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和谐与合作的融合发展

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和谐与合作的融合发展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和谐,源自中华文化的“和”观念。“和”与“合”,前者强调的是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后者强调的是主客体一致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二者统一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和谐中。寺内有“和合二仙”又称“和合二圣”,他们是凡人肉身、真人原型的中国民间爱神。佛殿的后壁嵌有寒山诗31首,每年的新年之夜有大批国内外民众到寒山寺听钟声、拜和合二仙,延续“和合文化”,倡导世界大同。

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和谐与合作的融合发展

和谐,源自中华文化的“和”观念。“武不可黩,文不可匿。”中国古代政治家在2 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抑武扬文的原则,并载入史册和经典,使之成为中华人文传统的沉沉一脉。

尚书·尧典》中说帝尧能团结天下人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的“协和”“雍”就是“和谐”。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150多年前,马克思对“和谐社会”也是大加赞美的,他最有价值的两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核心,阐述的亦是和谐社会理论,他与中国和谐社会思想的哲学核心“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

1.以和为贵,以和为美

在中国的先贤们看来,“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即“和”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是“万物之母”。不仅自然界“致中和”,就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而且人类也是因为“受此天地中和之气得以生育”(《左传·成公十三年》,孔颖达疏)。

儒家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周易》乾卦中说:“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所谓“大和”,也就是“道”,乃“和之至也”。儒家认为,致“大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王阳明)。朱熹在解释孟子的“仁民爱物”时亦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卷十三),充分体现出宋儒“仁者”“大人”在“心灵—社会—宇宙”的关系上和谐相处的价值目标。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平是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定的首要条件,它既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意向,也是一种文化哲学。

“尚和”“敬和”“以和为贵”,但这“和”又有别于“同”。不能以“同”来取代“和”,或者说不能将“和”与“同”混为一谈。“和”的达成是通过“我”与“他”之间协调、协商、对话的形式逐步实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以对“他者”的尊重、理解为前提。这就是“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即“平和”。

“和”与“合”,前者强调的是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后者强调的是主客体一致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二者统一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和谐中。儒家的所谓“和”,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而是在保持个性基础上的“统一”。《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存发展之道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平衡、相互协调,而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孔子将这一思想引申到人伦关系之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进一步研究“和而不同”思想的丰富内涵,弘扬其合理内核,对于形成既思想统一、人心凝聚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社会氛围无疑是必要的。吴地人在“和而不同”之上追求超越“不同”的“大同”,开放多元、与时俱进,“和而不同,和中共进”。

季札,春秋吴王寿梦第四子,称公子札,是一位与江阴历史渊源有关的古代贤人。相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于江阴申港东南的舜过山下,人称“延陵季子”。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重信义,广交当世贤士,为传播吴文化做出了贡献。一次季札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喜欢他佩带的宝剑,但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便未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毅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深受徐人敬重,传为千古美谈。

苏州古城西有座寒山寺,虽无山,但它“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回荡在天外”。寺内有“和合二仙”又称“和合二圣”,他们是凡人肉身、真人原型的中国民间爱神。一位手持荷花,另一位手捧圆盒,盒中飞出五只蝙蝠,他们相亲相爱,笑容满面,十分惹人喜爱。那荷花是并蒂莲的意思,盒子是象征“好合”的意思,意为“和(荷)谐合(盒)好”。而五只蝙蝠,则寓意着五福临门,大吉大利。他们的名字,一位叫寒山,“似儒非儒,非儒亦儒;似道非道,非道亦道;似僧非僧,非僧亦僧;似俗非俗,非俗亦俗”(魏子《寒山子其人其诗之我观》),另一位叫拾得,寒山和拾得都是唐代天台寺的僧人。寒山诗写得很美,曾隐居天台山寒岩,因名“寒山”,他与在国清寺曾当过厨僧的拾得和尚相见如故,情同手足。拾得是个苦命人,刚出世便被父母遗弃,抛弃荒郊,幸亏天台山的高僧丰干和尚化缘路过其处,他慈悲为怀,把拾得带至寺中抚养成人,并起名“拾得”,待他受戒后派至厨房干杂活。拾得常将一些余羹剩菜送给还未入寺的寒山充饥,他俩真谓贫贱之交。国清寺的丰干和尚见他俩如此要好,便让寒山进寺和拾得一起当厨僧。自此后,他俩朝夕相处,更加亲密无间。寒山和拾得常一起吟诗答对,后人曾将他们的诗汇编成《寒山子诗集》,其中寒山作311首,拾得作54首。[4]

