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礼，婴儿生下三月后，要择日剪发，“妻以子见于父”，由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礼记·内则》）。男子到二十岁举行“冠礼”，才由宾客取“字”，所谓“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女子则在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取“字”，所谓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礼记·内则》），“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曲礼上》），所以旧时习俗，当女子将许嫁时，叫做“待字”。“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不管是正是反。后世“冠礼”虽然不行了，但是这个成年取“字”的习惯曾长期流传着。

《士冠礼》记述古代男子取字的方式说：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

这是说：男子“字”的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系的某一个“字”，末一字都用“甫”的称呼。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从古文献来看，西周时确实流行着这种取“字”的方式（在金文中尤为常见），春秋时也还有沿用这种习惯的。见于西周文献的，如白（伯）丁父（令簋）、白懋父（小臣簋等）、白家父（伯家父簋）、程伯林父（《大雅·常武》）、伯阳父（《国语·周语上》）、中（仲）旄父（《逸周书·作雒解》）、仲山甫（《大雅·烝民》等）、王中皇父（王中皇父簋）、仲父（仲父盘）、弔（叔）向父（叔向父簋）、弔邦父（）、弔家父（叔家父簠）等，其例不胜枚举。列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晋有白父（伯父鼎）、桓伯林父（《左传·成公十八年》正义引《世本》），鲁有白愈父（鲁伯愈父鬲）、弔父（鲁士商簋），齐有成伯高父（《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郑有召弔山父（召叔山父簠）、弔宾父（叔宾父等），陈有叔原父（陈公甗），戴有弔庆父（戴叔庆父鬲）等，例子也很多。

按照当时的习惯，男子的“字”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白懋父或称懋父（懋父簋、师旅鼎），兮白吉父（兮甲盘）或称吉甫（《小雅·六月》），白龢父或称龢父（邢人钟），白俗父或称俗父（南季鼎）。有省去“父”的称呼的，如吴大父（同簋）或称吴大（师酉簋），又如周公长子，或称禽父（《左传·昭公十二年》），一般多省称父而称为伯禽，其全称应为伯禽父；孔子的“字”，或称尼父（《礼记·檀弓上》、《左传·哀公十六年》），或单称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般多称为仲尼，其全称应为仲尼父。也有省去伯、仲等行辈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太公望或称师尚父（《大雅·大明》），白雍父或称师雍父（鼎、甗等），白龢父或称师龢父（师兑簋、师簋）等，“师”即是“师氏”官名的简称；又如兮白吉父或称尹吉父（《汉书·古今人表》），“尹”即“尹氏”官名的简称。也有省去“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又有省去伯、仲等行辈和“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内史叔兴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称内史叔兴（《左传·僖公十六年》），又称内史兴（《国语·周语上》）。更有省去“某父”，单以伯仲等行辈连同官名、氏或称号来称呼的，如仲山甫或称樊仲（《国语·晋语四》），或称樊穆仲（《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或称太史伯阳（《史记·周本纪》），或称太史伯（《史记·郑世家》），又或称史伯（《国语·郑语》）；又如庆父的“字”全称为仲庆父（《左传·庄公八年》），又或称为共仲（《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二年》）。由此可见，西周、春秋史料中，有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氏或称号而称伯、仲等行辈的，都是“字”的简称。《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习惯上到五十岁以后，可以单称伯、仲等行辈而省去“某父”的称呼^[2]。

西周贵族男子取“字”，个别也有不用“伯某父”方式而称“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史记·晋世家》）。到春秋时，多数用“子某”的方式取“字”，采用“伯某父”方式的逐渐减少，详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二、二三）。

古代女子取“字”的方式，《仪礼》中没有谈到。我们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发现了下列许多贵族女子的称呼：囱孟妫婤母（陈伯元匜）、孟妫母（陈子匜）、□妫囧母（陈侯鼎）、孟妊车母（铸公簠）、叔□（此字从女，亦女姓）母（伯侯父盘）、中（仲）姬客母（干氏叔子盘）、虢孟姬良母（齐侯匜）、辛中姬皇母（辛仲姬鼎）、中姞义母（仲姞匜）、鄦（许）弔姬可母（蔡大师鼎）。这些称呼，除了有的冠有国名或氏以外，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第二字是姓，第三字和第四字都作“某母”。王国维认为：“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郭沫若曾经认为王国维在这方面“揭破三千年来之秘密”（《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3]。此外也有不作“某母”而作“某女”的，如成姬多女（白多父簋）、京姜庚女（京姜鬲），杨树达又认为：“古文母女二字本通用”，“古人于女子不但以母为其字，亦以女为其字”（《积微居金文余说》卷二《京姜鬲跋》）。这个看法也很正确。

