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包”是当地一个特有的词汇，指的是通过不计后果的花费来炫耀自己的意思。在向来崇尚节俭的鲁地，“烧包”往往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但是当它与“过节”联系起来时，意义就不一样了。“过节烧包”可谓是当地人在节日期间的口头词，用以形容节日期间的铺张浪费。博山等地的民众普遍有着忙忙碌碌、省吃省穿的日常生活习惯，但是长期的压抑必然需要一定的宣泄，于是在节日期间民众往往会放下手中的活计，不惜花费数倍于平日的金钱去享受节日带来的快乐。当然对于农村民众来说，过节的花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购买和制作祭祀用的各种供品和祭品上。据当地人回忆，“过节烧包”这四个字总是在花钱的时候从自己口中不自觉地说出来，这一方面体现出一种自我调侃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和安慰，提醒自己“大过节的多花点钱无所谓”[52]。
博山虽然自建县时起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但其在岁时节日方面仍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传统，不但民间所有节日都遵从农历，还在一些环节体现出了浓厚的“春祈秋报”的意识。不过从过节的具体细节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人们因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而演绎出的地域特色。
（一）春节
赶年集 八陡的民众一般从农历腊月二十就开始为春节忙活了，因为这天是八陡年集正式开市的日子，大家要置办小年以及忙年所需之物。八陡大集规模盛大，历史悠久，逢五、十开市，以流动摊贩为主，按经营种类分为不同区域，蔬菜调味、肉蛋鱼虾、瓜果干货、糕点零食、服饰布匹、烟花爆竹、花鸟鱼虫等都有自己的专属区域。
八陡集原本位于东顶、北河口、青石关三村之间的五龙溪滩涂上，沿五龙溪河道往西与岳阳河道相连接，绵延数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河道变窄、河流干涸以及村落的迁徒，五龙溪滩涂基本消失，八陡集转移到了岳阳河谷地。集市的选址与八陡庄的空间设置有关，八陡庄的居住空间大多位于山脚至山腰一带，河谷地带作为村落中少有的平坦之地，既是村落通往外部世界的主要干道所在地，又是村落主要的群体活动中心。一般来说集市都会设立在空间适中、交通方便、人气聚集的地方，所以河谷地带几乎是集市的唯一选择。选择了河谷地带也就意味着要承担洪水的风险，因此当地流传的有关八陡集的传说大多与洪灾相关。
除了传说之外，现存于五龙桥上的八陡大集碑和位于五龙桥一侧的关帝庙，则以实物遗存的形式成了老八陡大集的历史印记。遗憾的是，立于民国年间的八陡大集碑字迹已经难以辨认，关帝庙也是在原址上新修的。在中国北方的乡村社会，历史久远的集期市场往往会伴随有关帝庙的出现，八陡大集也不例外。旧时八陡大集缺乏必要的管理机构，集市各个摊位的位置、大小以及相同产品的定价等事务，完全依赖商贩们自己推举出来的民间机构的管理和大家的自觉遵守，所以八陡大集在当地又有“义集”的称号。集市的秩序很难用文字在固定的地方一一呈现出来让商贩和民众去识记并遵守，而是作为一种“老规矩”内化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之中，因此在民间代表着忠和义的关帝庙就成了用以提醒民众遵守集市秩序以及强化集市规矩的象征性符号，同时也成为民间管理机构的办公场所。
腊月二十的八陡集只能算是年集的一个序曲，却因为它是小年之前的最后一个集市，所以也很热闹。小年夜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旧的灶王爷上天了，新的灶王爷就得预备下，因此每年的腊月二十也是灶王爷的贴符脱销的日子。当地所卖的灶王爷的贴符除了有灶王爷像外，画像上方还会有新的一年的二十四节气的分布、太岁方位等一些信息。生产厂家为节省成本，只在腊月批量生产，再投入市场，所以腊月二十的集市就变得尤为重要。在通讯方式不甚发达的年代，买灶王爷像实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此也有人称腊月二十的集为“麻烦集”：
