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应朝鲜李朝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就进呈的《漂海录》，是明代时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由朝鲜人之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其时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对于运河交通和运河沿岸风貌的记录，堪称极为难得，富有资料和学术价值。《漂海录》一书虽然长期以来鲜为中国学者所知，但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学者却作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较丰，近十年来，中国学者也对此书作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然而既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探讨《漂海录》本身和作者崔溥其人，既有研究未能对照崔溥前后时期行经运河者的记录，也大多未能利用崔溥行经地方的当地文献，更未能结合明代相关制度对崔溥所记作出评论，从而难以赋予崔溥及其《漂海录》恰当的地位，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漂海录》留下了较大空间。今结合明代相关制度，主要依据地方文献，比照崔溥前后十五十六世纪行经运河者的记录，专门探讨崔溥所见的运河风情，希望能够有助于加强对《漂海录》和明代运河文化史的研究。

一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闰正月三日率从者42人由海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同月十七日在中国台州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日本贡使的路线北上。二月初六日抵达杭州，十三日又从杭州启程北上。一路上船行运河，过驿过闸，二十一日到镇江，次日渡江抵扬州，三月二十七日到通州张家湾，经过运河全程，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后来在北京接受审问，谨见皇帝，于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会同馆启程由陆路回国。六月四日过鸭绿江，十四日回到汉城。崔溥回国后，立即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大约仅仅花了7天时间，他就毕命，于二十二日向成宗进呈日记。此日记是谓《漂海录》。

《漂海录》的作者崔溥，全罗道罗州人，科举考试合格，历任校书馆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弘文馆副校理等职，曾参与东国通鉴的修撰，还曾在他人主持下编纂过东国舆地胜览，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官吏。崔溥以衰绖之身，命运又难以逆料，但他以其对中国文化的较多知识，凭着他修史的经验，似乎直觉地意识到此行的重要价值，一开始就“令陪吏四人逐日观标，旁问地方”，及时记录。在明代，朝鲜使者到北京，都由中国辽东的陆路。现有研究表明，在崔溥之前，还未见有朝鲜人走过运河全程。早于崔溥5年，朝鲜济州旌义县监李暹曾因海上失事漂至扬州，然后沿运河北上北京，回国后将漂流始末写成《行录》，但自然没有运河的江南部分的记载。按照朝鲜人的说法，“我国人物亲见扬子江以南者，近古所无，唯有崔溥”，崔溥是明代时最早到过江南的朝鲜人。

崔溥一行所经的运河，是明代最为繁忙的交通线。明廷为了利用运河转输漕粮，先于永乐九年（1411）命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等重浚会通河，工程历时10旬，置闸15座，河道拓为深1丈3尺、宽3丈2尺，负重载的大船得以通过。又于永乐十三年命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湖水入淮以通漕，设闸建坝，又自淮安至宝应作涵洞数十处，以时启闭，从此漕船直达通州，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运河全线贯通后，不独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输送线，而且成为南北之间公私往返、商品运输的最主要的通道，官差私商以及东西洋和日本、琉球等各国使节也均取道运河北上。在崔溥行经运河前后，中国官员、日本贡使等，都有人留下了经过运河的记录，为我们比照、分析崔溥的记录提供了基本的资料。

正统四年（1439），也即崔溥行经运河前49年，四朝元老、大学士、江西泰和人杨士奇，获准回乡探亲扫墓。杨士奇这一次回乡，运河一段，与他25年前（永乐十二年）解职由南京到北京再由北京到南京走的路线完全一样，但处境待遇和心情却迥若天壤。这一次，皇帝令司礼监选派内官一路送行，兵部沿途给行廪，水路给驿船、递运船，陆路给驿马，运载车从者都给行粮脚力，而且往返并给，恩遇之隆，实属罕见。杨士奇二月十八日至通州驿，二十日到张家湾，一路上由太监前导，各地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周密安排，士奇心情之好，旅途之顺，自不待言。只是每到一地，士奇忙于接见地方官员、社会名流，会晤乡居士绅，与路遇的各级官员寒暄，又值南风劲吹，船行减速，闰二月十一日一早才到扬州广陵驿。运河行程如从张家湾算起，历时30天，比他25年前心情郁闷急急赶路历时25天多了5天。返程时四月二十日到扬州广陵驿，五月初九日到张家湾，虽然同南归时一样一路接见官员，但水大风顺，仅历时19天，比以前三次经过运河都要快得多。

正德十一年（1516），也即崔溥行经运河后28年，翰林编修、江西分宜人严嵩，家居十年后复出，清名著于天下，同年僚友多以雅望归之。严嵩于三月二十六日由分宜出发，五月初二日渡钱塘江，抵浙江驿，六月初二日抵扬州，七月十一日至张家湾，历时68天经过运河全程。严嵩在抵达嘉兴后，为了看望僚友，特意拐到上海，8天后又回到嘉兴，再继续北上之行，如果扣除这一段日程，行经运河全程所花时间应为60天，而在苏州等待驿船就整整5天。其中从浙江驿到扬州历时30天，从扬州到张家湾历时38天。严嵩一路上探亲访友，随遇即安，舟行速度并不快。

两年后，正德十三年，也即崔溥行经运河后30年，严嵩又以册封宗藩的副使的钦差身份，再次行经运河。该年七月九日经和合驿，八月十二日至扬州，九月初四日至浙江驿，全程历时55天。严嵩在抵达无锡后，为了看望曾经任过分宜县令的已故工部郎中曹某的家人，去了趟江阴，多花了3天，行经运河全程所花时间应为52天。其中从和合驿到扬州历时33天，从扬州到浙江驿历时22天。严嵩此行，肩负皇命，地方官府送往迎来，应酬颇多，而且驿夫时有不足，等待耗时，舟行速度不算快。

日本天文七年、明朝嘉靖十八年（1539），也即崔溥行经运河51年后，日本派遣正使湖心硕累、副使策彦周良进贡明朝。同年五月七日到达宁波府昌国驿，十月二十八日到达杭州府。十一月三日由杭州武林门出发，经吴山驿，由此取道嘉兴、崇德县，取道湖州，经苕溪驿，到吴江平望驿，然后沿着当年崔溥一行的路线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镇江府京口驿，七日到达扬州府广陵驿。同月十二日离开扬州，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张家湾。从杭州到张家湾，历时114天，其中自杭州到镇江，历时30天，由扬州到张家湾，历时75天。策彦一行由运河北上，时值冬春之交，水浅风逆，又不时等待廪给口粮、挽舟人夫，因此拖延时日，船速缓慢，历时最长。到北京进贡后，使者回程，五月九日出发，抵张家湾。十六日由张家湾开船，七月二十一日到广陵驿，历时63天。由扬州取道仪真，到达南京，八月四日再到镇江。八月七日由镇江开船，九月二日到达杭州武林门，历时25天。此番回程，暑气酷热，但运道水量充足，只是因为不时等待廪粮和挽运人夫，所以前后历时103天，花时较长，但因为取道南京多花了15天，经过运河的实际行程为88天。对于整个往返行程，副使策彦逐日作了详细记载，编为《策彦和尚初渡集》。十年后，也即日本天文十七、十八年，明嘉靖二十七、二十八年，策彦又以正使身份率人取道运河进贡明朝。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六日到定海，九日到宁波，十月十四日抵达浙江驿。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杭州出发，由此取道嘉兴、崇德县，与第一次进京不同，这次是由嘉兴沿运河北上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镇江，运河段花了36天。后来因为换船先绕道仪真后再到瓜洲，次年正月十六日才由瓜洲开船前往扬州，四月十三日到张家湾，运河段花了85天。全程历时141天，真正在运河行驶用了121天。无论全程还是分段，在本文所附的历次运河行程中，均为最长。这次历时最多，主要是由于不时等待挽舟人夫，各地闸官也多所留难，使者在各地买卖物品也耽搁了些时日。对于整个行程，正使策彦同前次出访一样逐日作了详细记录，编为《策彦和尚再渡集》。

