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检校”一般用作动词，且词义发生过变化。西晋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张华以问博士束皙，束皙言乃明帝显节陵中策，“检校果然”^[7]。南朝宋时，刘式之任淮南太守，“在任赃货狼藉，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8]。检校在此处为“检查”“考校”之意。东晋时曾设检校御史^[9]，这是“检校”一词首次进入官衔，但检校御史为官职名，仍是用其“检查”之意，沿用到隋朝后更名为监察御史，并非一种任官形式。根据史籍的记载，检校官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是随着检校词义的变化而产生的。此时，检校的词义增加了“掌管”“负责”的内容，并常与一些官职或事务搭配出现。比如北周时，源雄“检校徐州总管”^[10]；陈宣帝时，周罗睺为“总管检校扬州内外诸军事”^[11]；北齐莫多娄敬显“位至领军将军，恒检校虞候事”^[12]。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检校某官、某事任的现象还比较少见，入隋之后则开始大量增加，并且遍布中央的台、省、寺、监、东宫、诸卫和地方的总管、刺史、县令。比如韦津“检校民部尚书”^[13]，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14]等。唐代检校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诸司百官之外，还增加了检校使职，如仪凤三年（678）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15]，长安四年（704）建安王武攸宁“充检校大像使”^[16]，开元四年（716）为灭蝗设“河南、河北检校杀蝗虫使”^[17]等。

那么，这种检校官的性质是什么呢？《唐律疏议》“无官犯罪”条中有过界定：“依令，内外官敕令摄他司事者，皆为检校；若比司，则为摄判”^[18]，即检校官为皇帝敕令某官摄领其他机构之事务。《唐律疏议》的界定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担任者为现任内外官员，二是负责他司差遣性事务，即以自己的本官去处理其他官司的事务，这种现象在唐前期很常见。比如贞观初宇文士及代封伦为中书令，“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19]；贞观二十一年（647）褚遂良“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寻丁父忧解”^[20]；长安四年（704），武则天为了改变内重外轻的任官局面，“凤阁侍郎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检校刺史”^[2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官员都是带本官出任的，但史官在编纂时对官衔的记载并不严格，省略“以本官”甚至连本官都不记载的现象经常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检校官制的理解。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以“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永康县公李靖为兵部尚书”^[22]，李靖的“检校中书令”就是一种差遣性事务。据其本传载，太宗嗣位后李靖“拜刑部尚书，并录前后功，赐实封四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23]，这种省略“以本官”的写法，是很容易造成对其官衔的误读的。张说开元初“迁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24]，他前后两次担任检校官，却只记载了第一次的本官右羽林将军，而结合之后其拜相的制书可知在这次的迁转中其本官并未改变。开元九年（721）张说拜相前的官衔为“天兵军节度大使、右羽林将军兼并州长史、摄御史大夫、燕国公兼修国史”^[25]，说明他的本官仍然是右羽林将军。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开元三年（715）正月，玄宗以“黄门侍郎卢怀慎为检校黄门监”^[26]，同样省略了其本官，根据拜官制书中的“可检校黄门监，散官黄门如故”^[27]，可知其本官仍为黄门侍郎，并未改变。

之所以花费如此篇幅去解释本官对于这种检校官的意义，是因为同时还存在另一种性质的检校官，两者极易混淆。仍以张说为例，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以“尚书左丞张说为检校中书令”，两个月后又以“检校中书令、燕国公张说为中书令”^[28]。张说由尚书左丞迁转到中书令，经过了“检校中书令”这样一个过渡，而这个检校官明显不属于前文所述的差遣性质。《唐大诏令集》收录了这两次迁官的制书，《张说检校中书令制》：“尚书左丞张说，居正合道，体直理精。宜登鼎铉，式综丝纶，可检校中书令。”《张说中书令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中书令、上柱国、燕国公张说，含和育粹，特表人师。我凭柱石，尔作盐梅。正名之谓，群议斯集。可守中书令，散官勋封如故。”^[29]从制书可以看出张说的“检校中书令”就是其本官，而不是一种差遣性的官职。与前一种检校官常省略本官一样，史籍在记载这种检校官时常会省略“检校”二字。张说迁检校中书令，其本传只记载“征拜中书令，封燕国公”^[30]；卢藏用景龙中“为吏部侍郎”^[31]，其任命制书为“敕朝请大夫、守中书舍人、兼知吏部侍郎事、修文馆学士、上轻车都尉卢藏用……可检校吏部侍郎，仍佩鱼如故”^[32]，都属于这种情况。(www.daowen.com)

两种检校官性质迥异，在阅读史籍时必须对其加以区分，否则极易误读唐人的官衔，尤其是当两种检校官同时出现时更应注意。比如唐中宗在神龙元年（705）六月调整高层任命：“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检校中书令韦安石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检校侍中魏元忠兼检校兵部尚书；杨再思兼户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33]。其中，韦安石的“检校中书令”和魏元忠的“检校侍中”都是其本官，而“兼检校吏部尚书”“兼检校兵部尚书”和“兼检校中书令”则都是以本官去兼任其他官职的事务，属于一种兼职的差遣。

唐代检校官的不同性质，在制度规定中也有体现。据《唐会要》记载，德宗贞元二年（786）规定文武百官朝会的班序，其中包括：“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并在同位正官之次，其有行所检校、兼、试、摄、判等官职事者，即依正官班序。除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史，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外，余应带武职事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为班序。”^[34]敕令中出现了两种检校官，而且对其朝会班序的规定也不同。第一种检校官排位在同位正官之次，属于前文所述可以作为官员本官的检校官，带有员外官的性质。《通典》载：“神龙初，官复旧号。二年三月，又置员外官二千余人。于是遂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之官。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35]这种检校官是武则天称帝后开始大量出现的，《太平广记》载：“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勘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36]这种检校官与员外官一样没有员额限制，可以随意除授，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员外检校官”。另一种检校官带有明显的差遣性质，敕书中称其为“行所检校某官职事者”，其朝位班序并不依照自己的本官，而是等同于所检校官职的正官。比如前引褚遂良“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则其朝会的班位则同于大理卿的正官。因其性质，笔者将这种检校官称为“差遣检校官”。

从这条敕令中也可以看出，至迟在德宗贞元年间，不同性质的检校官仍然同时存在，并非前辈学者所言“基本上是一个由试摄官向假借官的转化过程”^[37]。从产生到发展，两种检校官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过程，但最后又都与唐代的使职差遣制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下节将对两者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