腊月二十又叫麻烦集，为啥呢？腊月二十得买灶王爷像，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干啥都得寻思着来，大哥去赶集一看到灶王像就想着二哥、三哥可别忘了买，就一次性买了三张，这要是他俩真没买还好说，要是有一个买了，灶王像多了麻烦事就来了。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家里不能容二主，你还不能撕了扔了，赶紧挨家挨户问问谁家还没有灶王爷，赶紧往外送。反过来情况也有，大哥想着二哥可能买，二哥想着三哥可能买，到最后哥仨谁也没买，那就得挨家挨户管人家要去，也是个麻烦事，谁家能多个灶王爷啊！[53]
腊月二十五的八陡集是年前最大规模的集市。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主妇要买蔬菜、肉、蛋、水果，男主人则忙于为家里添置花鸟鱼虫，还要买下几挂鞭炮烟花，瓜子、花生等干货炒货，新衣服，上供用的黄表纸和香，年画春联等，也有很多人会趁此机会添置一些新家具，好多家庭要来往好几遭才能把所有年货备齐。
腊月三十的集市在当地又被称为“穷汉集”，主要是因为有些家里生活困难的实在是没钱置办年货，就一直拖到腊月三十。他们实在没辙才去集市上逛逛，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好歹“对付对付”。实际上按照民众的经验，年三十大集上的东西要么特别便宜，要么特别贵，卖家卖不了的东西才会便宜处理，但是像包饺子用的韭菜、肉之类的则只会越来越贵。据青石关村的一位老人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家里穷，过了腊月二十九，他家才凑出来十块钱用来置办年货。年三十的时候他去八陡集上买肉，却发现肉的价格比以往贵了近一倍。为了省钱，他只得一个肉摊一个肉摊地对比，看哪家的便宜，最后竟然一直走到了近十里路之外的窑广，在那里买了块相对便宜的肉，这才过了年。
按照当地的传统，一过了腊月二十三，各地的集市就开始“乱了架了”。所谓“乱了架了”是指集市的市场秩序开始松弛，任何人都能随意去市场上售卖任何物品。究其原因，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市场管理人员也开始休假忙年，他们不再严格控制摊位，也不再收取摊位费；二是过年时候各家各户都开始储备年货，有许多东西比如年前杀的猪和羊等，自己家用不了、吃不完就会拿到集市上卖，因此腊月二十三后的年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闹、拥挤。而“乱了架了”这个词的运用范围，后来也从专指集市扩展到年节期间的日常生活，慢慢地人们也经常用“乱了架了”来形容某个人家里出现家庭矛盾或者遭遇变故，从而导致生活进入一种无序状态。
对于八陡庄的退休工人来说，娱乐休闲逐渐代替了置办年货成为他们赶年集的主要目的。他们不只去八陡年集，周边城镇的所有大集也都去体验，五里路外逢一、逢六的石炭坞大集，三里路外逢二、逢七的岳庄大集，甚至是十公里外博山城区的大集也都会去，他们称呼自己这种到处赶集的行为为“赶串集”。实际上几个大集之间所售卖的东西基本相同，因为大都是同一批商贩在不同集市间来回串。不过，平时清静到近乎孤寂的退休工人也并没有特别要买的东西，只是在集市上闲逛，跟老熟人唠唠家常，跟陌生人随意搭讪，体验一种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感觉。“赶串集”的现象也从侧面体现了民众生活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改善。首先，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往过年才能吃、用的东西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所以年货相对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其次，民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尤其是退休工人每月的退休金少则三四千元，多则过万，他们不再需要在集市上精打细算、货比三家以求买到最便宜的年货，这也就大大减少了用于办年货的时间；最后，博山区内的公共交通已经辐射到城郊的乡镇，八陡镇即为公交11路的终点站，而前述几个大集恰巧都在11路沿线上，退休工人们持老年卡不需花费一分钱就可以到任何一个集市，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赶串集”提供了方便。
小年 当地以腊月二十三为小年。白天大扫除，人们称之为“扫屋”，床、柜子这些大物件都要搬来挪去以方便清扫房顶屋角，床单、被罩要浣洗干净，锅碗瓢盆这些小物品也都擦得一尘不染，庭院、厕所、厨房甚至水池这些附属物也要清洗得干干净净。因此，“扫屋”是一个颇费时力的大工程，一般需要全家人忙碌一整天。不过，对于刚刚搬到社区不久的住户来说，没有了庭院、水池，又是新房子，周遭的环境也比较好，尘土不多，“扫屋”就显得轻松多了，甚至有些住户都不再专门打扫。年前扫屋除尘的意义，除有焕然一新以待新年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意义，因“尘”与“陈”谐音，在百姓心中便有了一层除旧布新的寓意。人们在打扫之时，往往会想象着仿佛把一切“晦气”“霉气”扫出门外。