永乐、正统时的杨士奇和正德时的严嵩，前者是朝中元老，后者是朝廷新贵，他们经过运河的记录，主要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活动，什么官送往迎来，什么官旅途相遇，什么官政绩声望，简直就是一种延伸了的官场记录，至于起迄地点、经过驿站等，记录与否无关紧要，几等于一笔流水账，而且行进途中前呼后拥，也不可能对所经地方作细致的观察描述。杨士奇所记极为简略，只具驿站和闸名，偶尔有一个浅名，而且所记闸数还不到崔溥所记的一半。严嵩运河段的行程与崔溥大致相同，而他正德十一年由杭州至通州只记了驿站25处，闸7座，正德十三年由通州至杭州只记了驿站27处，闸6座，巡检司1处，每次所记地名只有80余个。日本策彦一行初次进京，因系外国贡使，待遇较高，行动相对自由。每到一地，他们办理公文手续，拜见地方官员，应付各种应酬，领取廪给口粮。利用这些机会，策彦等游览了行经地方周围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佛寺，因身为僧人，必定参谒。大概因为运道是日本历次贡使必经之地，行经地方对日本人来说较为熟悉，因此策彦尽量细致入微地记录了所见公署、关驿、庙宇及其他名迹，简要地记录了所经驿站的名称、所需里程，也记了少数几座闸、几个巡检司，而所记地名并不多，有关运河交通设施的情形则著笔很少。策彦二次进贡，沿途所记驿站基本如旧，多了几处闸和一个巡检司名以及其他几个地名，总的内容较之初次大为简约。较之中国朝廷命官和日本贡使，崔溥行经运河，事地人物，皆属新鲜，因此对所见的一切似乎皆有兴趣，在在留意，细心观察，甚至进行比较，作出自己的判断。崔溥所记运河一线，各种地名多达600余个，其中驿站56处，铺160余处，闸51座，递运所14处，巡检司15处，浅19处，桥梁60余座。值得注意的是，很可能也是由策彦这类贡使编写并对后世经商路程书有着明显影响的嘉靖十四年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记录地名近300个，所载运河交通情形差可比肩《漂海录》，但完全没有铺的记录。至于明后期中国商人为经商方便专门编写的路程书，只为有裨日用。隆庆四年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志在地名和里程，专记驿站和闸名，其数不少，记浅只有1处，其余事项无闻。天启六年憺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同样志在地名和里程，只记驿站和闸名，其数可与崔溥所记相比，记了几处巡司，但无具体名称，铺、递运所等一概无载。（各人所记运河地名，请参见文末附录）。综合衡量，可以说，无论是在崔溥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时人有关运河沿线交通情形的记载，还从未见有如崔溥的《漂海录》这样详细具体者。

二

崔溥的《漂海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交通状况。崔溥在总述了行经运河驿站等名称后，又进一步介绍道：“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盖扬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驿，且闽、浙以南皆路经此府以达皇都，故驿路甚大。陆驿相距或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水驿则自武林至吴山三十里，自潞河至会同馆四十里，皆水路中之陆路，故相距近，其他则或六七十里、八九十里，或过百里，相距甚远。铺之相距或十里，或二三十里。自扬州后，水边又设浅，或六七里，或十余里以记里。”这是笔者所知关于明代运河全线交通设施的最早而又较为系统全面的记载。

如前所述，在崔溥之前的永乐、正统时的杨士奇，只是记录了通州与扬州之间的运河交通，而且所记过于简略。我们要了解其时运河交通的基本状况，只能通过地方志书等逐段拼接，而不少地方文献的记载又偏晚，不同时代的地方志书不足以反映同一时期的运河交通情形。崔溥的《漂海录》，不但涵盖了运河全线，而且记载翔实具体，适足以弥补其他文献所载的不足，为我们观察明代运河全线的交通面貌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由于年代和交通线路的变迁，崔溥所见运河交通状况，既不同于永乐、正统时的杨士奇，又不同于正德时的严嵩，更不同于嘉靖年间的日使策彦周亮。今佐之以地方志书记载，来观察崔溥所经运河全线的交通条件和交通设施情形。

崔溥一行由运河北上，沿着驿站行止食宿，将这些驿站名称一一记录下来。这些驿站是：浙江驿、武林驿、吴山驿（此间为水路中之陆路）、长安驿、皂林驿、西水驿、平望驿、松陵驿、姑苏驿、锡山驿、毗陵驿、吕城驿、云阳驿、京口驿、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界首驿、安平驿、淮阴驿、清口驿、桃源驿、古城驿、钟吾驿、直河驿、下邳驿、新安驿、房村驿、彭城驿、夹沟驿、泗亭驿、沙河驿、鲁桥驿、南城驿、开河驿、安山驿、荆门驿、崇武驿、清阳驿、清源驿、渡口驿、甲马营驿、梁家庄驿、安德驿、良店驿、连窝驿、新桥（驿）、砖河驿、乾宁驿、流河驿、奉新驿、杨青驿、杨村驿、河西驿、和合驿、潞河水马驿（通津驿）。这些驿站，在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的日记中均已有记载。惟其中的泗亭驿，杨士奇作谷亭驿，清阳驿，杨士奇或记青杨驿，或记青阳驿。泗亭乃汉高祖刘邦任泗水亭长处，《天下水陆路程》等书皆作泗亭，渊源有自，作泗亭当无误。清阳驿正德时严嵩所记仍作青阳驿，《天下水陆路程》等才作清阳驿，或许“青”“清”皆可，而“杨”则甚无谓。由此可见，原来今人所知的明后期《天下水陆路程》等书所记的运河驿站名称，实际上在明中期已然固定，崔溥的《漂海录》如实地反映了出来。

崔溥记录的这些运河驿站的地理分布和管理人员，葛振家先生的研究已经述及，惟葛先生只是依据崔溥所记，而未结合制度规定和各驿站的具体情形考察，尚不足以揭示明代运河驿站的基本面貌。

明朝在洪武元年（1368）即在全国各地置水马站、急递铺，水马站后在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洪武二十六年明廷规定，凡天下水马驿站、递运所，其功能是“专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驿站需用马驴船车人夫等，“必因地里要冲、偏僻，量宜设置。其佥点人夫，设置马驴船车什物等项，俱有定例”。凡马驿，设置马驴不等，“如冲要去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虽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各驿马夫，由驿站附近人户佥点应充。凡水驿，设驿船、水夫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大率每船该设水夫十名，于有司人户纳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点充，不拘一户、二户，相合俱验所该粮数轮流应当”。崔溥了解并实地所见，“水有红船，陆有铺马。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崔溥所知，与明廷有关水马驿的定制是符合的。

崔溥行经的运河一线，均属冲要地方，设置船只、水夫自然较多。

嘉兴府西水驿，在嘉兴府城西门通越门西50步，有重门、厅、穿堂、后堂、耳房、廨舍等建筑，额设站船17只，铺陈36副。崔溥所见该驿，“驿前建石柱作屋廊于河中百余步，缆舟于廊下”。