图7-4 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和合二仙”石刻像

寒山和拾得是继丰干以后的唐代高僧,于唐代贞观年间由天台山至苏州妙利普明塔院任住持,诗歌唱偈,慈悲济世,弘法利生,和合人间,此院遂改名为闻名中外的“寒山寺”。我国民间珍视他俩情同手足的情意,把他俩推崇为和睦友爱之神。至清代雍正皇帝(1733年)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和合二仙”从此名扬天下。寒山寺大雄宅殿的后壁嵌有扬州八怪之一的大画家罗聘所绘的寒山拾得写意画像石刻(见图7-4)。佛殿的后壁嵌有寒山诗31首,每年的新年之夜有大批国内外民众到寒山寺听钟声、拜和合二仙,延续“和合文化”,倡导世界大同。

多年来,江南各地民居中许多家庭常年将“和合二仙”画轴悬挂于中堂,取谐好吉利之意,以图吉利。在传统的婚礼喜庆仪式上,也常常挂有“和合二仙”画轴,以示新婚夫妇恩爱、白头偕老、永结同心之意。

文化名人倪方六先生认为,“和合”即“和谐”,比如古时就有男女情人间用鞋喝酒的现象,就是基于“喝鞋”(和谐)。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金莲杯”条称,“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对这种民俗现象,现代学者叶舒宪等认为,男女用鞋喝酒,除了表示“和谐”外,还因为鞋总是成双成对,喻意“二合为一”。

“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就是说,“和”能带来合力与双赢。明朝郑和(1371—1433)于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历时28年。每次出使都约有260艘船只,航行人数最多达27 000多人,航行15 000多海里,揭开了人类大航行时代。七次成功地远渡重洋,使身为太监的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有:

一是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地区国际秩序。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与此同时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另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及缓和各国之间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维护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

同时,也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的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李约瑟曾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以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但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二是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势力主要来自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朝廷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及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三是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有多方面考虑的。郑和船队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展开了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一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为了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也为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朱棣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于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国,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关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地划船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有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如“麒麟”,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南京虽有个“麒麟门”,但人们从未见过麒麟。当郑和的船队航行到东非,带了两只长颈鹿回来,国人无不欢乐,认为那就是祥瑞之兆的麒麟。当时郑和从海外带回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银),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颇丰。

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他出色地将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现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均留下了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先驱的敬意。可见“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2007年6月,郑和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30名企业家之一。《商业周刊》对郑和的评价是:他的航海经历足以与最大胆企业家的冒险史相提并论,为后来6个世纪的冒险家树立了榜样。

图7-5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一团和气》

已有400多年历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她那笑容可掬、敦憨厚实的形象预示着和谐和合、团团圆圆、国泰民安,是欢乐祥和、友谊的象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康熙至乾隆时期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一团和气》(现收藏于日本广岛宝物馆)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是木刻年画鼎盛时期城市文人画的代表作,它的线条细腻流畅,色彩淡雅,工艺精美,立意高雅。人物面部造型强,既凸显了老人的慈祥,同时也有孩童的活泼,表达了世人团结如意的愿望。服装中有锦缎的花纹,其上绘有蝙蝠和海浪,寓意福如东海(见图7-5)。

庄子有一句话:“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是谓同德。”恩格斯认为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主义(原始共产主义)。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一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而这种制度反过来又推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敬畏自然,崇拜图腾,神话农作。因此,在农业文明早期,正是野生动植物的驯化开始了初始性的对科技和人文的推动;而氏族制、敬畏自然的人文环境与低科技、低生产力水平一直是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

