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历史文化研究：考证精审、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

在一个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观照秦汉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勾画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变迁风貌，史料的匮乏、文献的有限是个不小的挑战。跃进先生远承乾嘉学派“重考据”学术传统，近接乃师姜亮夫先生之謦欬，明确坚持寻本溯源的史源意识，“时刻注意根柢之学，打通文史界限”，强调文学研究必须回归到最基础的历史文献上，黜退浮言，严谨求证，所做论断务必实事求是。善于“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善于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域外文献，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成为继《秦汉文学编年史》《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论丛》又一部宏富周全，考证精审的著作。

文献信息量密集，考证精审是这部著作一个特点。作者在大量文献资料中爬梳剔抉，取精用宏，使得该书具有坚实的文献基础。秦汉文人分布以103郡国为单位，郡国名下引用《汉书·地理志》资料，之后附按语逐一对郡国、属县、人口变迁及与现代行政区域对照进行说明。涉及秦汉文人约600多位，作品近800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每位文人生平、创作简介，看似简洁的结论性内容，其实大有玄机，皆是以扎实的文献积累为依托，经过认真考辩后而得出的。如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标示为“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第233页），在《秦汉文学编年史》整理现今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的两派观点：周寿昌、王国维、程金造、徐朔方、施丁等据张守节《正义》，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郭沫若、赵生群据司马贞引《博物志》，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如关于司马谈的职位，与一般文学史著作标示为“太史令”不同，明确指出“武帝建元至元鼎间（公元前140年—前111年）任太史公”，虽一字之差，意义大不相同。在注释中罗列参考文献及考辩内容。认为“汉武帝始置太史公，权位还比较重；宣帝之后，改为太史令，其职“唯知占候而已”（第233页）。如此翔实的文献信息，近乎刻薄的文献考证令人叹服，得出的结论自然新颖而可靠。在研究中，作者不仅重视传世文献，表现出对出土文献史料的极大关注；还主张利用出土的新材料来研究新的问题，认为“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该书直接引用的出土文献史料约有二十余处。对秦汉文学史研究，起到了良好的正本清源的作用。

既不悬空高论，也不妄下断语。所有研究以文献为依据，言出有据，是刘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作风。作者在探讨秦汉区域文化的记载时所言：均是“根据《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文苑传》《郡国志》以及《隋书·经籍志》等书记载”（第12页）。同时，采取文献内容多，则介绍内容多，少则简要介绍，不做空洞的论述。如根据《汉书·儒林传》考察秦汉文人分布及其所治学术方向时，齐鲁文人就多达103人，而河西文人竟无一人。再如依据《汉书·艺文志》所考察的秦汉文人作品，也是齐鲁文人作品数量最多，达到57种，而河西文人只有1种。充分显示了论者良好的求实考微的学术追求。(https://www.daowen.com)

总之，这部著作本乎地理，而又出入文史。立足时空维度，呈现了大文化视野观照下富有新意的秦汉文学图景，无疑是为近年秦汉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