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驿，在县治南40里，洪武元年沿旧而设，有驿臣1名，攒典1名，祗应馆夫94名，房夫若干，门子1名。该驿正统三年重建，天顺五年重修。崔溥二月十五日清早抵达该驿，但见该驿“驿舍壮丽，下铺础砌，上建石柱”，正统时杨士奇见到的平望驿应是正统三年刚刚重建的驿站，而崔溥所见则是天顺五年重修过的驿站。

松陵驿，在吴江县儒学之左，洪武元年移建，设驿臣、攒典各一名，祗应馆夫54名，房夫4名，门子1名。天顺八年重修。

姑苏驿，南宋姑苏馆在胥门，洪武元年移置盘门外，初名姑苏站，提领一人掌管，二年改站为驿，改提领为丞。成化九年又改建于胥门外。该驿有屋60间，屋基一半在水中，“广袤数十丈，背城面河，气势宏敞，北有延宾馆，后有楼曰‘昭赐’，可以登眺”，驿站右有皇华亭，左有月洲亭，相去百步，为使客憩息之所。如此，则正统时杨士奇和后来的崔溥虽然都经过了姑苏驿，但却不是同一个地方。

锡山驿，在无锡县南门外，洪武初年置，原名无锡驿，九年改称锡山驿，正德六年重修。严嵩所见，看来已非崔溥所见锡山驿原貌。

常州毗陵驿，在元代为水马站，明洪武元年改为武进站，在府城朝京门外，六年改站为毗陵驿，改提领为驿丞，天顺五年移置朝京门内，正德间又移置朝京门外百步。同一驿站，一再移易，可知崔溥与其前的杨士奇所见毗陵驿，名同而地不同。

扬州广陵驿，在府城南门外官河西岸，有站船17只，站马16匹，铺陈60副，水夫170名，马夫16名。正厅扁题“皇华”，后堂有淮海奇观楼。因地处运河要冲，水夫特别多。

邵伯驿，在江都县北45里邵伯镇官河东岸，有站船16只，河船1只，站马14匹，铺陈70副，水夫170名，马夫14名。

盂城驿，在高邮州南门外，有站船18只，站马15匹，铺陈48副，水夫170名，马夫14名。

界首驿，在高邮州北界首镇，有站船18只，站马15匹，铺陈48副，水夫170名，马夫15名。安平驿，在宝应县治北门外街西，洪武元年开设，永乐十三年重建正厅5间，后厅5间，过堂3间，东、西厢房各7间，库房3间，鼓楼3间，马房3间，水亭1间。有站船15只，水夫150名，驿马106匹，马夫16名。

这些驿站，因地处运河要冲，水位落差大，牵挽任务重，所设水夫特别多。

淮阴驿，原在淮安城西门外官河西岸，洪武初迁新城东北，永乐十三年陈瑄开运河西堤后官民舟楫皆由西岸，驿又迁回原址，但岁久倾圮，天顺七年知府重建，并于河东增置厅房等，驿一而馆二。崔溥所见此驿与杨士奇所见的驿站已非一地。

清口驿，在淮安府清河县东五里，洪武四年建，历经淮水冲刷圮坏，弘治十年移建县治西二里，有官厅3间，后堂3间，厢房6间，库房、厨房、门房各3间，廨舍1所。崔溥所见与日后严嵩所见该驿实非一地。

桃源驿，桃源县治北半里，洪武四年建，正堂、后堂各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西厢房各5间，库房、厨房各3间，门屋1间，廨舍1所。

直河驿，在邳州东南60里，洪武二十三年建，官厅、后厅各5间，东、西厢房各5间，厨房、库房各3间，门屋1间，廨舍1所。

下邳驿，在邳州西南泗水之北，洪武三年建，官厅、后厅各5间，东、西厢房各7间，厨房、库房各3间，门屋1间，廨舍1所。

新安驿，在邳州北60里，洪武二十三年建，官厅5间，东、西厢房各7间，厨房、库房各3间，门屋1间，廨舍1所。

颇值得注意的是，崔溥所见并记录的古城驿，在桃源县北60里，严嵩的记载中已无，万历《淮安府志》说“今革”，看来实际上崔溥过后不久即不存在。崔溥三月初八日到了鲁桥驿，称此驿“东道齐鲁，西连巨野，南引淮楚，北抵京师”，描写了该驿的重要交通地位。

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运河驿站。崔溥虽然基本上没有记录所经运河驿站的具体情形，但依其所记驿名，参照地方文献，我们仍可概见这些驿站当时的风貌，甚至可以观察到运河驿站的前后变迁。

崔溥所见，驿站有驿丞、驿吏。由上所述驿站的具体情形，可知所谓驿吏即攒典等。两驿之间的距离，崔溥观测到，一般为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也有超过百里的。崔溥的观测是与驿站的实际分布吻合的。明代驿站设置，数量上较元代有所减少。江南运河段吴山驿至京口驿10驿之间，平均为60余里，长江以北自广陵驿至通津驿41驿之间，平均为80里左右，达100里的只有3个。

由附录的运河水程，可知除了崔溥，行经运河者都没有记录沿岸的铺，这一点，成为《漂海录》迥异于其他水程类记录的明显特色。而既有研究至今仍未见有任何论述。

崔溥所记的铺，即急递铺，是明代专为递设公文而设的。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每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则视情形而定，要路十名，偏路四五名不等，均由附近有丁力田粮之家点充。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一个，以便检验时刻；常明灯烛一副，薄历二本。铺兵每人合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根、回历一本。正统三年又补充规定，各铺添设铺司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二名。专门赍送旨意公文。凡递送公文，一昼夜以100刻计算，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里。遇公文到铺，不分缓急角数多少，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听到铃声，铺司预先出铺交收，立即在封皮格内填写时刻及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包裹夹板拴紧，赍上小回历，急递至前铺交收。交文后在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以凭稽考。若有迟误，予以治罪。可见，明代急递铺是通过铺兵的步行递送公文的。

考察明代各地特别是运河沿线的铺，确实是按规制设置的。如吴江县，有急递铺12处，洪武九年重建，“每十里一铺，每铺设铺司一名，铺兵六名。具旗铃以严号令，置包匦以护封缄。更迭走递，一昼夜行三百里”。在有些地方，因关隘所在，实际上铺的间距还不到十里。如苏州府前总铺，东至娄门利民铺十里，西至胥门铺三里，南至盘门铺五里，北至齐门无量铺十里。两驿之间很可能有几个铺，因此单就数量而言，铺要比驿多得多。

