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辟制和察举制是东汉主要的选官制度，把持、控制征辟和察举就意味着控制了用人权。随着东汉宦官势力的发展，宦官们要结党营私，要安插自己的亲戚、朋友为官，便将魔掌伸向了征辟、察举制，“盖其时入仕之途惟征辟察举二事，宦官既据权要，则征辟察举者无不望风迎附，非其子弟，即其亲知，并有赂宦官以辗转于请者。”，在宦官干预、把持选官制度的背景下，东汉政府所选出的官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弟良将怯如鸡”。这既反映了宦官把持下的选官制度的混乱和所选官吏素质低劣，同时也是对当时选官制度极为生动形象而辛辣的讽刺。通过把持征辟、察举制，凡与权宦沾亲带故者，均可为官。例如，在协助桓帝除去梁冀过程中，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倌、唐衡立有大功，他们五人也因功同日被封侯，史称“五侯”。这“五侯”不仅自己挟权自重，作威作福，俗语称他们为“左回天（左倌权能回天），具独坐（具瑗骄贵无偶），徐卧虎（徐璜恶似老虎），唐两坠（唐衡随心所欲）”，而且宦官的党羽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占据守宰之职，单超之弟单安是河东太守，侄单匡为济阳太守，外甥董援为朔方太守。徐璜之兄徐曾是平原国相，弟徐盛是河内太守；左倌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是沛相。唐衡之弟唐珐是京兆尹，真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些被宦官荐举的官员，对保荐自己的宦官自然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他们在宦官面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唯命是听。这样宦官便通过控制仕途，结党营私的手段，使其势力由中央扩展到地方，形成一个上上下下、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
宦官以“刀锯刑余之人”的卑贱、可怜身份进入宫廷，他们本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可一旦专权得势，不仅政治上无法无天，威福权要，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极尽奢华挥霍之能事，五侯“皆竞起住宅，楼观壮丽，穷极技巧。金银毛织品，施于犬马”，他们还霸占美女，娶妻妾，养嗣子。这些生理和心理均畸形之小人，一旦得势，其贪婪、凶残更甚于常人。
盛极必衰，物之常理。宦官权倾人主，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就是这股势力走到了尽头。灵帝中平六年，代表豪强大族利益的袁绍率兵杀入宫廷，结果大大小小二千“宦官”被杀，“无少长悉斩之”。至此，宦官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https://www.daowen.com)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感叹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所感叹的，与其说是桓灵之政，不如说是整个东汉后期的腐朽政治。东汉外戚、宦官自和帝时干政以来，互相倾轧近百年之久。外戚也好，宦官也罢，无论谁上台都是穷尽心机，揽权结势，在他们的淫威之下，不仅忠良受斥，佞人递进，民众遭殃，就是皇帝也不得不匍匐在他们的权杖之下。如是，伴随着他们的凶残、狠毒和狡诈，在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中，东汉朝廷走向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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