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

绪言

百济和高句丽以和亲为标志缔结军事同盟（济丽同盟）的时间在公元643年，这是学界公认的说法^[1]。在此之前，济丽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彼此互有攻伐。公元475年，高句丽攻陷百济王都汉城，杀死盖卤王，一度灭亡百济。文周王辗转熊津（现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重新建国，为抵御高句丽而采取结好新罗的外交策略。公元538年，百济圣王迁都泗沘（现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同时改国号为“南扶余”，这个国号强烈地表现了百济对抗高句丽的意识^[2]。公元550年前后，百济联合新罗、伽耶一度夺回汉城，旋即又放弃汉城。中国隋朝（581—618）建立之后，百济威德王于598年遣使向隋文帝表示愿为“军导”，一同讨伐高句丽，但被文帝劝退。此后，百济武王在607年再度遣使“请兵”隋朝，这次隋炀帝应许，并且派出使者回访百济，商讨军期。然而，据《隋书·百济传》记载，事情急转直下，百济“实持两端”，暗中“通和”高句丽，以致共讨一事不了了之。

中国学界关于《隋书·百济传》所见“通和”记事的研究并不充分，韩、日学者的立足点又各不相同。对于韩国·朝鲜史而言，《隋书·百济传》所见“通和”记事是修正“济丽同盟”成立时间的关键性史料。近年来，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宣奉助研究员发表多篇文章，专门探讨百济既“请兵”隋朝又“通和”高句丽的问题，其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点：其一，“济丽同盟”的成立时间至少应该提前至7世纪初的607年，当时百济对新罗的战争使得百济与高句丽的现实利益逐渐趋同，所以济丽关系已由对立转向联合；其二，百济为改善自身在隋朝的不良形象，故意采用“请兵”的方式，讨取隋帝的欢心，所以“请兵”不是目的，而是外交手段^[3]。日本学者的研究，旨趣别有他意。《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01年倭国为了“救援任那”，牵制新罗，派出大伴连啮出使高句丽，又派出坂本臣糠手出使百济。之后，根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在602年出兵新罗的阿莫山城，高句丽在603年进攻新罗的北汉山城。所以，日本学者强调，在倭国的外交周旋下，百济和高句丽先后选择了符合倭国期待的战略方针，即把本国的利益同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结合了起来^[4]。这种论调被部分韩国学者继承，并做了进一步阐释。金铉球认为，倭国所派出的使者—尤其是大伴连啮，对济丽关系的修复起了关键性作用^[5]。延敏洙认为，可以想见当时高句丽—百济—倭之间存在一个由倭国主导的“军事协力体制”^[6]。(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663年的白村江战役，倭国以军事援助的方式直接介入半岛事务，但这样的“军事协力体制”是否早在7世纪之初既已存在，值得商榷。百济和高句丽出兵新罗是为了维护倭国在半岛的利益，这种充满殖民主义意味的观点在战后的朝、韩历史学界已被彻底清算。现在，唯一存疑的是7世纪初百济和高句丽对新罗的战争背后，是否存在“济丽同盟”的可能。日本学者田中俊明指出，百济“请兵”隋朝的当年—598年和607年，高句丽都发动了对百济的进攻，难以想象“济丽同盟”存在的同时，双方还处于战争状态^[7]。于是，7世纪初济丽关系究竟是对立还是同盟，实际上归结于如何理解《隋书·百济传》所见的“通和”记事。既有研究，对此记事的真实性从未有过怀疑，而笔者的疑问即在于中国方面—更准确地说，隋朝方面是如何知晓百济“通和”高句丽的呢？

由此问题出发，本文计划对此记事的来源与形成做一番探究，期望借此明确这段记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同时期望以此记事为切入点，廓清7世纪之初百济和高句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