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之间仍有着双重的良性互动。那时候,物质循环代谢的总量与人口、需求以及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不大存在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也不存在环境问题。越是精耕细作,越是科技进步,人类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越高,这个循环系统越有效果。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在可再生的生物闭合式的物质能量循环基础上,与自然和谐并可持续的这种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与自然是比较相适应的。比如,吴越人早在三国孙权时,就开始在稻田养鱼,这种“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成功多”的“天、地、人、稼”和谐统一的思想及由此创造出的多种生态农业模式,不仅缓和了人地紧张的关系,还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今天,我们倡导“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孜孜不息地实践着。因为吴地经济走到了既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又需要转变它的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和谐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各种主客观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但是,合力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时代主张斗争性的合力,和平建设时代则要着重发挥和谐性的合力。宋朝著名的哲学家张载(1020—1077)说“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就是用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发展。只有“和”才有永恒的爱,才有生机和活力。人与人相合,人与社会相合,人和自然相合,虽然有矛盾,但和谐是第一位的,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过要实现和谐社会是需要经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的。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和传统的和谐社会相比,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现代的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因而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二是现代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公平与正义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吴地亿万人民正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性地传承发展。

2.和谐和合,融合发展

人生而平等,上苍绝不会安排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大自然的恩赐产生了农业(天赐的野稻、野谷等物种),中华文明的根在农耕,村落是我们最早的家园。鸣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在凤阳小岗村,而吴中大地的“苏南模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与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与创新,则为全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样本。

①产业融合,城乡一体

产业融合发展是一种超越产业边界的有效整合和配置价值链上经营资源的驱动机制,也是我国迈向农业现代化、实现提质增效的新机遇。所谓“第六产业”,是国际上关于产业融合的一种形象说法,其实就是打通一、二、三次产业的现代农业。“1+2+3”等于6,“1×2×3”也等于6,意在倡导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即农业不仅要搞种养,还要做农产品加工及其加工产品的销售与周边服务(第三产业),使原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业,如“洞庭碧螺春”“阳澄湖螃蟹”“阳山水蜜桃”等都是第六产业的突出代表,它充分发挥了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休闲等综合功能,这是现代农业和品牌农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5年末,江苏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平均有744人,人口密度继续居全国各省区之首;人均国土面积在全国各省区中最少,生态压力大于1(生态足迹/生态容量)。在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第六产业”中,各地亮点纷呈,各有特色。例如:

苏南的江阴市是“苏南模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起步早、规划细、行动快,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秘籍是:坚持城乡统一规划,优化城乡一体化空间布局。在规划中,既注重事关长远、全局的“大手笔”,又注重各部门发展规划的“针线活儿”。在大的统一规划下,精心编制了30多个新市镇、新型社区详细规划,实现了从总规、分规到详规的全覆盖。坚持产业支撑,既让城市“退二进三”,又让农村“接二连三”,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呈现出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坚持城市带动,既注重“龙头”,又注重“经脉”,编织成覆盖城乡的交通、供水、供气、污水、垃圾处理“五张网”,实现了城乡网络化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全覆盖。坚持服务保障,既关心群众“生老病死”,又关心群众“柴米油盐”,让城乡居民共享同质化公共服务,实现了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村村做到了小病就诊、购买生活日用品、农技咨询、矛盾调解、用电交费“五不出村”。坚持环保同步,既注重“大花园”,又注重“园中园”,努力营造“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的人居环境,把整洁、有序、宜居的环境,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打造出“田园都市、生态之城”。

