尔利复函周恩来，表示不同意公布“五条”，他说，“五条”和“三点”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并没有结束，国民政府愿意继续谈判。⁽⁵⁹⁾

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中共同意暂不公布“五条”。毛泽东电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赫尔利，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可以暂不公布“五条”，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⁶⁰⁾16日，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说，中共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目前进行谈判的根本困难在于国民党当局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⁶¹⁾

赫尔利敏感地抓住中共表述的愿意继续谈判的意向，于1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周恩来，请周重返重庆。28日，周恩来复信说，中共不愿再继续抽象地探讨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的问题，而要求国民政府先将4条付诸实施，以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这4条是：（1）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2）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⁶²⁾

赫尔利在与中共领导人函商的同时，也与国民党方面频繁接触，推动重开谈判。他劝蒋介石说，如果不同中共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中国的军队就不能统一，大战以后也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为了控制中共军队，在政治上作点让步是必不可少的。针对上述中共提出的4项具体要求，赫尔利与宋子文等又策划了一个“四点方案”，并于1月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要与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一起去延安同中共领导人面商一切。⁽⁶³⁾

毛泽东1月11日回信拒绝了赫尔利重访延安的要求，因为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在延安开两党秘密会议是得不到结果的。毛泽东提议在重庆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预备会议。⁽⁶⁴⁾

赫尔利在重庆进一步与蒋介石策划民主姿态。1月20日，他函告毛泽东，国民党决定成立权力广泛的战时内阁，并将邀请中共代表参加这一决策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为了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的骗局，并以公开的谈判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决定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1月24日，周恩来重返重庆。赫尔利亲往机场迎接。在汽车上赫尔利就迫不及待地向周讨好说，他几次见蒋介石，批评蒋不对，并称，如果国共问题谈不好，责任不在中共，而在国民党；还说，现在国民党准备答应中共的一切条件。但在第二天，赫尔利就把他同蒋介石、宋子文策划的四点方案端给了周恩来。其主要内容是：（1）在行政院下设立战时内阁；（2）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3）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共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4）整编委员会成立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⁶⁵⁾

在这里，赫尔利重提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的问题，这完全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意向。斯退丁纽斯国务卿在1月4日关于国共谈判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就曾讲到，如果国共之间不能达成一种解决办法，“另一种选择便是由一名美国军官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他估计这是国共双方都会同意的。他还说：“如果俄国参加远东战争，由美国军官统率中国武装力量，较之中国分裂的军事指挥要有利得多。”⁽⁶⁶⁾这就是说，提出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问题，一是为了防止国共谈不拢，打起来；二是为了防止苏联参战后直接与中共军队合作，从而使中共壮大起来，也使苏联势力得到发展。自然，美国还有其他打算，如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时可减少困难等，但当时政治上的考虑无疑是主要的。可惜的是，美国对中共的估计未免太天真了。

对于国民党和赫尔利的新方案，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在此后数日与宋子文、赫尔利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混淆党治与民主的界限，取消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强调，没有政治解决，其他就难以着手，只有废止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了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共才能把军队交给这个政府；“关于整编军队问题，应当改组军委会，改组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武装”，而不仅是改组中共军队。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派会议、共同纲领、国事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这样一个民主的程序。毛泽东对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立场十分满意，并于1月28日致电周说，赫尔利的新提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⁶⁷⁾

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电告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草案内容为：（1）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2）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3）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事会议，方能成为国家法案；（4）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⁶⁸⁾

国民党是反对召开党派会议的。蒋介石在1月29日就曾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和党团负责人20余人谈话，说什么：中共“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命总理，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⁶⁹⁾但国民党对中共提出的这一合理要求又无法公然予以拒绝，因此也只好设计出—个方案来做做样子。也在2月2日，王世杰把一个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立即指出，方案里没有“改组政府”字样，主张以中共所提草案为讨论基础。王世杰辩解说：“以国民党外党派参加政府，即为改组政府的实质。”⁽⁷⁰⁾此后又有几次谈判，但双方对党派会议意见仍未取得一致。

此时，周恩来因参加中共重要会议即将返回延安，赫尔利和魏德迈也将回国述职。赫尔利不能眼看着他的调处不了了之。在2月10日的会议中他提议发表一项共同声明，并拿出他与宋子文草拟的稿子。这完全是有利于国民党并为赫尔利本人歌功颂德的片面之词，当场遭到周恩来拒绝。次日，赫尔利又找周恩来解释，并要周起草，还说，他回国述职时将报告总统，国共关系已经接近，但尚未得结果。周恩来不同意他的说法，指出，谈判并无实际结果。赫尔利想粉饰事态，回国报功，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为了防止赫尔利曲解，周恩来写出一份声明，并交给了赫尔利。他在声明中回顾了谈判的进程，阐明了两党的基本分歧，并强调“在党治下采取任何形式的敷衍办法，都决然无补于国事”。⁽⁷¹⁾

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见蒋介石。蒋介石公然表示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竟妄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⁷²⁾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蒋介石的表态等于拒绝继续谈判，周恩来决定立即返回延安。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对于赫尔利来说，支持蒋介石政权是惟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什么手段都不惜采用的。能诱骗中共交出军队固然是上策，不然，用武力消灭未尝不可。也是在2月16日（3天后他就回国述职了），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竟得意忘形地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⁷³⁾这就把他支蒋压共的真实立场暴露无遗。蒋介石也就更加有恃无恐，要他向罗斯福转达这样的口信：不问共产党态度如何，“必照预定方案进行，召开国民大会”，表示决心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⁷⁴⁾

3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再次提出改编中共军队和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把国共关系中刚刚出现的一点缓和气氛驱除干净了。次日，中共发表评论，抨击蒋的讲话。3月7日，周恩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谴责蒋介石一意孤行，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说：“在全国人民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明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⁷⁵⁾赫尔利的调处以失败告终。

5个月来，赫尔利遵奉罗斯福的原则指示进行调处，并在1944年11月7、 16日，12月12日，1945年1月2、14日等给总统的报告中汇报了谈判的进展情况，在1944年12月24日，1945年1月31日，2月7、 17、 18日的报告中向国务卿详细汇报了调处的经过。⁽⁷⁶⁾忙于全球事务的罗斯福顾不上对赫尔利再作具体指示，但他对中国政治事态的发展是了解的，他对赫尔利在谈判中执行的方针是认可的。罗斯福在12月20日还对他的阁员说，赫尔利“在干着了不起的工作”。⁽⁷⁷⁾赫尔利调处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更加偏向于扶蒋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