崔溥记录了设在运河线上的这些铺。即：吴山铺、江涨铺、三塔铺、长老铺、彻浦铺、尹山铺、射渎铺、浒墅铺、张公铺、马墓铺、十里铺、藩封铺、洛社铺、横林镇铺、戚墅铺、个雁铺、长店铺、吕城铺、栅口铺、陆朝铺、圣墅铺、长乐铺、七星铺、花家园铺、鱼井铺、扬子铺、清凉铺、竹西亭铺、淮子河铺、河泊八塔铺、四里铺、马家渡铺、三沟铺、腰铺、露筋铺、玉琴铺、八里铺、前总铺、塘头铺、张家铺、井亭铺、塘湾铺、氾水铺、白马铺、黄浦铺、十里亭铺、秦梁洪铺、白庙儿铺、黄家铺、侯村铺、李家中铺、师家庄下铺、师家庄上铺、仲家铺、马长坡铺、安民铺、牢正铺、曹井铺、火头湾铺、白嘴儿铺、黄沙湾铺、小长沟铺、大长沟铺、十字河铺、寺前铺、孙村铺、界首铺、阚城铺、刘家口铺、袁家口铺、开渠铺、头山津铺、张八口铺、步家口铺、靳家口铺、栗家庄铺、李家口铺、刘家庄铺、王忠口铺、冯家庄铺、长张口铺、堡粮仓铺、安山保铺、谭家花铺、积水湖口铺、苏家庄铺、邢家庄铺、沙孤堆铺、戴家庙铺、刘家口铺、戴洋铺、张家庄铺、沙湾铺、安家口铺、挂剑铺、平河水铺、新添铺、湾东铺、张家口铺、堤口铺、稍长闸铺、柳行口铺、房家庄铺、白庙铺、双渡儿铺、吕家湾铺、校堤铺、洪家口铺、梁家口铺、袁家湾铺、马家湾铺、老堤头铺、中闸口铺、新开口铺、赵家口铺、朱家湾铺、丁家口铺、十里井铺、李家口铺、裴家圈铺、孙家铺、新开口铺、草庙铺、黄家口铺、平河口铺、商家道铺、郑家口铺、河口铺、陈家口铺、白马河口铺、河口铺、孟家口铺、兵河口铺、马家铺、刘皮口铺、皮口铺、高家凤铺、罗家口铺、高官厂铺、桑园儿铺、薄皮口铺、狼家口铺、郭家口铺、旧连窝铺、王家口铺、任家口铺、油房口铺、北下口铺、三镇道铺、冯家口铺、杨桥口铺、砖河南铺、砖河南口铺、王家圈口铺、罗家圈口铺、红披口铺、南关铺、安都塞口铺、清水王家口铺、左卫铺、柳巷口铺、流河铺、南家口铺、双塘铺、沙宁铺等。其数多达160余个。这些铺，在明代的同类记载中从未见到，堪称极为难得。

崔溥所见并记录的这些铺，虽然并不齐全，有的地段甚至缺漏较多，但其大致反映了运河沿线急递铺设置的基本情形。它们在各地文献中是有所登录的。如吴江长老铺，在平望镇，离县治南43里；彻浦铺，在石塘，离县治东南十三里。尹山铺、射渎铺和浒墅铺，均属苏州府长洲县，分别在苏州城南25里、西北20里和西北30里。再如扬州府宝应县县前总铺，在县治前；白马铺，在县治北十里；黄浦铺，在县治北20里。扬州府江都县共有18个铺，总设铺兵100名。这些设立于明初的铺，到明后期有的已失效用，或改变了功能。如宝应县的铺，洪武八年建，洪武二十一年重修，每铺正房3间，左右厢房各3间，邮亭1间，到隆庆年间大多已圮。而江都县的铺，到万历时被称为警铺，“今乃计民居间而为之轮役，昼则侦罗以察奇邪，夜则严更警寇盗，其责如是而已”。而崔溥行经时仍见到这些铺，并记录下来，藉此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探讨明代急递铺的兴衰。(www.daowen.com)

崔溥详细记录了运河沿线调节水量以利漕运的船闸。有关运河的闸，杨士奇的日行录已有所记载，只是数量很少，仅具闸名。崔溥遇闸必记，并多细节描述。这些闸是：杉青闸、吕城闸、减水闸、京口闸、（邵伯驿前）闸（二座）、板闸、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藏闸、黄家闸、新兴闸、谢沟闸、沽头下闸、沽头中闸、沽头上闸、飞云闸、孟阳泊闸、八里湾闸、谷亭闸、南阳闸、枣林闸、鲁桥闸、仲家浅闸、新闸、新店闸、石福闸、赵村闸、下新闸、天井闸、分水闸、老坡闸、安山闸、通济闸、荆门上下闸、七级上下闸、周家店闸、阿城上下闸、李海务闸、通济桥闸、梁家闸、土桥闸、减水闸、戴家湾闸、新开上闸、板下闸等，多达51座。

杉青闸在嘉兴府秀水县，位于漕河旁，地据要冲。京口闸在镇江城西北港口，距江一里，北宋已有，元末废弃。天顺三年疏浚漕河时建闸，以时启闭，调节水量。弘治四年重修。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藏闸即淮河口四闸，在淮安府山阳县，永乐十三年陈瑄督漕时为济运而建。新藏闸应为新庄闸。每闸均有官厅3间，每闸之间各相隔10里。是运河上极为重要的闸座。

崔溥三月初五日来到徐州夹沟驿北的黄家闸，见到了闸上的《眉山万翼碑》。碑文中谓：永乐时成祖召重臣前往徐、扬、淮、济，“渡地势，顺水性，东自瓜州，西自仪真，咸作坝以截之，俾不泄于江。仍因近世旧规，凿漕引水为河，而总会于扬，由扬到淮，由淮至徐，由徐至济。自济以南，则水势南下，接黄河会淮入海；自济以北，则水势北流，接卫河会白河亦入于海。上复以地形南北高下不一，分泄水势无以贮蓄，非经久计，仍命有司置闸，或五七里一闸，或十数里一闸，潴水济舟，迨今渊源不竭。自是方岳蕃镇与夫四夷朝聘会同，及军民贡赋转输、商贾贸易，皆由于斯，而舟楫之利始通乎天下，以济万民无复江海风涛之厄。……徐之北，黄家村之东，有山溪一派，南流入闸，水势汹涌，多洑流走沙，壅塞淤浅，舟楫经此恒为阻隘，民甚病焉。天顺戊寅春，有司具疏闻于朝，我英宗睿皇帝丕缵洪休，益笃前烈，迺召有司立闸以通之，设官以理之。自是舟楫往来无复前患。”这一碑文虽然将治河漕运官员的功绩一概归之于成祖皇帝，却将永乐年间通漕置闸以及英宗天顺时设立的黄家闸的功能述说得非常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运河交通和水利资料。

初八日来到新店闸前，崔溥听傅荣说：“会通河至此地，沙土瀢（左水，右陀），水势散涣，不能负舟，前后置闸。自新店至师氏庄，犹浅涩有难处，每漕船过此，上下毕力，终日叫号，进寸退尺，必资车于陆而运。自立此新闸以后，舟行得其安且顺也。”初九日到了济宁附近的下新闸，记载道：“闸在越河口迤西八百尺。越河东密迩天井闸，北对会通河，二水纵横十字然。由闸、河而西者，或至流复溯，越河而上者，艰于逆挽。置此闸于两口之下，时水盈缩而闭纵之。”这些同样成为重要的运河水利资料。

崔溥见到并记录了运河沿线的递运所，这基本上是同类书籍所缺载的，今人对《漂海录》的既有研究也似乎从未提及。崔溥所记递运所是：嘉禾递运所、姑苏递运所、常州递运所、通津递运所、邵伯递运所、界首递运所、钟吾递运所、新安递运所、彭城递运所、金线闸递运所、东昌递运所、沧州递运所、杨青递运所、河西递运所等14处。

崔溥所记的递运所，是官方用来运递粮物的。明初因多以卫所军士传送军囚，朱元璋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便令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洪武九年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理其事。一度还曾设副使、百夫长等佐理。洪武二十六年，每个递运所，设置船只、每船所设水夫不等。自六百料至三百料船，水夫由13名递减至10名。水夫在五石以下粮户内点充。凡递运船只，用红油刷饰。每船置牌一面，开写本船字号、料数、水夫姓名及船上一切浮动杂物数目，悬挂在船，以凭点视。凡递到官物，所官验实物件斤重数量，随即计算船只料数，差拨装运。递运时，依序而行，不得越过前路递运船只。递运所夫头，永乐十年令于船户内选丁粮多者充当。