无锡市的桃源村坐落在太湖边的阳山镇,获评中国最有魅力乡村——灼灼其华醉桃源的中国水蜜桃之乡。每年阳春三月是桃源村桃花盛开的季节,门前屋后,处处是开着桃花的桃树,让人恍惚进入一幅图画中。那里的水蜜桃个大、汁多、味甜,如今种植面积已超3万亩,真正成了一片桃树的海洋。在桃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安阳山顶向村里方向眺望,看不见一个烟囱,以往密集的村庄、房屋也开始被成片的桃林所替代。远远望去,如黛的青山染上一层粉红色;穿过一片片桃树林,粉墙黛瓦的房舍掩映在一片绿色和粉红色之中,颇有“桃源深处有人家”的优美意境。桃源村利用“旅游+”“生态+”,推进农业与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桃熟时,周边的路旁堆着一筐又一筐的水蜜桃,买桃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更主要的渠道是通过互联网送达四面八方,还有那深加工的车间一排排,叫你分不清是农村还是集镇。

又如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苏州旺山村,总面积7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5 400亩。全村现有农户540户,常住人口2 410人。10多年来,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中,它不是大拆大建,打破“夹皮沟”“军营式”“火柴盒”的建筑模式,而是因地之宜,从“植树”开始,创造一切适合的条件让其在自然、原生的土地上吸取营养,不断壮大,直至根深叶茂,硕果满枝。它不搞大规模投入和“改天换地”式的开发建设,而是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合理规划、因势利导、适度开发、循序渐进,走“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并举之路,保留了江南特色的田野风光。如今,它已成为一个集现代农业、乡村文化、度假观光为一体的“全国生态文明村”“国家5 A级旅游景区”,成了苏州新农村建设的生态自然型示范村。500多户山里人家沿着潺潺而下的山涧自然散落,四周青山环抱,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绿树掩映……2015年,“村级收入5 000万,人均收入3万元;实现股红及福利分配人均分红6 000元,户均分红3万元”。它源于自然,臻于文化,成于创业(见图7-6)。

图7-6 苏州旺山村

苏南发展快,苏北更是高歌猛进。如高邮市农产品加工集聚区,通过前伸后延,产业联动,带动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目前,该市的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已入驻企业60多家,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省级龙头企业9家,市、县级龙头企业22家。集中区内企业类别齐全,涉及粮食和粮食制品精深加工,禽、蛋、肉、羽毛制品深加工,水产品交易批发、冷藏和物流包装等,集科研、生产、包装、加工、仓储、商贸、物流于一体。集中区内的多数企业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和“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提高农民在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延伸配套环节等方面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农民分享到加工领域的更多收益,实现了“引进一个企业、拉动一批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

沭阳县新河镇是全国著名的花木之乡,早几年,该镇部分大户及大学毕业生开始尝试网上开店卖花木,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此后,一大批大学生纷纷效仿,放弃在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回乡从事网络创业,如今他们的网店年销售额有的已达数百万元。当地政府部门因势利导,鼓励农民加入网络创业行列。经过几年的发展,新河镇农民开办网店450多家,2014年全镇网店销售金额超过5亿元,网络从业人员达1.5万人,全镇花卉苗木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以上,成为全国闻名的“花木淘宝镇”,并形成了农产品直供直销等现代流通新业态,出现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海金山区早在2010年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提出了“品牌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径。经过数年的努力,各地依据特色优势,出现了“一镇一品”,异彩纷呈,其要诀是:“精、强、活”三个字。

所谓“精”,就是立足一产,发展精品农业、精致农业,在“狭小空间”内“以小博大”,着力发展“优质稻米、绿色蔬菜、名优瓜果、特种养殖”四大优势主导产业。

所谓“强”,就是接上二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设施农业。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把传统的农业种养拓展到生产、加工环节,提高农业附加值。

所谓“活”,就是连通三产,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如该区廊下镇,一个联中蘑菇基地,每天都有整齐、白净的蘑菇上市,还开发出蘑菇加工产品,并接待小朋友参观采摘,每亩产值高达200多万元,颠覆了传统农业的概念。吕巷镇是市郊最大的开放式水果公园,种植有蟠桃、葡萄、草莓、樱桃等20多种特色水果,可供市民一年四季前来采摘、游玩,一到采摘季,果园内人满为患。山阳镇金山嘴渔村变为景区,每到双休日游客络绎不绝,曾经出海打鱼的渔民,开出了20多家海鲜饭店,接待市民游客前来品尝海鲜……这些特色小镇,包括“科创小镇”枫泾、“巧克力小镇”亭林等等,“一镇一风格”,生机勃勃,避免了“千镇一面”,各自都具有鲜明的旅游特色。“十二五”期间,金山区农业旅游接待人数逾千万人次,年均增幅超过28%。

