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师俄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史的影响

孙中山在学习俄国革命时说：“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以其能够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俄国人民无不赞成他，拥护他”。“所以共产党得告厥成功。”［2］（P437）孙中山要求自己的党“如俄国的革命党一样”，以俄为师结果建立了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国民党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政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党治时代。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认为，“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的政治斗争中所争的‘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以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是党权无上，以前谈‘法理’，此后将谈‘法纪’。以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以前争‘法统’，此后将是‘党统’。”［9］（P531）

国民党在确立师俄后的一段时间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接近工农，在意识形态上靠三民主义的理念来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这对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但从本质上看，国民党是根本上排拒共产主义的，因此说，国民党的师俄只学到了半套功夫。

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的，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3］（P376）孙中山师俄后建立的革命军队特别是主义建军和党军体制是他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发展的重要建树，也是孙中山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政军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中国由皇权专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型时期党军体制提供了一种适当的过渡形式。这一选择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史。(https://www.daowen.com)

与国民党“师俄”相比，中国共产党“师俄”则是学到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结合国情给与许多修正，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促成了诞生和成长，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自发的无组织的范围狭小的变成有组织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了的广泛传播，有力地倡导和促进了国共的合作，缩短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间，同时也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其他政党，使其建党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更强，也尽可能的减少了其他势力和思潮的干扰与影响，避免了长时间处于摸索和徘徊状态，但易失去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