崔溥所记的十几处递运所，大概只是其时仍在发挥功能者。如嘉禾递运所，在嘉兴城西丽桥西百步，额设大小红船58座，铺陈58副，但万历时改为了龚侯生祠。姑苏递运所，在胥门外，元作递运站，洪武五年改为所，成化九年由知府丘霁主持改建，与姑苏驿西东并峙。该所还兼设济民药局，施药给过往有疾者。但该所到嘉靖时似乎已废。常州递运所，洪武初创置于奔牛镇西，天顺六年移建于常州城西门外。邵伯递运所，在江都县邵伯镇街北，有红船55只，铺陈69副，水防夫451名。界首递运所，在高邮州北界首镇，有红船58只，铺陈71副，水防夫490名。而记录的淮阴递运所，在府治东北五里，洪武四年开设，九年重建，宣德二年迁于府城外，岁久倾圮，景泰二年增建门楼，成化四年重修房屋，万历《淮安府志》称“今革”，但崔溥就未曾记录，也许其时即已不起作用。运河递运所同驿站、急递铺等一样，明代前后期也有兴废变迁。

崔溥见到并记录了运河沿线的巡检司。即松青巡检司、望高巡检司、高桥巡检司、吕城巡检司、扬子湾巡检司、邵伯巡检司、（塘头）巡检司、（界首）巡检司、沙湾巡检司、（武城县）巡检司、长芦巡检司、独流巡检司、杨村巡检司、河下巡检司、土桥巡检司等。运河沿岸的巡检司，不见于崔溥以前的行经运河记录，直到嘉靖年间的同类记载才较多，而对这一特点，以往论者尚无论及。

巡检司是掌管地方治安的巡缉机构。洪武初年开始因元制而设立于关津冲要之地，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明制，凡军民人等往来，出一百里外，即需验文引。而照验文引的机构即是巡检司。弘治后多所裁革。巡检司有巡检、副巡检，均为从九品官。

崔溥所记的松青巡检司，属嘉兴府秀水县，在嘉兴城望吴门外五里，旁有杉青闸，明初设立，系该县8个巡检司之一。望高巡检司，当系望亭巡检司之误，在无锡县南50里新安乡望亭镇，元设，名新安巡检司，明洪武二年改建，易名望亭巡检司，系苏州前往无锡的必经之路。高桥巡检司，在无锡县西北15里万安乡五泻河口，洪武二年建。邵伯巡检司，在江都县邵伯镇，离县治45里。

崔溥还记录了不少浅，而至今未被研究者注意。这些浅是：第五浅铺、子婴浅、三汊浅铺、张思忠浅、白庙浅、皂河浅、青墩浅、沙方浅、龙江浅、匙头湾浅、合沂浅、马家浅、夹沟浅、金沟儿浅（三处）、上下浅、沙湾浅铺、北下浅铺等。

这里的浅，不是指河流中的自然浅滩，而是指在浅滩处为挽舟设立的浅铺，是交通设施，主要分布在扬州府高邮到徐州府沛县一带。浅设浅铺，有人夫和相应的设施。从宝应县的浅来看，有正房、厢房各3间，井泉1座，牌门1座，什物21件，老人1名，浅夫238名，每年需备椿木4300根，草43万束。

崔溥记录了洪的气势和过洪的惊险经历，栩栩如生。三月初二日，崔溥过了新安驿等地，“又过金龙显圣庙至吕梁小洪。以竹索纤舟而上”。又过房村驿至吕梁大洪，“洪在吕梁山之间。洪之两旁，水底乱石巉岩峭立，有起而高耸者，有伏而森列者。河流盘折至此开岸，豁然奔放，怒气喷风，声如万雷，过者心悸神怖，间有覆舟之患。东岸筑石堤，凿龃龉以决水势。虽鼻居舠必用竹綯，须十牛之力，然后可挽而上”。次日又过有名的徐州附近的百步洪，“泗、洙、济、汶、沛水合流自东北，汴、睢二水合流自西北，至徐州城北，泗清汴浊合流，南注于是洪。洪之湍急处虽不及吕梁之远，其险峻尤甚。乱石错杂，磊砢如虎头鹿角，人呼为翻船石。水势奔突，转折壅遏，激为惊湍，涌为急溜，轰震霆，喷霰雹，冲决倒泻，舟行甚难”。此两洪之险，过者视为畏途，但很少见到有如崔溥描写般形象者。

崔溥对经过的堤塘多所记录，大多符合实际。崔溥出杭州，溯谢村河而东，见南岸新筑石堤，长30余里。过平望驿，崔溥记，过石塘，至九里石塘，塘限太湖。观之地方志所载，“塘路，自观澜铺至彻浦铺十里，谓之石塘”，崔溥的观察基本吻合。记垂虹桥一带的太湖坝，“坝石筑，跨湖之南北，可五十余里”。崔溥自邵伯递运所沿邵伯湖新塘而行，称“新塘石筑，长可三十余里”。所记与实际完全一致。所谓新筑，乃筑于成化时。王恕谓：“看得高邮湖自杭家嘴至张家沟南北三十余里，俱系砖砌堤岸，每遇西风大作，波涛汹涌，损坏船只，漂溺钱粮、人命不可胜记。况前项堤岸之外，地势颇低，再浚三尺，阔一十二丈，起土以为外堤。就将内堤原有减水闸三座改作通水桥洞，接引湖水，于内行舟。仍于外堤造浅水闸三座以节水利，虽遇风涛，可无前患。”自氾水铺至淮阴驿，崔溥记道：“东岸筑长堤，或石筑，或木栅，绵连不绝。”此记与《明史》卷八五《河渠三》所谓“筑宝应、氾光、白马诸湖堤”相符。此堤筑于成化十四年，是为了积水行舟而又避开风浪，在原堤之东修筑的重堤。

崔溥对运河上的堤坝堰闸等交通工程设施还作了总体性记述，说明朝永乐间引河济运，导卫河通于白河，大加修筑，具体是：“水泻则置堰坝以防之，水淤则置堤塘以捍之，水浅则置闸以贮之，水急则置洪以逆之，水会则置嘴以分之。坝之制：限二水内外，两旁石筑作堰，堰之上植二石柱，柱上横木如门，横木凿一大孔，又植木柱当横木之孔，可以轮回之，柱间凿乱孔，又劈竹为綯，缠舟结于木柱，以短木争植乱孔以戾之。挽舟而上，上坝逆而难，下坝顺而易。闸之制：两岸筑石堤，中可容过一船，又以广板塞其流以贮水，板之多少随水浅深。以设木桥于堤上，以通人往来。又植二柱于木桥两旁，如坝之制，船之则撤其桥，以索系之柱，勾上广板通其流，然后扯舟以过，舟过复塞之。洪之制：两岸亦筑石堰，堰上治牵路，亦用竹缆以逆挽之。挽一船，人巭则百余人，牛则十余头。若坝、若洪，皆有官员聚人巭、牛只以待船至。堤塘与嘴皆石筑，亦或有木栅者。……顺风则悬帆，逆风则扯舟；水浅则撑舟，水深则棹舟。”这些描述，将明代运河交通情形描摹得相当具体到位。