上海农业占比不足1%,精明的上海人提升农村内涵功能。如今,“城”与“乡”融为一体,许多人工作在城里、居住在小镇,享受着“大城的繁华、小镇的美丽”,城与乡已无明显区别,正“由‘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从一个个点“拔尖儿”,到星星之火“连片儿”。它不是人为造景,更不是硬性摊派,美丽的图景正自然而然地由点成片,逐步变得宜居、宜业、宜游,变为真正的美丽乡村、美丽上海,健康城市。

②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江南之所以被人们誉为“人间天堂”,那是它所在的经纬度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合力,才造成如此栖息之逸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用了短短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50多年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我们发现“快”的背后出现了诸多问题。古印第安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发人深省。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流云小诗》中有一句话:“白云在天空飘荡,人群在都会中匆忙。”这句诗形象地折射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场景。的确,人们都在脚踏实地、拒绝时间地忙,哪有时间仰望星空?也许这就是今天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2015年,举世瞩目的天津“8·12”大爆炸重大事件;2016年4月,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曝出建在污染地块旁,493名学生身体异常……这些事件让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中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现实问题。(www.daowen.com)

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恩格斯说得非常经典:“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的结果又取消了。”[5]回顾吴中地区发展走过的路,可以看出,吴地的文化并不都是优秀的,亦存在许多误区与制约前行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如陷入自恋、自负,绝不可能持续地生存发展。正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盘点人类思想曾经的误区并非毫无意义。回归真实,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应当用其中一块来换取一朵水仙花。”我们决不能坐等资源耗尽。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付出就是未来的幸福,毕竟地球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人类与山水田园动植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6]“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绝非危言耸听,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事实。一位网友说,原来拼命工作求发展,现在拼命工作求生存。他的话体现了人性的本质诉求。让那一滴尚未流出的泪水化作清泉,去浇灌即将荒漠化的土地,去拯救那片曾经的沃土。

“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扬绿水青山之长,避过度开发之短,吴地人躬行大地,不忘初心,开启了绿色振兴之路,在滚滚春潮中扬起了浩浩风帆,进入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留住地球之美,也是在严守人类的生存底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破了环境与经济二选一的思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矫正着传统的发展理念,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统一、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重新为社会发展设立了评价坐标。吴地人为求一汪清泉,上下而求索,始终不敢懈怠,从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等多个方面大力绿色投资,已显现生态文明和经济转型的发展。在第二产业加大生态工业投入,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园;在第三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做好技术服务,誓将“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吴均《与宋元思书》),以确保江南之美誉——“欲界之仙都”(吴均)。其举措包括以下几个:

一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夯实发展牢固根基。

图7-7 修建的环太湖大堤

1991年,太湖流域遭受特大洪涝灾害,苏浙沪两省一市逐步实施了太湖流域的环太湖大堤、太浦河、望虞河、杭嘉湖北排通道等11项骨干工程,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至2005年底已经基本建成,并陆续投入使用。工程总投资98亿元,初步构建了流域防洪和水资源调控工程体系框架,在防御流域洪水,特别是在防御1999年流域特大洪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已成为保障流域供水安全、“旱涝保收”的重要措施(见图7-7)。

源于无锡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的问责督办,无锡人民首创了“河长制”(一河之长),大小河流由此有了“负责人”,为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共治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河水治不好,追责找河长。由于苏、浙、沪三地的共同努力,在太湖地区经济总量翻番、城市人口大幅增加的情况,在太湖水质保持了持续向好的态势,使吴中大地GDP年年增,COD年年降。2016年1月到10月,太湖流域水质稳中向好,太湖地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国家要求,水厂供水水质全部满足或优于国家规定标准。

