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范围，主要涵盖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和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

当代美国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的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一文中，就表示了他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划界的理解。他在梳理文化研究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本雅明、阿多尔诺、詹姆逊和伊格尔顿”[1]。另一位美国著名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的资深编辑约翰·布伦克曼（John Brenkman）在一篇题为“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论文”[2]中，就以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高度来谈“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以及卢卡奇本人及其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他特别强调发挥作为实践的文化或者文化实践的作用，对传统人文学科进行挑战。

国内学界以广义视角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划界作出相关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主要有：孟丽荣、孟保芹的《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内在困境》[3]、党圣元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4]、董新春的《当代西方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及趋势》[5]等。党圣元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最著名者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思想家包括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T．W．阿多诺、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到特里·伊格尔顿、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后现代主义阶段……代表人物是杰姆逊、哈贝马斯等人。”[6]在这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渊源的分析，就体现了一种广义范围的理解，统称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朝向文化的发展取向。(www.daowen.com)

同时，这些学者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一定的边界意识，普遍认识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广义与狭义区别的存在，一般都会在文首对这一问题作出澄清，并明确表述文章主要采用的是广义的划分视角。例如，孟丽荣、孟保芹在其论文开篇提道：“文化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即二战后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理论。而本文致力于对由卢卡奇开创、法兰克福学派丰富而发展至今的一种西方左翼思潮即广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探讨。”[7]以上这些成果主要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广延度对这一问题作出理解，并进一步显示了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重要呈现姿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