诚然，作为一个初次行经运河的外国人，因为匆匆而过，有些地方难免漏记，所记难免有出入，有些地名只是根据中国的押送员弁所说，无法核实，也容易致错。如由嘉兴到苏州必经王江泾，崔溥夜行，又冒雨顺风，从而漏记；称吴江垂虹桥“虹门无虑四百余穴”，实际应为72孔；称苏州南郊的宝带桥“有虹门五十五穴”，实际应为53孔；进入吴江境内，记有鸳鸯湖，此湖实际应为莺脰湖，而鸳鸯湖在嘉兴境内；浒墅镇上的普思桥，误为普恩桥；苏州郊外的太平得胜桥，误为不平得胜桥；无锡的望亭巡检司，误为望高巡检司；无锡境内的潘葑桥，误为藩葑桥；武进境内的张店铺，误为长店铺；淮河口的石佛闸，误为石福闸；临清的罗家圈铺，误为裴家圈铺；奔牛坝误为牛奔坝等（有些或许只是传抄印刷错误）。只是这些地名在中国人笔下也时有出入，饱学的严嵩尚且将塘栖误为塘西，王江泾误为黄江泾，月洲亭误为月舟亭，浒墅误为浒市，崔溥所记微有小疵也就微不足道。

综上所述，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全程留心观察运河交通，记录了未曾为前人所注意或因习以为常而未曾记载的有关驿站、急递铺、浅铺、递运所、巡检司以及堤闸堰坝桥渡塘等大量运河交通设施的内容，有些交通设施，既不见于前人记载，也不见于后人记载，只存在在某个特定时期，依据这些内容，结合相关文献特别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对照崔溥前后的同类记载，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交通的基本情形，而且可以观察到明代交通特别是运河交通设施的完善或废坏程度。

三

明中后期的运河沿岸城镇特别是江南运河沿岸城镇，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是最为繁忙频盛的。明中后期的运河，人称“吴艧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万历时的李鼎描写为“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难得的是，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而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以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

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城市，也是明代浙江布政司所在地，又是可与苏州比肩的著名工商业城市。崔溥等由浙江驿到武林驿，记道：“行过延圣寺、浙江驿，至杭州城南门。重城叠门，门有三层楼。入其城，过文魁门、灵顺宫、肃宪门、澄清门、南察院、祐圣殿、土地庙、芝松坊铺至武林驿。自城门至此驿，约十余里”。寥寥数笔，将明代杭州城的宏伟气势描绘了出来。崔溥经过的这一路，万历时王士性论道：“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崔溥二月初六日到杭州，十三日由杭州北上，盘桓时日较多，观察较为细致。崔溥不仅记载了杭州众多的名胜古迹，而且称颂道：“杭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绵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崔溥所谓“别作天地”之说，令人不免想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自武林门至吴山驿，崔溥记道：“自门外可十余里间，市肆相接，亦与城中一般。行至天妃宫，宫前即德胜坝河，河边画舫绋纚，不可胜数。”将杭州市肆的繁盛景况描绘了出来。崔溥还记，“西湖在城西二里，南北长，东西径十里，山川秀发，歌管骈阗之地”。又听李节说，杭州人“以冶容是尚”。将杭州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刻划了出来。崔溥又记，“自德胜坝至此，温州、处州、台州、严州、绍兴、宁波等浙江以南商舶俱会，樯竿如簇”，还听驿丞顾壁说，琉球、日本、暹罗、满剌加等国进贡使臣都从福建泊船杭州，揭示了杭州重要的商业内港地位。万历时杭州人张瀚称杭州，“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张瀚所记，颇为形象，而崔溥所记，时代则要早得多。可以说，这是关于杭州最早的总体描述。

崔溥由吴山驿北上，经杭州府仁和县塘栖镇、崇德县、桐乡县到嘉兴府城。这是运河北上的最便捷通道。地方志书载：“漕渠之水，自桐乡界二十五里，历皂林、麻溪至正家桥入境，由西而东，经陡门莫家泾、三塔湾，于通越门外转入西丽桥，循城北流过小西门，至城西北隅，绕望吴门外北丽桥，出端平桥、杉青闸、泾桥至长虹桥、王江泾入吴江县界，计程九十里，是为运河之干流。”崔溥由此到达嘉兴府城，记道：“城中有府治及秀水、嘉兴两县之治。河抱城，自东南而南而西而北，其屋宇宏壮，景物繁华，亦与宁波府同。”崔溥眼中的嘉兴府城规模繁盛程度同宁波，这一定位是恰当的。明人李贞开赞颂嘉兴城，“城郭森罗，市廛错列，高门纳驷，甲第连云，红粟流衍”。较之崔溥所记，描摹显然空而无物。

过了嘉兴，崔溥等继续北上，一路上但见“市阓相接”。经过吴江县城，崔溥留下了如下记录：“驿与县皆在太湖之中，屋舍壮丽，下铺础砌，上建石柱，以营湖水萦回，樯帆束立于闾阎之中，所谓‘四面渔家绕县城’者此也。”吴江县城在松陵，元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重筑，高2丈8尺，厚1丈5尺，周围5里，四门各以方位命名，陆门四，水门三，成化间知县重建城楼，论繁华程度在明代寂寂无闻，但水乡风光非常典型。崔溥所见当成化重修后的城。他的描写，补充了吴江县城的简单记载。

崔溥等过了吴江，明代最为重要和最为繁华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就渐行渐近了，而且未到苏州，其富庶程度即已渐可感觉。崔溥以惊羡的笔调写道，宝带桥是舟车往来之冲，自宝带桥至姑苏驿，“两岸市店相接，商舶辏集，真所谓东南一都会也”；过阊门，有通波亭临湖，“亭前接屋连樯，舳舻如栉”。崔溥早就听说“天下纱罗缎匹及诸宝货皆出于苏”，现在亲眼所见，结合既有认识，他感慨道：“苏州古称吴会，东濒于海，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乐桥在城中，界吴、长洲两县治间，市坊星布，江湖众流通贯吐纳乎其中，人物奢侈，楼台连络。又如阊门、码头之间，楚商闽舶，辐辏云集。又湖山明媚，景致万状。”

明代的苏州，初年邑里萧条，成化年间开始兴盛，弘治时迅速发展。成化时，当地人莫旦颂苏州：“治雄三寝，城连万雉；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綦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第；货材所居，珍异所聚。……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与。……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天下之通谚也。”在崔溥经过苏州没有几年，当地人王锜就写下了明代前期苏州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明代苏州东半城以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发达著称，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业贸易著称。而崔溥经过的自胥门经金门、阊门直至枫桥一线运河流经处，均是苏州的重要商业区。嘉靖初年的吴县志载：“运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此河自阊门北马头抵胥门馆驿，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栉比，而西岸尤盛。……凡此河中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官舲钲鼓，昼夜不绝，绮罗萧管，游泛无禁。盖西阊之盛，自唐以来为然。自此过钓桥，水北流，由南濠至枫桥将十里，人烟相续，而枫桥为盛，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麦、绵花大贸易咸聚焉。”在西半城中，尤以胥门、阊门以至金门之间最为繁盛热闹。吴县志又载：“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又称：“大率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阊、阖之际，望如锦绣，丰筵华服，竞侈相高而角利锱铢，不偿所费。”就是在崔溥经过的阊门，弘治时当地人吴宽称，“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崔溥过后不久，当地名士唐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阊门即事》诗，中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崔溥所谓“码头”，即南、北码头。南码头在胥门外馆驿前，三面石堤，成化九年砌筑。北码头在南洞子门，有官厅、使者往来舟船之所，“尤为繁盛”。崔溥就停靠在南码头。