2005年,苏州确立了“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为载体,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对照创建所涉及的13类90项指标,目前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考评标准。其中,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大指标”分别达到了42.6%、37.7%、14.98平方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自然湿地保护率等重要指标亦分别达100%、51.4%,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为攻下“水变清”这个难点,苏州全市上下不遗余力,积极推进各种治水工程,前些年据说每年都有数十亿元计的资金“砸”进水里。历经坚持不懈的努力,苏州城乡水污染恶化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水有点清了”,原本经常可见的黑臭河道部分消失了。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古城区的河道,通过控、截、引等多种办法综合治理,让市民与游客牵记的小桥流水更加可亲了,其水不仅有点清了、有点小鱼了,还呈“井”字型流动起来变为活水了,实现了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年度考核“四连冠”,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城市群。2016年暮春,又出台了重磅的“水十条”(《苏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从“集中治污”到“全面治水”,使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在现有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以此不负“鱼米之乡”的金字招牌。

南京产业结构重工业比重偏大,PM2.5来源中,工业累计“贡献率”达46.4%,虎踞龙盘的南京又三面环山,空气不易扩散,更容易造成污染。“十二五”以来,南京针对工业污染打出一套组合拳:从严控煤、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关停了2家热电厂,对1 200多台燃煤锅炉进行关停或清洁能源改造,使全市燃煤总量连续3年下降;连续4年关停整治“三高两低”(高消耗、高污染、高危险,低产出、低效益)企业609家,主要重金属排放量最低削减38%,最高削减76%。扬尘和机动车尾气是南京大气污染的另两个重要污染源,该市专门成立市扬尘办,实行严格的“日查周报月考核”制度,对责任单位实行严格问责。

更为可贵的是,各地已有很多企业自发投入资金上马环保节能项目。如张家港市的年产800万吨的江苏永钢集团,为打造“花园式”的绿色钢城,前5年已累计投入45亿元,建设包括烧结烟气脱硫、固废和污水处理、粉尘防治等200多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节能环保项目。这些项目年节约标煤约45万吨,减少固体废弃物约100万吨,减少废水排放约400万吨,减少废气排放约9 660吨,减少粉尘排放约7 800吨,基本实现了清洁生产,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发展水平。

二是回归“原点”,再造“第三生活空间”。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主要分布于三个生活空间,即第一空间(居住空间)、第二空间(工作空间)和第三空间(购物与生态休闲场所)。太湖流域原本就是江河纵横、湖港交织、山清水秀、芦苇铺绿、花果满坡的原野,山山水水和云光霞影构成了一幅百看不厌的人间画卷。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的“战天斗地”,不是炸山开路、围湖造田,就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把大自然逼迫得面黄肌瘦,不是炽热炎炎,就是空气污染、人心烦躁,生态休闲场所少之又少。

生命的本然意义,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人活着就得把命照看好,并且积累灵魂的财富,注重内在的生活。所谓幸福,不过就是安宁祥和,能够坦然地生活。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从《诗经》年代就已确立——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如此而已。近年来,吴地的风向开始变了,为提高百姓的幸福生活指数,在节约集约用地的基础上,坚持不断地投资培育、扩大、优化了第三生活空间,不少地方出现了“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的意境。在保护自然中,为后代留下了越来越多的原生态文化遗产。

修复湿地,形成良性的复合生态系统。江苏地势平坦,湿地水体连通程度高,形成了江、河(渠)、湖(库、塘)、海等高度关联的湿地水网,湿地率居全国首位。由于过去较长时期对湿地功能及价值忽视、保护管理不力,曾面临过度开垦、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等多种威胁,整体呈面积逐步减少、生态功能逐步退化的不利趋势。对此,江苏建章立制,夯实基础。自2004年开始,省政府先后发出《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行动计划》《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一整套规制。由于多措并举,修复治理,目前全省共有国际重要湿地2处、国家重要湿地5处,建立各类湿地自然保护区27处、省级及以上湿地公园55处、湿地保护小区235处,自然湿地保护面积达90.3万公顷,全省自然湿地保护率达43.8%。覆盖全省重要自然湿地保护体系逐步形成,江苏近年来走出了一条湿地保护之路(见图7-8)。

