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到40年代的政治讽刺喜剧,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种有效解释,是把它归结为以“政治”视点聚焦“黑暗现实中的社会与人的丑类”的“政治批判性极其强烈”的“暴露性”喜剧^[1]。这种指认突出的是政治讽刺喜剧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学视角和历史文本化的话语实践品质。作为一种文学事实和创作经验来看,的确,我们无法忽视政治讽刺喜剧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和置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历史矛盾激烈的大振荡时期,戏剧创作参与政治叙事的意义指向功能。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文学参与政治、历史叙事,也是“革命”成为主导性话语的特定历史情势中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涵意。

我们知道,从本质意义上说,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是阿尔蒙德·鲍威尔所说的“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的最集中体现^[2],但就20世纪中国文学内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政治并非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精神或者“态度、信仰、情感”的价值体系存在的,而是以制度、社会结构和权力组织系统等“介乎于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之间”的方式成为文学积极参与建构的一套话语系统^[3]。就本文论及的政治讽刺喜剧而言,剧作家也是在历史意识的高度自觉中,以一种超个人的、民族寓言式的政治视角构建了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文本。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一喜剧形态的代表性作家陈白尘,才把他的喜剧《升官图》表述为刺透国民党反动、腐朽、黑暗统治的“怒书”。老舍也把他的话剧创作定性为“宣传剧”。(www.daowen.com)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单一从政治学层面对政治讽刺喜剧作出一维性的解释和判断显然是不尽科学和全面的,至少可以说不能涵盖讽刺喜剧的全部内涵。正像美国文论家洛曼·霍兰德在《阅读的有效性》一文中所说,“任何阅读都是有历史间隔性的,我们应该永远把历史作为第二读者”^[4]。置身在一切被“重写”的今天,我们该怎样去重新提问、重新阐释和解读这一艺术形态?怎样以一种切近其艺术形态本质特征的方式去把握,才能使它成为一种鲜活的当代存在?本文认为,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叙事特征以及叙事形式上的视点互渗,无疑是政治讽刺喜剧有异于他类文学的独特标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