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由罗慕士译成英语的战争史诗，原著忠于史实，译文生动流畅……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一直以超常的想象力讲述着三国故事……作者的巨大成就……在于将史料编撰与文学虚构完美结合，从而使历史精华与通俗文化相映成辉。
——韩南
2011—2025年，大量的论文，尤其是硕士毕业论文开始出现，其中难免有很多与2025年前的研究相似的文章，其结构多是依据某一理论对罗慕士和邓罗译本的解析及两个译本的对比，得出的结论一般是罗慕士译本较邓罗译本更加完善。而可喜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专著和论文中，学者采用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如以刘克强为代表的基于平行语料库的《三国演义》习语翻译词典的研编等。
文军、李培甲[59]两位老师做了《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现状的分析，将收集的68篇论文分为七类。值得一提的是文军、李培甲把《三国演义》英译研究提升到了文化传播的高度，他们在对研究提出的五条建议中，一方面通过多学科视角、海外办会的方式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建议关注动漫作品和影视剧（这也是本书所关注的）。最后，两位老师还提出调查《三国演义》译本接受度，考察传播有效性的建议。
从翻译人员对词汇的运用及其翻译的方式策略出发，叶希聪[60]老师充分利用平行语料库对相应的译文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即使对原著中出现的同一个词汇，也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具体的场合来进行翻译，采用的策略也是比较灵活的。陈文爽[61]老师将分析对象选定为罗慕士对宗教文化的翻译，他以关联理论尝试性地提出了缺省补偿的策略。
在翻译目的论的研究工作中，张志全、陈晓莉[62]两位老师将罗慕士以及邓罗翻译的《三国演义》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包括故事情节以及文化内容。从而指出，罗慕士以及邓罗在对《三国演义》进行翻译时，展现出了不同的“忠实度”。邓罗的翻译更加灵活，并没有局限于原著中具体的遣词造句，有一定的创新，但在文化传递上不如罗译本做的那样充分。张志全、陈晓莉发现，充分性可作为翻译作品的评价标准。
《三国演义》原文中的化形析字，并没有完全地在译本中体现出来。郭艳红、谭兴[63]两位老师指出，罗慕士以及邓罗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都对化形析字进行了尝试。骆海辉[64]老师认为：罗慕士作为汉学专家和译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在翻译《三国演义》时比较顺利，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典籍英译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西方，隐士文化与宗教相挂钩，而在中国，隐士文化则不然，是和政治相挂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道文化的宣扬传播。宋孝廷[65]老师以罗译本为素材，就我国与西方在隐士文化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从儒道隐逸观看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隐士文化，并结合目的论对罗译本中的隐士文化进行了分析。宋孝廷认为，翻译界应该充分重视隐士文化，让读者能够体会到不同国家在此文化中的不同之处。
文学作品的翻译，是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戈马军[66]老师认为，异化翻译可作为对文化因素翻译的一种补偿性手段，虽然它绝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它能够很好地处理文化资本。戈马军[67]指出，罗译本在策略的选取上，以异化为主，尽量地保留原文最真实的面貌，对原著十分忠实，使得源语的文化资本充分地得到了保留。肖晓新[68]老师强调，从语境顺应角度来看，诗歌应注意形、意两方面的相互转化、语境的关联程度、时空要素等等。无论哪种因素对翻译效果产生影响，都离不开文化的因素，对特定的文化所传达出来的意象给以翻译，的确是相当有难度的。此外还要考虑诗歌自身音乐性的特点，翻译出来的作品，也应该有一定的音律美。
《三国演义》原著在语言上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文白参半、简洁、生动以及四字结构这几个方面。在整部作品中，这些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张焰明[69]老师就罗慕士以及邓罗这两个英文翻译版本，在词汇和句子上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原著里的这些特点，在翻译中极不容易被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四字结构上。站在翻译者的角度，如果想要强调自身的身份，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特点。张焰明[70]还对罗慕士以及张亦文的翻译进行了比较，认为张亦文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罗慕士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策略。(https://www.daowen.com)
这里特别要强调，张焰明[71]提到了译本所处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初版于2025年，而文中所讨论的张亦文版本出现在这之前，基于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归化的方式再好不过。这样的论述也提醒我们，不要主观臆断地去对比译本优劣。很多学者认为罗慕士版本较其他版本都要好，但事实上，其他译本从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或许比罗译本有更大的意义，诚如陈甜老师谈到的邓罗译本、张焰明老师谈到的张亦文译本，它们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出色地完成了传意的目的。
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艺术学的观点，名画的意义或者不只它本身，还在于它在美术史上的节点意义，译本亦然。