按照《江苏湿地保护规划(2015—2030年)》,到2020年全省湿地保有量为282万公顷,自然湿地保护率达50%,完成各类退化湿地修复30万亩,全省湿地面积萎缩、生态质量下降、生态功能退化的不利趋势得到基本扭转,湿地生态状况明显好转。到2030年全省湿地保有量为282万公顷,自然湿地保护率达55%,不利趋势将可得到根本扭转。

图7-8 江苏省湿地资源分布图

长江边上的靖江市,拥有50多公里长江岸线,划出近20公里的长江岸线,专门用于建设生态湿地和公园,提出“永久不开发”,当地人称为“不开发区”。笔者认为,适当“留白”“不开发区”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责任。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苏州于2012年立法保护湿地,并将100多万亩水稻田纳入湿地保护范围,明确各地确定永久性水稻种植面积和区域,使得湿地保护工作得以向纵深推进。2015年又在全国率先实行生态补偿政策的第6年,开始实施划分生态湿地红线。目前,全市已认定市级以上重要湿地102个,以太湖、阳澄湖和长江湿地为核心,形成了较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全市湿地总面积近33.9万公顷(不含水稻田),占全市国土面积的40%。到2020年,全市自然湿地保护率将达60%。

三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

江苏盐城市地处黄海之滨,东拥黄海千波,西襟沃野万绿,南极长江,北望徐淮,拥有丰富的滩涂海洋资源,滩涂总面积达45.53万公顷,其中潮上带1 677平方公里,潮间带1 610平方公里,分别占江苏全省的75%、64.6%、60.8%。还有那潮起潮落、青春永驻的黄海大波把长江、黄河夹带的泥沙均匀堆积在东台市85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承接着大海的馈赠,每年向东延伸150多米,新增土地1万多亩,绵长的海岸线让这里沉淀着156万亩的滩涂湿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太平洋西岸唯一一块未被污染的处女湿地,其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如今隶属于东台、大丰、射阳、响水等县(市)的沿海滩涂,已经建成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麋鹿自然保护区。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83年,面积45.3万公顷。保护区内有植物450种,鸟类377种,两栖爬行动物45种,鱼类281种,哺乳类动物47种,其中有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一类野生动物丹顶鹤、白头鹤、白鹤、金雕等11种,二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67种,如獐、黑脸琵鹭、大天鹅、斑海豹等,并挽救了一批濒危物种(见图7-9)。

图7-9 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

盐城自然保护区是东北亚与澳大利亚涉禽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春秋时期有近300万只岸鸟迁飞经过保护区,有50多万只水禽在保护区越冬,已发现229种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皮书”,这里已成为科普的基地、物种的基因库、鸟类的天堂、天然的博物馆。

创办于1985年的中华麋鹿园,地处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2 667公顷,其中湿地8%,植被覆盖率70%,是个5 A级景区。1986年,39头麋鹿从英国伦敦远渡重洋,回归中国,落户大丰黄海湿地。1998年,保护区内7头麋鹿首次走出围栏,再现它们祖先在故土自由自在生活的场景。2002年,被联合国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并作为永久性保护地。2015年,保护区诞生495只小麋鹿,目前麋鹿大家庭成员已达3 223头,其中野生麋鹿295头。保护区现今依然保持着三个“世界之最”——最大的麋鹿保护区,拥有最大的麋鹿基因库和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数万亩的连片森林,形成一个天然氧吧,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水资源达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先后获得“中国十佳湿地旅游目的地”和首批“中国低碳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在这片广阔美丽的净土上,同时生存着1 800多种野生动植物,构成了一个原始古朴、奇异斑斓的湿地景观。在麋鹿园内,有时可以看到百鹿奔腾的壮观场面。踏上通海大道,成群结队的珍禽飞鸟,碧波万顷的芦苇荡,一片连着一片的红果盐蒿和错落有致的沼泽湿地尽显眼前,组成一幅令人陶醉的生态风景画,先后被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1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定为科研、教学、实验基地,荣获“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基地”称号。