崔溥虽然在胥门停留了整整一天，似乎也曾抄录了姑苏驿前的碑记，但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典、对苏州之繁盛早有闻知的人，却因为未曾像在杭州那样多停留些时日而流露出遗憾：“但臣等乘夜到姑苏驿，翌日又不喜观望，又乘夜傍城而过，故白乐天所谓七堰、八门、六十坊、三百九十桥，及今废旧添新，胜景奇迹，俱不得记之详也。”尽管崔溥对苏州的观察并不细致，但还是提供了反映其时苏州发展的有用材料，可与地方文献互为观照。

离开苏州，崔溥等便到了浒墅镇。镇在苏州西北25里，民居际水，农贾杂处，是运河线上的交通重镇。有巡检司、急递铺等。景泰间置钞关，成为明朝征收商税的重要机构，从此舟楫停集，居民益繁，南北贸易，熙攘往来。崔溥所记就有所反映，称“镇前有钞关，南北往来船到此湾泊点检，然后乃行”。崔溥在这里遇到了主管浙江织染事务的罗姓太监和三位御史。此罗姓，即苏杭督织太监罗政。崔溥应邀到罗太监船上与此四人交谈朝鲜礼制，并接受馈赠。浒墅关前官员如织，由此可见其地之热闹。

自浒墅经无锡、常州到镇江，崔溥只记了几个城门名称和进士第等建筑，以“湖山之美，亭台之设，自古称道”一笔带过。

二月二十一日崔溥一行抵达镇江，沿着城墙由东而南而西，停泊在京口驿，次日步行过通津闸到通津递运所。崔溥在介绍了镇江历代建置后，总述道：镇江“东通吴会，西接汉沔，北达淮泗，南距闽浙，真四方都会之地也”。镇江是运河、长江南北东西四达通衢，商品转输量巨大，清前期至有“银码头”之称，但是相关记载却非常有限。崔溥所记，无疑补充了重要材料。

次日，崔溥等舟至西津渡。西津渡在镇江城北江边，北与瓜洲渡相对，唐以来即驰名于世。明朝正统年间，巡抚周忱重筑渡口，设佥水工20余人以济渡，又砌石堤30余丈。崔溥亲眼所见，作了如下记录：“至西津渡马头石堤，建水竿于水中以为长桥，往来者皆缆舟于桥下，缘桥登堤岸。”此桥大概系竹桥。崔溥所记，丰富了西津渡的具体内容。

崔溥二月二十二日夜至扬州广陵驿。虽熟知扬州系江左大镇，有十里珠帘、二十四桥、三十六陂诸名胜，因次日下雨，“由舟而过，不得观望，所可见者，镇淮楼而已。楼即城南门，有三层”。因为没有停留，当江淮之冲、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在地，以商业繁荣著称的扬州，在崔溥笔下没有得到反映。

二十五日抵高邮州。崔溥所见，州城枕高邮湖，“江湖之胜，人物之盛，亦江北一泽国”。这是非常难得的反映高邮面貌的一条记载。

二十七日，崔溥等冒雨抵达淮安。淮安位于淮河和运河交汇口，为府治和山阳县治所在地，明代征收商税的淮安钞关，漕船生产基地清江船厂，收放漕粮以资转运的常盈仓等都设在这里，守卫中都凤阳和江淮地区的卫所军队驻扎在此的也复不少，衙署众多，官员杂沓，军丁匠役丛集，商舟行旅，市声不息。对此，崔溥作了详细记载：“府即旧东楚州，实东南重镇。其旧城内，有府治、山阳县治、淮安卫及都堂府、总兵府、御史府等诸司。旧城之东，又筑新城。新城之中，有大河卫，余司未及设。新旧城间，隔一里许，湖水襟带于两城之内外，而城与人居皆在平岛中。过自南渡门而北至淮河。其间，有金龙四大王庙、浮桥亭、龙兴塔、钟楼殿、雷神店、西湖河嘴、老和尚塔、钞厅、板闸、移风闸、凤翥门、工部厂、清江闸、腾蛟起凤门、清江辐辏门、清江闸、常盈仓门、天妃庙、东岳仁圣宫、灵慈宫、平江恭襄侯庙、漕运府、总厂东街、总厂西街、福兴闸、玄帝祠、佑圣祠、新藏闸。又其间，有凤阳中都、凤阳左卫、龙虎右卫、龙江左卫、豹韬卫、豹韬前卫、淮安卫、大河卫、镇江卫、高邮卫、扬州卫、仪真卫、水军左卫、水军右卫、府军前卫、泗州卫、邳州卫、寿州卫、长淮卫、庐州卫等。淮南、江北、江南诸卫会于此，造船俱有厂。”崔溥所称旧城，即晋代以来的淮安城，新城系元末张士诚属下所筑，天启《淮安府志》载：“新城，去旧城一里许，山阳北辰也。元末张士诚伪将史文炳守此时，筑城临淮。”新旧城之间约一里，崔溥的记载与实际吻合。运河则在旧城之西，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开运河堤西湖以通牵路后，运河与旧城之间迅速繁盛。崔溥提到的西湖河嘴，就在运河东岸，形成了西湖嘴市，商贾辐辏，舟楫停靠，百货聚集。崔溥如此具体翔实的记载，既补了相关志书之阙，又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明中期淮安的风貌。

三月初一日，崔溥等抵达邳州下邳驿。见邳州城西艾山，崔溥发现一路行来地形有变化，所谓“自杭州以北，则地尽平野，间或有远山。洋子江以北，一无丘陵，至此始见此等山，亦不高大，如我国南山然”；而自渡淮以后，“河水广阔，两岸高峻，不能时时观望”。因河岸高峻视野阻挡，又未经穿城而过，兼因淮安直至徐州之间少城镇，大概也因为此间经济较为落后，崔溥在这一带没有着笔于市井描写。

三月初八日，崔溥等到达济宁州鲁桥驿。驿前有闸，引起崔溥注目，说该驿乃“东道齐鲁，西连巨野，南引淮楚，北抵京师四通之路”。崔溥到达济宁州城，记下了济宁重要的水运地位，“东北有泗从曲阜，洸从徂徕合鲁城东来，入漕河达淮以入于海。逾淮为北京。两京相望三千余里外。水皆从济宁中分，城之东畔洸河，西畔济河，二河萦抱，合流于城南底。两河之中有土阜，阜自东北起蜿蜒而来，殆千有余里”。济宁城在济河东北岸，西边南有济河，北有会通河，东有洸河，是运河上的重要城市。济河即济州运河，从济宁起始，西北到须城安山，长50多里，开挖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会通河由须城安山，经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开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至泰定二年。洸河为大汶河的支流，出堈城，东北流30里，经济宁东，与泗水合。明永乐九年，尚书宋礼用老人白英策，在东平戴村筑坝，遏汶水不入洸河，而尽出南旺，分流三分往南，接济徐、吕以入淮，七分往北，以达临清，运道从此确定。崔溥以洸河、济河二河萦抱、合流于济宁城南来形容，是符合实际的。

