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家的合作成果，在美国汉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获得极高赞誉。例如，《清代名人传记》被认为，“对于我们的中国知识无疑是一个非常显著贡献……它是今天人们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最近三百年历史最为详细最佳的著作，这并非夸张”^[45]，“它将成为任何以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为专业的研究者手中所必不可缺的指南和参考书籍……这部具有高度学术水准的著作将对西方世界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46]富路德主持编撰的《明代人物传记辞典》，“是自恒慕义出版《清代名人传记》以来关于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西方参考工具书，它对于明代中国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值得永远感激，其编者值得高度称赞”^[47]。美国汉学家宾板桥认为，魏特夫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是一部融高度学术水准与综合性为一体的著作，这使其在所有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中都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48]梅谷与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天国：历史与史料》，在韦慕庭看来，“这几册著作虽然昂贵，但是所有关注中国研究的图书馆都应收入此书，众多以社会科学为中心的图书馆亦应获取这一重要著作，它是中美学术合作的一座丰碑”^[49]。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民国史家同美国汉学家的合作研究，不难发现美国汉学家同民国史家所开展的合作研究具有与众不同之处。概括而言，笔者以为主要有如下两大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

其一，基于美国学术界和现实之急需，合作研究项目多集中于汉学基础领域。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基础仍十分薄弱，处于奠基发展时期。以有关中国历史的英文通史教材为例，“在英语界唯一的教材是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它一直是一本权威的教科书。……赖德烈于1934年出版《中国：历史与文化》一书后，作为一本大学的中国史教科书就无出其右者”^[50]。苦于缺乏英文教材，韦慕庭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时最常依赖的是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51]故此，美国汉学家与民国史家的合作多集中于书目、名人传记辞典、资料汇编或汉学教材等工具类或基础性项目。例如，毕乃德与邓嗣禹合作编撰的《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属于“为人之学”的目录指南，成为美国汉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对每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人而言都是必备参考书，正如其前言中所说，“是为了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书”。此书1936年初版后，因“众多学者的迫切需求以及书商发现初版已绝版很多年”而于1950年修订后再次出版，由此亦可见毕乃德当初同邓嗣禹合作此项目时，实是有感于美国汉学界急需此类参考书。^[52]费正清与邓嗣禹合撰《论清代官方公文的递送》、《论各种公文的程式及其使用》、《论清代纳贡制度的规章及其实施》，虽是关于清代行政方面的研究论文，但实质属于清史的基础性研究。20世纪以来大量清代档案文献的相继出版，引发了学界无穷无尽的需要；当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在阅读这些档案文献时，发现“在档案文献资料中充满着技术程序名称，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故此，费正清同邓嗣禹合撰关于清代行政方面的研究论文，梳理解释清代公文的类型、作用及传递方式，以使“我们知道这些公文是如何产生和处理的，传送这些公文需要多长时间”^[53]。如果不理解清代文献中的这些专门术语，不了解清代行政方面的主要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就不可能真正探讨19世纪中国历史或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社会科学分析。^[54]《清代名人传记》、《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明代人物传记辞典》等治汉学者所必备的参考工具书亦是因当时学术界之所需而编撰。恒慕义组织包括民国史家在内的50位学者编撰《清代名人传记辞典》之初衷在于，“一方面借此项目使中国研究专业的青年人在中国史料方面得到训练，另一方面满足美国汉学界对这种参考工具书的迫切需求”^[55]。富路德组织编撰的《明代名人传记辞典》，“是出自于一种需要，1950年代亚洲学会的各种不同学术圈越来越强烈地呼唤一部关于明代的基础性著作的问世”^[56]。顾立雅同邓嗣禹合作编写汉语教材，“正如前言中所告诉我们的，这是珍珠港事件的直接结果”^[5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于军事和外交的需要，美国政府为使被派驻到远东的人员对这一地区的语言文化和民族风俗有所了解，在多所院校开设为期6个月的“外国区域与语言课程”短期培训班^[58]。正是基于这种专门训练所需，顾立雅同邓嗣禹专门编写了此套汉语教材。(www.daowen.com)

其二，合作研究中史料搜集、挑选、英译及注解等任务多由民国史家承担。如前所述，美国汉学研究者的汉语言水平，在民国史家看来确实是不敢恭维。由于美国汉学者的中文修养不够，故合作研究中史料搜集、挑选、英译及注解等任务多由民国史家承担。例如，邓嗣禹与毕乃德合编的英文《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一书，虽然在1936年初版的导言没有介绍两者的分工，但在1950年的修订版中却明确说明了两者的分工：新增的大约130部著作由邓嗣禹负责挑选并由其撰写有关描述这些著作的注解，而毕乃德则通读了这些新材料并就版本的变化提出了一些建议。^[59]魏氏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最终正式出版的成果是魏特夫、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这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家昇来搜辑和甄选，并加以注释。正因为如此，魏氏在该书的总论中高度评价了合作者冯家昇的出色工作，“他在文字材料方面的非凡知识，使他非常适合于作选择、翻译和注释等学术工作，而这些工作则是进一步开展一切工作的依据。”^[60]在梅谷主持编撰的三卷本《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一书中，所收集的391份有关太平天国原始文献中相当一部分由张仲礼英译，并且他还负责对翻译进行检查。^[61]顾立雅同邓嗣禹合编的两部汉语教材，框架结构是遵循顾立雅教授的《汉语文言进阶》中的体例方法来编排，但材料的选择和翻译则由邓嗣禹负责。^[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