上海崇明岛古称“东海瀛洲”,在唐代武德年间露出江面,时称东沙和西沙,现面积已达1 201平方公里。作为长江入海的最后一站,崇明区抓住“生态岛”定位,近10年来坚持不懈,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发展优势,国务院将之列入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更被作为“生态岛建设”典型案例,编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绿色经济教材,向全球42个岛国推荐,认为崇明的发展路径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探索区域转型的生态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目前,崇明正在实施“生态+”发展战略,制定了“生态文明先行”六大领域的29项建设任务、51项指标,围绕水、耕地、森林、滩涂等自然资源开展制度创新,推进全岛低碳发展、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态休闲旅游、构建绿色生态屏障、建立生态信用体系等,让生态文明建设与百姓生活、经济发展更加紧密相连。如今,森林覆盖率已近24%,成为上海不可替代、面向未来的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战略空间。

早些年的崇明,也曾“村村冒烟”,服装、化工、建材、小家电等企业四处“开花”。进入新世纪,一些污染型企业逐渐被关闭。2010年,按照上海市政府公布的《崇明生态岛建设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设定了建设世界级“现代化生态岛”的具体目标,“坚持底线思维,凡是与生态岛建设不相符的任何项目与产业都要拒之门外”,并于2015年建成上海第一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该公园地处“江之尾、海之头”,南北跨度1.7公里,东西跨度3.9公里,大自然的无私奉献与人类保护的结晶(见图7-10)。

图7-10 上海崇明西沙国家湿地公园的美景(网络图)

现已发现许多珍稀物种,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中华鲟和在上海绝迹多年的松江鲈,最典型的生物就是震旦鸦雀和滩涂优势种相手蟹。

为保护这些资源,冬天收割芦苇时,针对越冬候鸟的栖息地需要,在保育区保留10%~20%。同时,对于地质遗迹,管理部门也小心发掘、仔细保海岸线长达17.5公里,面积4 500亩,湿地率98.9%。周而复始的潮汐现象,造就了西沙丰富的地质地貌,具有湖泊、泥滩、内河、芦苇丛、沼泽等不同的湿地形态,是一块比较完整的原生态湿地,集湿地生态恢复研究、生态科普教育、湿地生态功能展示和休闲观光为一体,这是护。为方便游客,在湿地内新建了两处避潮墩,既为动物创造良好环境,又令游客能够登高望远,观赏蛙鸣萤舞的“水森林”。

图7-11 江苏省常熟市蒋巷村

5 000年前,伏羲氏在秦岭北麓、渭水之滨创立的八卦(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与民间首创自然事物相生相克的五行术(木、火、土、金、水)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的生态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石。吴地人在这基石上,治理现代化已经开始,既没有休止符,更没有结束曲,天地的“大美”连着人间的“大爱”,江南人将再度阐释人间天堂的美景(见图7-11)。

中华民族是个欢乐的民族,吴地是个有着和谐传统的社会。

思想因为和谐而超越,人生因为和谐而美丽,吴地因为和谐而发展,中国因为和谐而繁荣。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这样赞许说:“现代世界极为需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和气’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能为世人接纳,那么这世界将充满欢乐祥和。”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改善环境质量,共图绿水青山。吴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所作所为,比尔·盖茨这位天才的企业家和环保人士曾大为感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企盼政府提高政治智慧和政治境界,带领亿万人民坚持不懈,并在大自然中继续寻找生态文明的最真答案,以弥补现代性的先天不足,修正其负面效应。我愿江南春长在,四季韶乐奏;中华梦圆时,天地人共寿。

【注释】

[1]《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7-318页。

[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8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4]项楚,《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前言第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