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易经》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由来已久。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大约肇始于元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讨论文言虚词的专著，是卢以纬的《语助》，而所谓“文言虚词”，依我的看法，其实质乃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词法形态、句法形态）；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滥觞于晚清，第一部专著是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后者实际上是用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律来硬套汉语的语法，结果带来许多类似“格义”的弊端；但是，我们显然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前者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困惑：我们缺乏本土的、原创的、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的语法理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唯一的选择，就是只好暂时仍然采取“以西说中”的办法。这就犹如当年的佛学东来，最初的理解虽然扞格不通，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格义”，佛学才最终被中国化、本土化了，形成了中国原创的佛学。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这样的“以西说中”，虽属“格义”，也是眼下别无选择而必须勉力从事的历史阶段性的任务。那么，按西方语言学的观念，《易经》语法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周易》语法必然涉及与其前后时代的语法的“历时”比较问题，这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周易》语法本身的存在却是“断代”的，我们首先必须“共时”地去描写它，这就可以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两者之间，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了每个时代的共时的语法结构特征，才可能对它们进行历时的比较；但另一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条件，因为假如不对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进行历时的比较，我们也难找出一个时代的语法的共时特征。因此，现时语法学界把这两种研究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https://www.daowen.com)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一种共时的研究，即是对殷周之际的语法结构的静态描写。这种共时的静态描写当然应该在历时比较的条件下进行，但这种共时描写的结果本身又对历时比较的研究提供基础。例如，古经语法的研究可以与大传语法相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又可以用于对大传语法的更进一步研究。赵先生这样对《易经》语法进行共时研究，就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赖以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古经与大传的语法比较，而且意味着殷周之际的语法与战国时代的语法的比较，从而构成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的一环，这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