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是学术界对洋务运动评价中肯定、否定或肯定与否定参半者们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定论者为了达到否定洋务运动的目的，把清政府的妥协外交完全划在洋务运动的范围，因而把所有与外国签订的屈辱条约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这样，洋务运动除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兴起的反动性之外，加上一个妥协投降的买办性，当然就被彻底否定了。肯定论者为了贯彻他们的论点，则拿出另一条理由，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因而妥协外交应该撇开，所订屈辱条约与洋务运动不相干，这样肯定论就能成立了。

首先，否定论者把妥协外交看作是洋务运动的外交路线是不正确的。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不自洋务运动始，1842年的《江宁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以及《瑷珲条约》等屈辱条约条款，都是在洋务运动之前签订的；在洋务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签订的卖国条约，所损失的民族权利，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中所订的条约。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等同于洋务运动呢？肯定论者的观点也有问题。洋务运动就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决策下对外妥协并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取洋人长技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而“起步”的，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排除在洋务运动范围之外呢？一般地说，外交总是要为内政服务并服从内政需要的，从没有与内政无关的外交。因此，把外交与内政割开，于理于史实均说不通。

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有无自己的外交方针？答复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议”或“守定和约”。从中央奕到地方上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无一不强调这个方针。“守定和约”有着两面性，一是妥协性，即条约规定给予列强的权利一定要遵守，公认的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也不例外，因为清中央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洋务派在60－70年代拒绝列强的开矿、陆地架设电线、修建铁路等无理要求，都是依据这一原则。总的看，民族性与妥协性相比较，民族性是主要的。可见，对外妥协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线，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所以我曾说：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即是洋务运动的路线。”当然，洋务运动对于妥协外交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从政治目的看，洋务运动是要在自强求富基础上改变不平等的旧约，更换平等的新约，但结果，富强的预期目的未达到，更换平等新约的目的也就落空。

这里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矛盾问题，就是李鸿章其人，既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又是办妥协外交和签订屈辱条约的人。这种集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两种关系于一身的现象，为区分其界限增加了困难？这个问题，近几年来被学术界某些人搞得混淆不清，有必要稍加论述。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在50－60年代学术界对他是否定的，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卖国贼李鸿章》；“文革”中“四人帮”把李鸿章比作所谓“走资派”，当然置于彻底打倒之列。近些年改革开放以来，李鸿章似乎“走运”了，评价日益增高，到前几年特别是到1988年，竟戴上了：“为中国近代化打了头阵和走第一步的带头人”、“爱国主义者”和“具有民主立宪主张”者，等等桂冠。在《关于李鸿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上述“桂冠”提出了质疑。记录如下：

“李鸿章除有自己的特殊经历，如外交、军事等之外，在近代化问题上，基本与洋务运动的规律相同。即经济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政治上违反了变封建专制为民主立宪的时代要求。这样，有些桂冠就戴不到李鸿章的头上。他虽有抵御外侮愿望，但签订了那么多屈辱条约，怎么可称之为爱国主义者？应该变而不变，坚持封建专制制度，怎么可诩之为民主立宪主张者？‘师夷长技’的实践在李鸿章之前有林则徐、曾国藩等人，怎么可以说是‘打了头阵’或‘走第一步的带头人’？”(www.daowen.com)

在60年代初撰写《李鸿章传》时所作《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一文中，在批判李氏错误的同时，对他作了三点肯定：（1）他有抵御外侮思想；（2）他积极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3）他预见到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在那时笼罩着“左”的气氛中，在“卖国贼李鸿章”等一片叫骂声中，该文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但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故在1985年出版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专集中，一字不改的将此文编入。真理超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为李鸿章戴那么些桂冠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是过头了。尤其是从“卖国赋”一变为“爱国主义者”的180度大转弯是如此。现在就此问题展开必要的论述。

李鸿章领导办理洋务运动，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不小；但他在办理外交事务中，虽有抵制侵权和抗争的一面，却总是妥协退让，以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而告终。这是不是如梁启超所说的“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缘故？下面略加论说。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求强求富，并以求富做到真正的强。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李鸿章对此尤为明确。他紧紧地抓住两条：一是经济上近代化以求富；二是海陆军近代化以求强。也就是变贫弱为富强。确实可以说“坐知有洋务”。富强是为了拯救清王朝专制统治，进而改变被列强奴役的地位，这一点洋务官僚们其中包括李鸿章也不含糊。似乎不可说“不知有国务”。问题在于李鸿章只知有清王朝之国，置中华民族之国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清朝这部国家机器是建立在广大的中国的土地上，这块土地聚居着几亿各族人民。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清朝之国与中华民族是统一的，但有时也不统一。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而抵御外侮，当抵抗失利危及其统治，就会牺牲民族利益割地赔款而结束；而广大人民群众有时与清军并肩“外御其侮”，有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起而反对清朝之国。李鸿章是公认鞠躬尽瘁地忠于清国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积极办洋务以期臻于富强。但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清朝为准绳。他唯恐这些实力只能平内患不足以御外侮，所以他总的倾向是“和为贵”。他所谓“万不得已而一应之”，就是这种倾向的写照。由于这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所以即使在不得已而抗战时，也尽可能早日和平解决，不惜接受苛刻条款损害民族利权以保清。而且，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军事、经济实力，未能成为外交活动的后盾，却成为有效的妥协求和资本，帝国主义者认为只有和李鸿章谈判，使之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最有效，清王朝才不会变卦；清廷也认为李鸿章出场谈判，列强才可能“俯就羁縻”。李鸿章成为中外反动派共同“青睐”的大红人，这却是李氏一生的大悲剧。

据上所述，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或如有人所说的、新出现的“还有‘误国’这样一个中间状态”的论点。其实“误国”一词，早在90年前的1901年，梁启超在其《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说到李氏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和《中俄密约》时就是这样讲的，并不新鲜。在我看来，“爱国”、“卖国”和“误国”，都可戴到李鸿章头上。他确实爱清朝之国。前文已讲过，爱清国有时也是爱中国，有时不一定就是爱中国。为了爱清而办近代工商业，而筹建训练新式海陆军，并曾签订过较为平等的条约，这与爱中国是一致的；为了爱清而签订出卖中国民族的权利，这与“爱中国”是违背的，不必因其“并非甘心卖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等理由而不忍加“卖国”一词，而采用梁任公的“误国”。实际上根据签订那些屈辱条约的事实，“误国”也不能不带有“卖国”的含义。历史科学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以事实为准，不以某些人所谓“良好”愿望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