小年夜，送灶王爷上天。传说灶王爷管理家庭的事情，因此在八陡的人们经常会以灶王爷来对孩童进行道德规劝。三四岁的孩童尚不懂得礼数，有时候会对自己的父母及其他长辈出言不逊，每当这时家中长辈便会告诫孩子们道：“你所说的所有的脏话，门后面的灶王爷可都听到耳朵眼里去了。你要再说，等到腊月二十三那天灶王爷上天可就把这些话全部告诉玉皇大帝了，到时候玉皇大帝想法子把你收走，我们可管不了。”[54]当地人都非常认真地表示：“别的理儿他们都不信，就这个信！”[55]可见，灶王爷作为一家之主的信仰认同在当地依然拥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在维护家庭伦理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夕 当地有除夕之前贴春联的习俗。由于腊月三十事情比较多，民众大多在腊月二十九贴春联。过去人们都是自己准备好红纸，然后带着小礼品去请村里的文化人帮忙撰写对联。村里的文化人会根据请求者的家庭特点如做小买卖或者新添了人口等，写出适合他们的春联。张贴春联并不使用胶水胶带，而是自己煮一碗黏稠的面糊，依靠面糊的黏度来贴春联。有些淘气的孩子还会一边贴春联一边顺嘴吃两口面糊。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春联和年画的印刷品，无论从制作工艺上还是形态上都要比手工制作的美观精致，还自带胶水，但统一的内容和形象，在保留住了过年的喜庆气氛之时，也失掉了自家的特色。
除夕夜是举家团圆之夜。已经独立出来成家的、在外地安家的晚辈都会回来，带着各自准备的美食聚到一起吃饭，庆祝除夕。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好多家庭为了省事，把聚餐的地点直接定在了饭店。而许多大饭店也顺应形势，推出了专为除夕定制的“年夜饭”。“年夜饭”的价格往往比平日高出数倍，但由于时间集中、数量有限，“年夜饭”还是持续升温，预订早在十月份就已开始。旧时八陡庄也曾有通宵守岁之俗，但现今早已被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和燃放烟花爆竹所代替，上千响的鞭炮、二踢脚、礼花弹、钻天猴竞相燃放，大人小孩齐声叫好，场面甚为壮观。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们也多了一种互发信息拜年的方式，为不在身边的亲朋好友发一条祝福信息已然成为新的文化内容，而各式各样的春节祝福信息也几乎成了新的民俗事象。
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年夜饭”和“春晚”似乎已经取代了各种习俗成为除夕的核心文化。尤其是“看春晚”这个只有三十多年历史（只考虑最早一届“春晚”开播时间，忽略电视在农村普及的时间）的文化现象，我们虽不能肯定地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新民俗，但不可否认的是，“春晚”刚一诞生就以一种“众乐乐”的姿态将中国千万个家庭的个体时空汇集成整个民族的集体时空，大家在此时此刻做的基本是同一件事情，这是一年之中少有的现象，可见“春晚”已经被大多数的民众所认同。虽然它近年来遭受了非常多的质疑和批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春晚”的质疑和批评，也恰恰表现出了“春晚”在民众中的地位以及民众对“春晚”的期待。
可以说，“春晚”的出现客观上使一些旧的习俗消失了，但完全没有抹去年节在民众心中的神圣感。“春晚”时间仍旧是那个多种信仰与禁忌集中、佛道仙各种神祇扎堆的时间段，看“春晚”并不能阻碍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以及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向远在他方的亲朋好友拜年，同样也不能阻碍民众内心对美好事物的期盼。“春晚”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家庭成员聚集到一起，而其舒缓的节奏、冗长的篇幅，又为大家在尽量不离开电视屏幕的前提下思想的走神提供了可能。