三月十四日，崔溥等来到临清县城。临清古称清源，所以有清源驿，明代属东昌府，弘治二年升为州。旧治在南，洪武二年移至临清闸，景泰元年又于闸东北三里筑新城。会通河在城南，卫河自西来会，至天津直沽入海，为北运河。临清除了县治、卫治，还有兵备道署、户部分司、工部分司等衙署。并在宣德四年起即设有钞关，是运河沿线十分重要的商品转输地。也就是在崔溥经过的时代，随着交通日益繁忙，临清人口迅速增加，商业繁荣日甚一日，所谓“四方贸易地，溯河之民，生聚日衍，城居不能什一”，嘉靖年间为此大规模拓城。清源驿所在的中洲，就是最为繁忙的商业中心，举凡南方的丝绸、米粮，西北的皮毛，华北平原的麦豆，长芦的盐，都集中在那里。一条长街贯穿南北，长达三里有余，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明代江南盛产棉布，而销往全国各地，其主要通道有二，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就是以临清为转输中心的。来自徽州、山西、陕西、苏州郊区洞庭东山的布商纷纷聚集于临清，舟车负载，日夜驰骛。崔溥亲见临清之繁华，记载道：临清县治及临清卫治俱在城中，城“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正是在临清，崔溥遇见辽东商人陈玘等7人，听说崔溥等到达，陈等馈以酒、糖等饮食。崔溥此记，不独及时地记录下了明中期临清之兴盛，南来北往商贩之活跃，抑且对临清作出了符合实际发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别是明代运河城市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月十七日，崔溥等至德州故城县，见河中有漂尸三具。押行者傅荣告以当地连遭凶歉，相率为盗者多，此尸体即被强盗所杀，前路人烟稀少，盗多肆行。后来二十六日到通州萧家林，崔溥等亲见盗贼劫夺船筏，相与搏击。这简直就是当时运河社会治安的实录。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行经运河，似乎未曾有同类事情。正德十一年严嵩过运河北上，以新贵之尊，到天津之北杨村驿，有寇劫掠近村民家，严嵩等停泊不敢行，更番坐警至天亮；十三年以钦使之尊由运河南下，也是在当年崔溥见到河中漂尸的德州至故城县之间，不明来历的几条船在其船附近游荡，颇疑有异。前后观照，可知运河沿岸的社会安全程度在逐渐下降。

次日崔溥等到达德州，见河环城西而北，“土广人稠，商旅所会”。明代德州是直隶州，洪武十三年在御河东筑城，是个军事重镇、漕运码头、储存漕粮的基地。地方文献记载，永乐九年“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市角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中心角迤北为旧线市，南门外迤西为新线市，“盖四方商旅之至者众矣”。小西关军市货物皆自南关拨去，故市名类以小字别之。后因每岁冬间运粮于北厂，故又有北市之名。崔溥看到了四方商旅云集德州城的盛况。

二十六日到通州萧家林后，崔溥发现，“自天津卫以北，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次日到张家湾，崔溥记道：“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之所集处也。”二十八日至运河终点潞河水马驿，即通津驿。崔溥等进入城之东门，过旌表田拱尚义门、大运中仓门、进士门，出旧城西门，又过新城第一铺、大运西仓门、玄虚观，又出新城西门；注意到城与旧城相接，城南有通州卫、左卫、右卫、定边卫、神武中卫等军事驻防。这些描述，勾勒出了运河自天津至通津驿近300里间一派荒凉萧瑟的景象，而通州城又给人拔地而起的感觉，通州城的轮廓也呈现了出来。

崔溥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后，并不满足于对运河线上各地城镇的单个描述，而是对运河南北风情继续发表总体性的看法。他以长江为南北界，综论其区别：“其人烟盛衰，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至若镇、若巡检司、若千户所、若寨、若驿、若铺、若里、若坝所在，附近或三四里，或七八里，或十余里，多或至二十余里间，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珠玉、金银、宝贝之产，稻粱、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藤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古人以江南为佳丽地者以此。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为尤盛。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则亦间有富盛繁伙者，若镇、若寨、若驿、若铺、若里、若集、若嘴、若厂、若湾、若坞、若坝、若闸、若迁之间，人烟不甚繁盛，里闬萧条。……其第宅，江以南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鍊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其服饰，则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靴，或着皮鞋、鞋、芒鞋；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着短窄白衣，贫匮悬鹑者十居三四。妇女首饰亦圆而尖如鸡喙然。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且江南人业水虞，乘舴艋，载笭箵，以罾、罩、笱、箄取鱼者千百为群。江北则唯济宁府南旺湖等处外，不见捕鱼之具。且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以北则治田、棹舟等事，皆自服劳。至如徐州、临清等地，华妆自鬻，要价资生以成风。且江南人号为官员者，或亲执役为卒徒者，或踞胡床，冠带无章，尊卑无位，似若殊无礼节。然在官衙则威仪整肃，在军中则号令严切，正伍循次，无敢喧嚣，一出令时，闻一铮声，远近云集，莫或有后。江北亦然。但山东以北，凡出令非鞭扑不能整之。且江南戎器则有枪、剑、矛、戟，其甲胄、盾等物皆大书‘勇’字，然无弓箭、战马。江北始有带弓箭者。……且江南好冶容，男女皆带镜奁、梳篦、刷牙等物。江北亦然，但不见带之者。江南市中使金银，江北用铜钱。江南市儿以锡约臂，江北以铅穿鼻。江南力农工商贾，江北多有游食之徒。江南陆路行用桥，江北或马或驴。江南无良马，江北马大如龙。江南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庙、旌门者有之，常人略用棺，不埋委之水旁，如绍兴府城边白骨成堆。江北如扬州等地，起坟茔或于江边，或田畔、里闬之中。江南丧者、僧人，或食肉，不食荤，江北则皆血食茹荤。此江南江北之所以异也。其所同者，尚鬼神，崇道佛；言必摇手，怒必蹙口唾沫；饮食粗粝，同桌同器，轮箸以食；虮虱必咀嚼，砧杵皆用石；运磨使驴、牛；市店建帘标；行者担而不负戴；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官府常刑如竹片决杖、趱指、担石之属。”崔溥还注意到，“自过淮河以后，若兵部、刑部、吏部等各司之官之船络绎不绝”。

崔溥由南至北，行经运河，一路上比较江南江北异同，甚至各个城镇之间的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第宅质地、饮食起居、衣帽服饰、文化程度、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从事程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水利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一幅明代中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貌画卷跃然而展现在人们面前。崔溥称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繁华壮丽，楼台相望，舳舻接缆，各种商品汇集，繁盛甲于天下，运河沿岸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江北徐州、济宁、临清等城市，繁华丰阜可比江南，临清为尤盛，对运河城镇的这种定位相当准确。后来运河城市，不少发展成为专业商品市场，苏杭为丝绸，淮阴为粮食，扬州为盐、漆器，临清、济宁为各种商品，徐州为车舆，无锡为米。可以说，在崔溥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明代，描写运河风情的文字还从无有如崔溥这样如此详尽而又系统者。严嵩晚于崔溥近30年两次行经运河，只留下了一句“过邵伯，途间禾黍盈畴，荞麦缀花甚秀，到此始是江南景矣”的感慨。1598年，在崔溥经过运河110年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从南京经扬州沿运河北上北京，他只是简单介绍了运河的重要性、闸的作用、运河中船只之多和运输之繁忙，对于运河风情，他只记载：“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南京省、山东省和北京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较之崔溥所记，这个正在努力学汉语的西方人对运河的描述，显然要皮相得多。诚然，对于扬州、徐州等城市的看法，崔溥不免过于简略；如日本使者策彦周亮有关运河沿途城镇店铺市招具体内容的记录，《驿程录》和《图相南北两京路程》中有关运河各地特产和特色商品的记录，在崔溥的《漂海录》中也基本没有记载。但是，这些记载从时代上来说，较之崔溥所记，都要晚得多。可以说，有关运河市井风貌的看法，在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上，崔溥的《漂海录》不但时代最早，而且在明代的同类记载中也是惟一的。崔溥的看法，不独清晰形象地揭示了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关于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城镇风情等珍贵资料，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原载《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10月；全文及附录又收入夫马进主编《人文知の新たな总合に向けて第二回报告书》1[历史篇]，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