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当时女子的“字”也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虢妃鱼母（苏妊鼎）、姬□母（王作鬲）、姬大母（戏伯鬲）、姬原母（应侯簋）、姬母（姬母鬲）、姬母（姬母鬲）、姜林母（姜林母簋）、郳□母（郳鬲）、貍母（南旁簋）等。也有省去“母”的称呼的，如孟妃（番匊生壶）、邛（江）仲妳（芈）南（楚王钟）、中姬艅（仲姬俞簋）、弔（叔）姬霝（叔姬簠）、弔妊襄（薛侯盘）、季姬牙（鲁大宰原父盘）等。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保侃母（保侃母簋、保侃母壶、南宫簋）、保母（保母簋，“保”是官名，即是“保母”）。也有省去伯仲和姓而单称“某母”或“某女”的，如寿母（鲁生鼎）、兹女（兹女盘）、帛女（帛女鬲）、之女（女姬罍）等。又有连省去“某母”或“某女”，而单以伯仲和姓连称的，如孟姬（不簋）、中姬（叔家父簠）等，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省称方法，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当时女子的“字”的省称方法，基本上和男子一样。

上面我们把周代贵族女子的“字”和男子的“字”比较了一下，就可见女子取“字”的方式基本上和男子相同，仿效《仪礼》的话，就是：

曰：伯（或作孟）某母（或作女），仲、叔、季，唯其所当。(www.daowen.com)

只是因为当时实行外婚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很重，就必须在伯、仲下把姓标出。《白虎通·姓名》说：“妇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又因当时以父系为中心，成年的女子应该作为夫家的一个成员，女子“以许嫁为成人”（《礼记·曲礼》郑注）^[4]，所以女子的“字”必须在许嫁时题取，女子的姓字上就往往标上了夫家的国名或氏。因此妇女的简称，也有以夫家的国名或氏连同姓来称呼的，又有以丈夫的称号连同姓来称呼的。甚至有以丈夫的“字”为其“字”的，如成姬多母就以其丈夫白多父的“多”为“字”（白多父簠）。这都是夫权的具体体现。只有少数以母家的国名或氏连同姓，作为女子的简称的。《礼记·丧大记》说：“凡复（招魂辞），男子称名，妇人称字（郑注：“妇人不以名行”）。”所以“妇人称字”，不以名行，因为“名”是母家所取，“字”才表示隶属于夫家的一个成员。《礼记·丧服小记》又说：“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一般学者都根据这点，认为“姓与伯仲即妇人之字”（夏炘《学礼管释》卷一《释妇人称字》），其实姓与伯仲相配，其中只有伯仲是妇人“字”的简称，如同当时男子简称伯仲，与氏相配一样。

为什么当时男女的“字”都要冠上伯仲等行辈的称呼呢？因为取“字”以后就表示“成人”，正式加入了贵族组织的序列，在宗法制度下，有大宗、小宗的区分，长幼行辈的排列，关系重大。为什么男子的“字”要加上“父”或“子”的称呼，女子的“字”要加上“母”或“女”的称呼呢？无非表示已具有男性成员或女性成员的贵族权利和义务。其间，也还有区别男女的性质，《礼记·乐记》所谓“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冠礼”既是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转变而来，“冠礼”取“字”的方式也该是沿袭周族“成丁礼”的习惯的。西周贵族男子取“字”所以称“父”，女子取“字”所以称“母”，王国维解释说：“盖男子之美称莫过父，女子之美称莫过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王国维因缺乏对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这个解释并不恰当。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中解释说：