从“春晚”本身的内容来说，晚会中年年都会出现的中国龙、对联、火红的唐装、民族舞蹈等都是一种民俗符号，它们时刻提醒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自己是中华儿女，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它给予人们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节目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不吝赞美则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然而，“春晚”终究是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的“新生事物”，作为一台晚会，它已承载了许多，却还远远赶不上被寄予的，而且在当今社会，急速的发展使任何事物更新换代的周期都大大缩短，“春晚”在不断被质疑中，其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在下降。但不得不说，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整个年节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春晚”在短时期内不会退出春节的舞台。(https://www.daowen.com)
初一 早上四五点钟，家家户户开始祭拜天老爷、颜奶奶、财神、观音等神灵。需要指出的是，财神在八陡庄被认为是不能随便请的神，只有做生意的、开工厂的买卖人才可以请财神。像财神、观音这种在家里有神像、神龛的叫住家神，逢初一、十五就得简单祭拜一下；住家神需要在家中发挥作用，如果神灵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需要送走，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当地人不做买卖的很少会请财神。
祭拜天神的仪式结束后，民众会在庭院正中堆木柴点火，火要一直燃烧到初一午夜以后，而灰烬则要过了初五才能清除，谓之“插火头”或“燃火头”。“插火头”的仪式源自当地一个传说：当地有一种鸟名为“苦泪鸟”，每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到处飞，边飞边流泪，它的眼泪传言是苦泪，滴到谁的家里，谁家在新的一年就会备受磨难，使得这家人泣涕涟涟，天天以泪洗面，所以人们就纷纷在庭院中燃起火驱赶苦泪鸟，并企图把苦泪鸟滴下来的眼泪在落地之前及时烤干，因此就有了“插火头”的仪式。不过这则传说太过久远，就连六七十岁的老人群体中都有很多人不知晓，所以当问起“插火头”的原因时，大多数人都会根据火的形象特征和一贯的寓意，说是为了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
初一早饭后要去拜年。当地流行晚辈要在天亮之前给长辈拜年，而且若是别人来拜年的时候刚好在吃饭就会有一种特别不体面的感觉，因此每逢过年，老人们大多彻夜不睡，连夜包饺子、做饭，往往四五点钟就已经吃完饭等待晚辈前来拜年。另一边，去长辈家拜年的晚辈一般是由同一祖父的堂兄弟组成的一个小团体，他们一起去五服内的长辈家拜年。出门拜年要尽量在中午吃饭前拜完，这是由于拜年的人一般在中午都会有聚会，还会担心下午拜年的时候赶上别人家有酒席，所以拜年的时间安排非常重要，需要领头的兄长合理安排。
另外，要去哪些长辈家拜年，有哪些长辈因为去世、生病、搬家或是其他原因而不用去，又有哪些原本不用去的长辈今年必须要去了，怎样能用最短的线路把所有要拜的长辈家“串联”起来，也需要带队者来规划。因此，带队者便在队伍中有了一种权威，而且这种权威也不仅仅体现在安排时间和规划道路上。在队伍的行进中带队者要走在最前面，来与大街上遇到的相熟的队伍寒暄。到长辈家后也是带队者给长辈拜年，其他弟兄都会很自然地走在队伍后面，待带队者与长辈握手之后再与长辈寒暄。在长辈家待的时间长短也是由带队者决定，带队者起身辞别之后，其他人也要立刻起身，要是有人因故离开，也会与带队者打好招呼。需要指出的是，权威的取得不会有相应的赋予仪式，而是年龄最长者自动获得；权威的维护也不需要制定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惩戒措施；权威的变更也仅仅是因为前带队者年满六十岁自动退出。当然以上所说的种种权威表现，也并不像族规家法那样是由家族当权者自己制定，而只是一种带队者不用要求，其他人主动维护和遵守的俗约，是建立在长幼尊卑观念之上的一种“天经地义”的权威。
