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去矣行》诗云：

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

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

野人旷荡无䩄颜，岂可久在王侯间？

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

《析疑》写道：“买办文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蓝田山出产美玉，故杜甫说要往蓝田山去试试餐玉的法子。没有饭吃了，却想去餐玉，这也是他寻穷开心的风趣。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故说“行歌非隐沦”’”，“‘餐玉’本是道教徒服食求仙的一种法术，他偏说这是‘没有饭吃了，寻穷开心的风趣’。险恶儇薄，莫此为甚！”杜甫“是说他那一套愚腐的儒家抱负难获施展，虽非志在隐遁，只好‘行歌道中’；辞意间并没有流露出‘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所以和‘发牢骚’、‘寻穷开心’都联系不上，我们不能妄信胡适的胡说白道！”(www.daowen.com)

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是杜甫到底是不是赞成隐遁。我认为，胡适关于“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判断。知人论世，不论从他的一生行事，还是从他的一生作诗来看，杜甫绝不是一个道家“隐君子”，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忧世、入世、意欲济世的儒家仁人志士。对杜甫的整个思想感情，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把握：第一，杜甫是一个执着世事的入世者；第二，由于世事维艰，仕途坎坷，杜甫有时在愤激之中也流露出一些出世者的隐遁倾向；第三，归根到底，杜甫还是归宗儒学、痴情儒术的，可谓一个“醇儒”。

老杜本质上是一个心忧天下、属意功名的儒者；否则，他的作品是成不了“诗史”的，他本人也是成不了“诗圣”的。尽管“儒冠多误身”，他毕竟还是要戴上一顶“儒冠”。他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关怀，是“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当然，他在漂泊潦倒之际，是有放浪形骸之作的，这首《去矣行》即是个例子。其实，这正是胡适讲的“发牢骚”“穷开心”，亦即一种自我解嘲、自我排遣而已。谁都知道，这是中国士大夫们的一个通例：达则儒，穷则道。如果只见现象，不求本质，是不理解老杜的一种表现。

杜甫思想感情的本质何在？且听他自己说：“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5]；“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6]；“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7]。这才是老杜的心声，这才是真正的杜甫。这些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析疑》却使之成了问题，仅仅因为“买办文人胡适”讲了几句话。况且，《析疑》作者自己也说杜甫“非志在隐遁”；我不明白，这与胡适讲的“根本上他是不赞成隐遁的”究竟有多大区别。

顺便指出，《析疑》以为“‘餐玉’本是道教徒服食求仙的一种法术”，实在是大谬不然。餐玉之事，古已有之，“本是”出自儒家经典的。《周礼·天官·玉府》：“王斋，则共（供）玉食。”司农注：“王斋当食玉屑”；郑玄注：“食之以御水气”。所谓“餐玉”，即源于儒家之“食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