知古有亚血族结婚制而行之甚久，则知男字何以均可称父，女字何以均可称母之所由来。盖当时之为儿女子者均多父多母，故称其父均曰父某，而称其母均曰母某。周人习之，故男女之自为名，亦自称曰某父某母也。周人用此名而不嫌……后世制改则名涉于嫌，故某母之称绝迹于世，而某父之字亦改用某甫。

我们认为西周贵族取“字”的习惯，起于父系家长制时期的“成丁礼”，不必与亚血族婚姻有关。“父”与“母”，本来是成年男女的称呼。西周、春秋时贵族男子举行“冠礼”后，所戴的冠或称为“章甫”，《士冠礼》郑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父”原为“斧”的初字，就像手执斧形。石斧原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利器，到父系家长制时期，主要的劳动生产由成年男子担任，家族在父系权力下组成，石斧便成为当时成年男子的象征物品，故借为成年男子的称谓。“母”字的结构，是“女”字中有二点“象乳子”（《说文》），用以表示女子的成年，故作为成年女子的称谓。周族在举行“成丁礼”取“字”时，男子称“父”，女子称“母”，无非表示已具有成年男女的权利和义务。西周贵族的“冠礼”起源于“成丁礼”，所以还沿用这种取“字”的方式。后来“父”“母”已习惯为父母亲的称谓，逐渐“名涉于嫌”，所以春秋时“某母”之称逐渐稀少，“某父”之称也渐少见，而“子某”的取“字”方式大为流行。“子”字像人形，也是男子的美称。

周族在氏族制时期举行“成丁礼”的习俗，因史料缺乏，无从详知，但是，我们以易洛魁族举行“成丁礼”的习俗比较一下，也可推知其大概。

处于氏族制阶段的易洛魁族，每人都有两个名字。初生时由母亲取名，经近亲同意后，由部落会议公布，这是幼年的名字。到十六岁或十八岁时，通常由酋长来举行仪式，宣布废除幼年名字，授予成年名字。青年男子必须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行为后，才具有取得成年名字的资格。在成年名字授予后，一经部落会议公布，就取得了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酋长的授予成年名字，就意味着氏族授予名字，也标志着授予氏族权利^[5]。因为“氏族有一定的名字或一连串名字，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本身才能使用这种名字，因之，氏族个别成员底名字也就指出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权利自然是跟氏族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6]。

周族人的“名”，相当于易洛魁族的幼年名字；周族人的“字”，相当于易洛魁族的成年名字。上述“伯某父”或“孟某母”的取“字”方式，就是周族所特有的“字”，原来只有这族人才能使用这种“字”的。周族在举行“成丁礼”时，这种“字”的授予，不仅指出了他属于周族，同时也表示着氏族权利的授予。到西周时，建立国家组织以后，周族成为统治的贵族，其父系家长制转变为宗法制度，其“成丁礼”随着变为“冠礼”，这时这种“字”的授予，就表现为贵族特权的授予。易洛魁族成员在取得成年名字时，要废除幼年名字；而周族男性成员在取得“字”时，依然保留幼年的“名”，并使“字”和“名”在字义上有所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到“字”，由“字”而推想到“名”，《白虎通·姓名》所谓：“或旁其名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至于周族的女性成员则因服从夫权的关系，要在许嫁后举行“笄礼”取“字”，出嫁后便经常用“字”，不以“名”行了。

西周在灭殷和东征后，推行宗法制度，不断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礼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冠礼”就由姬姓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其举行“冠礼”取“字”的方式也推行到了异姓贵族。前面已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当时列国许多异姓贵族已多采用周族的取“字”方式。我们再以宋国为例，许多贵族都已改变了殷人的习惯，改从周的取“字”方式，如戴公一系，有乐甫（字）术（名）、石甫愿绎、夷父倾、硕甫泽、季甫、夷甫须、好父说、华父督等；孔子的祖先，有弗父（字）何（名）、宋父周、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祁父、防叔、伯夏、叔梁（字）纥（名）等（以上据雷学淇辑校《世本》）。连孔子本人，字仲尼父，也不例外，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时异姓贵族改从周的取“字”方式，无非表示服从周天子的统辖，接受了“周礼”，参加到以周天子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中，与姬姓贵族一样取得了贵族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