元宵节 正月十五元宵节，八陡庄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会在大门上挂两个大红灯笼。元宵节如同中秋节一样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因此元宵节的活动主要是晚上的家庭聚会。聚会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吃汤圆，以期望全家团圆、合家欢乐。聚会结束后，有条件的家庭会赶到博山城观看挂灯。每年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七，博山主要街道都会连续展灯四日，即十四试灯，十五、十六正灯，十七末灯。在张灯期间，假若一连四天都没有大风大雨，挂灯一直明亮如初就叫作“收灯”，意味着大吉大利。对当地的农民来说，“收灯”的出现象征新的一年会有好的收成。他们认为正月十四的灯象征了在夏季收获的作物，正月十五的灯象征了在早秋收获的作物，正月十六的灯象征了在晚秋收获的作物。元宵节期间，除了展灯，博山城区还有来自各个街道、村庄居民组成的秧歌、高跷、舞龙、跑狮、旱船、抬芯子等“扮玩”队伍，热闹非凡。
与农民将五谷丰登的希望寄托于挂灯相比，市民显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更加注重元宵节的娱乐性。北河口村的一位从山东机械厂退休的老工人就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候骑自行车看挂灯的事情：
我年轻时候刚买了自行车，大二八，骑着带劲，就愿意出去走走，正月十五下午五六点钟吃完饭，拿上几张大煎饼，脚蹬子一蹬就出发了，直奔周村旱码头，专挑小路走，人少车少，40公里的路程不到俩小时就到了。七八点钟周村的挂灯刚刚开始，边休息边来回转转。九十点钟再从周村出发，一口气40公里蹬到张店，那就已经十二点以后了，在张店再转一圈凑凑热闹，休息够了就骑20公里到淄川西关。那个年代淄川西关大集还有打铁花的呢，那时候的人都实在，精力也旺盛，冲着那孝妇河，一打就打一宿。看看打铁花，就已经两三点钟了，这才再骑着车子回博山，又是20公里，实际上仔细想想这一晚上都折腾在路上了。当时不觉得啥，过后可是好几天腿疼腰疼，你可别说，我骑的这个三角形的路线，加起来得有120公里呢，都从咱这里骑到济南了。这么走一回成习惯了，年年都想去，连着去了好几年，一直到后来孩子们大了，有心眼了，吵着要跟着，这才没法去了，就光去博山城看看罢了。[56]
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在八陡并不是个别现象，如同赶串集一般，许多工人在年轻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每当回忆起这些经历时，他们对于各地的花灯的记忆都已经非常模糊，甚至完全遗忘，但对于骑自行车的经历的记忆始终非常清晰。
（二）其他重要节日
二月二 二月二在当地除了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之外，还是一年中难得的好日子，因为本身有两个“二”，所以有很多与结婚相关的仪式，如“送柬”“看日子”等。而已经结婚的女子，则有在正月初二与二月二回娘家的习俗，正如民众口中所说的顺口溜一样，“两个二，回娘家；六月六，给俺娘割块肉”。过去，一到了二月二，煤矿上的工人们就不再愿意下井采煤，“你看这俩二，你再想想井这个字，井也是俩二，但是有竖着的，二月二就不行了，都倒了，不就是意味着井要塌嘛。你再看看这俩二，像不像倒了两口井，所以二月二这天给多少工资都不下去”[57]。
八陡还有在二月二这天炒豆子的习俗，炒豆子的最初目的在于用豆子象征冬眠出蛰的蝎子、蚂蚁等昆虫，人们主动“吃掉”这些昆虫，就可以避免它们叮咬民众，因此当地人称呼二月二炒豆子的行为为“炒蝎豆”。炒蝎豆要去有泥炉灶和大铁锅的又相对宽敞的人家中去炒，炒完后边走边吃，路上遇到熟人还会相互品尝对方的豆子，“炒蝎豆就吃它那股热乎劲儿，豆子热乎，心里也稀罕，也热乎。路上你吃吃我的，我吃吃你的，实际上都一个味，就是图个乐呵。回到家以后再给孩子们口袋里装点儿，他们又跑出去边玩边吃，吃两天热乎劲儿过去了，就都不愿意吃了，时间一长就不能吃了，所以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实在，狠狠地炒上半袋子，现在做得少”[58]。
二月二吃炒豆与煤矿工人不下井的习俗都与地域社会的特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八陡庄地处鲁中山区，居民都在山上居住，居住环境中的虫蚁自然非常多，因此才有了“炒蝎豆”对虫蚁的隐喻。吃炒豆的行为既体现了当地虫害频繁的现实，也象征了当地人灭绝虫害的美好愿望。煤矿工人不下井的禁忌，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煤矿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对未知领域的恐惧。