通过成语的实例分析，沈芸、贺爱军[72]两位老师指出，罗慕士版本的译文，在对翻译策略的选取上并不僵化，并且比较细腻，在保证尽可能详尽的同时，灵活地对译文进行了处理。
邓罗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对原著中表现出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文化并不支持，因而在其译文中，不但淡化了这种男女关系，还对女人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陈德用、张瑞娥[73]两位老师认为，邓罗在性别翻译的技巧上，有一定的先锋意识。陈晓莉、张志全[74]两位老师发现，邓罗并不局限于原著，在很多地方进行了省意、意译，甚至对有些内容还进行了改写，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而罗慕士主要对原著进行了直译，着意中华文化的传播。黄粉保[75]老师主要探究将不可译变可译的问题。任何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因此在对语言进行转换的时候，就会存在一定的障碍。通常情况下，因为文化的不同带来翻译上的困难，就可以称之为相对不可译；对于那些因语言自身特点所致的翻译上的困难，比如说音韵、音律等，就可以称之为绝对的不可译。当然，可以采用一些替代，或者是补偿的手段，以及对那些较为晦涩的内容进行加注解释等，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可译的程度，让翻译重获新生。赵彦博[76]老师以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对罗译本进行研究，对译文表现出来的形式上的美感进行了描述及分析。赵彦博在这里主要强调一种美学视角。
从目的论出发，刘洪辉[77]老师根据平行语料库，选取了97个典故，对罗慕士以及泰勒这两个《三国演义》版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罗慕士应用了异化的方式，同时较多地进行了直译，尽量反映出了原著的面貌。泰勒则主要是运用归化的方式，意译的地方较多，更多地强调翻译上的灵活性。郝健[78]老师对《三国演义》中出现的“朕”这个字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罗慕士在对之进行翻译的时候，主要就是在I，me，mine中选择，并且有的地方，根据具体的语境以及场合翻译成we，us或our，这样就能让读者体会到语言环境的变化。
李毓、吴允淑[79]两位老师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称谓语的翻译作了评价：首先要看的就是，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的时候，有没有将原著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作很好的表现；其次，读者阅读译文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对译文进行一定的处理，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译文的内容。张志全[80]老师以目的论中的三大法则为基础，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罗慕士和邓罗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使用的策略有较大的差异性，源于他们两人的翻译目的本来就是不同的，这也就造成了其在翻译方式选择上的偏向。丁爱春[81]老师主要以语言文化为着眼点，指出了罗译本中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他也指出了该译文十分成功的地方。高珺[82]老师以功能派理论对《三国演义》的经典译文进行分析。肖志艳、王芳[83]两位老师以河盛好藏的话来评论罗译本中的错误：“翻译作品中肯定有误译存在，这如同空气中包含着氧气。”张云鸿[84]老师从词汇方面对两个译本展开比较，他认为，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的翻译目的，对具体的文化负载词灵活翻译。
罗慕士的翻译版本主要是站在原著作者的角度，尽量地保留其原意，而邓罗的翻译版本则主要是站在了译文读者的角度，尽量保证其读者能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进行阅读。可以说两个版本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并且两位译者的自身情况、所处环境也不尽相同。敖玄[85]老师意识到，对译文的研究分析不能仅停留在语言上，也要同时考虑文本层面。采用叙事学理论来对译文进行评价，能够避免主观主义的倾向，从而使得评价更为理性、客观、公正。
刘克强[86]老师充分利用了语料库词典学，对这两篇经典的译文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张志龙[87]老师指出了邓译本第一回合中对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错误。安澜[88]老师尝试了翻译补偿的讨论。师巧云[89]老师指出，泰勒对《三国演义》的翻译是以文化色彩为主线，展现出了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王超[90]老师从显性互文以及成构互文来展开讨论，认为即使是一个互文符号，由于具体语境的不同，其传达表现出来的意义差别也很大，因此要注重对源语文本的掌握。
以语用标记价值等效原则为视角，张宇[91]老师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人名的称谓、特定的习语、巧妙的修辞等进行考量和量化评价。张焰明[92]老师对罗慕士版本中关于“儒释道”文化词的翻译十分重视，并指出罗慕士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原著的表达方式，毕竟文化是不同的。张焰明[93]谈到：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叛逆，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冲突中进行创造。张焰明[94]还从译文的动态及静态差异上进行分析，指出：汉语进行表达主要是动态性的，英语的表达则与之相反，呈现出相对的静态性，因此要注意掌握好两者转换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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