清明 清明节，在当地除了家人集体去先人墓地扫墓、祭拜之外，也是一个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节日。过去春耕往往在清明前后进行，农户会在清明特意蒸一碗米饭喂牛，边喂边说：“打一千，骂一万，清明一碗饭。”以此来感谢牛在春耕中的辛苦劳作。另外，人们还会祈求祖先和上天保佑今年的春耕能有大的收获，并以清明当天的天气来预卜今年的雨水状况，因此，清明节充满了“春祈”的意味。
端午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当地又称“过单五”。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插桃枝、艾草，并在家中孩童耳内和囟门涂雄黄，并用雄黄、艾叶等香料缝制荷包或用桃木雕刻成桃木人，以红绳拴住悬挂于房内或佩戴在家人身上，所有这些行为目的都在于驱毒除瘟，避除虫蝎，驱邪却鬼。家中大人还会让孩童用艾叶煮好的水洗脸以祛除百病，有很多老人至今仍对小时候的这一习俗记忆犹新。当地端午节的特定饮食，除了吃粽子之外，会吃用艾叶煮出来的鸡蛋，还流行吃用糯米或黄米做成的糕，以取步步高升之美好寓意。
六月六 农历六月六为继二月二后又一月日相同且吉利的双数日子，适合举办与婚姻相关的仪式。此外，当地还有六月六女子回娘家纳鞋底的习俗，八陡庄“接颜奶奶回家歇伏”的仪式就源自这样的习俗。六月六同时也是与农业相关的节日，六月六恰逢新麦收割，人们会取一些新麦炒熟，磨成粉，制作成“炒面”，加温水和红糖搅拌，然后攥成团食用。一方面，品尝新麦，意在表明今年收成不错；另一方面，民间认为炒面和红糖性温，食之可以褪去由于睡凉席所淤积在体内的凉气，祛除有关腹泻的疾病，同时也能祛暑气。如果六月六天气晴暖、阳光充足的话，人们还会将自家衣服、书本拿到太阳底下曝晒，有“六月六晒龙袍”与“六月六晒皇经”的说法。
在八陡庄，六月六还被认为是山神老爷的生日，是日所有从事与山有关的职业的人都会到山神庙祭拜山神老爷。据老人们回忆，就连当初生产队时期，生产队都非常重视山神，“每到六月六，村里生产队的队长就会派队里养羊的去山神庙拜拜山神。为啥拜山神呢？是因为，羊虽然不归山神管，但是羊需要到山上吃草，草归山神管，而且山上吃羊的狼也归山神管，所以养羊的也需要祭拜山神老爷”[59]。对山神老爷的重视也体现了山在当地居民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还表明纯农业生产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矩。
七月十五 农历七月十五为祭拜祖先的日子。与除夕一样，七月十五祭拜祖先的方式也为“请客”，无须去祖先茔地，只在家中祭拜即可。在包括博山、淄川等地在内的淄博地区，以民间传统的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以及除夕这四个祭拜祖先的节日来看，选择上坟还是请家先是有讲究的，其中的“逻辑建立在人与祖先所处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之上，人和祖先分居于不同维度的空间之中，墓地作为两个空间的连接点是唯一可以与祖先进行‘物的流通’（如寒食扫墓添土以象征修缮祖先的居所、寒衣节给祖先送寒衣等等）的地点，因此在祖先不被允许进入人的空间之时，就需要以上坟的形式祭拜祖先。而七月半在当地被认为是鬼的节日，有‘七月十五鬼门开’的说法，所有的鬼都可以自由进入到人的世界；腊月三十因为过年的原因，鬼门关会第二次被打开，人们才会选择请家先的祭拜方式。将祖先请到家中赋予了祖先回归家庭的权利，但同时也是民众必须的义务，按照村里的传统，如果没有做请家先的仪式，那么他的祖先就会抢别人家的酒菜供品，在给别人带来骚扰的同时自身也会失去祖先的庇佑。因此，祖先祭祀的相关仪式映射出的是村落文化体系对家族、宗亲、世系的情感维护与道德约束”[60]。
不同于除夕祭祖，七月十五的祭祖需供以新熟的谷豆瓜果等丰收之物，农历十月一也需要以玉米、大豆、高粱等秋季收获的粮食为供品，意在告诉祖先全年收成良好。过去八陡庄七月十五还有祭祀“麻姑姑”的习俗，麻姑姑即道教系统中的女神麻姑。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七月十五祭祀麻姑的传统由来已久，究其起源也有诸多说法，而八陡地区祭祀麻姑的活动缘由已无从考证。祭祀麻姑的仪式一般为集体活动，为首两人需手持两根长长的经过盐水浸泡的麻杆在前引路，后面的人则拿着新收的谷子一起恭请麻姑下凡，由此可见当地人是以谐音的方式理解麻姑的神职。所以在他们眼中，麻姑并不是违抗父命的秦始皇之女，而是专门掌管麻和谷的农业之神。这个习俗体现的是“秋报”的农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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