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分离的南部——即自觉的和取守势的南部，其发展如同硬币的一面，那么在南部以外与奴隶制对抗的发展则足以形成另一面。这一面也受到了值得重视的历史再解释，尤其是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包括反奴隶制运动在内的改革运动的主要性质已经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调查研究；第二，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对废奴主义真正体现一种争取黑人的幸福的利他主义关心到什么程度提出疑问。

一九三三年，吉尔伯特·H·巴恩斯发表了《反奴隶制的冲动，一八三〇—一八四四年》^[67]后，反奴隶制运动较主要的观点获得了首次重要的势头。这部著作通过说明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和其他一些人的重要性，破除了专门对作为废奴主义的一个权威的象征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进行研究的集中点。同时，它把注意力从新英格兰转到了中西部。它还通过说明废奴主义同狂热的福音派宗教——韦尔德是这一宗教的传教士——的整体联系，开始把反奴隶制运动同其他力量联系起来。尽管加里森的模式被这样打破了，但是其他的作家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去考察反奴隶制运动的社会及思想的起因和关系。说明这种趋势的是：艾丽斯·费尔特·泰勒的《自由的萌发》，该书全面论述了人道主义改革运动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反奴隶制运动发展的来龙去脉；托马斯·E·德雷克的《美国教友派教徒和奴隶制度》，该书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反对奴隶制的某些不那么激动和不那么好战的方面；塞缪尔·弗拉格·贝米斯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美国》阐述了亚当斯作为反奴隶制的指导者在国会中的经历，并且说明与废奴主义者为立即解放奴隶所展开的运动相比，反奴隶制运动是多么广泛；菲力普·S·丰纳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著作》则强调了自由黑人在废奴运动中的作用^[68]。

把反奴隶制运动关于人道主义运动视为一事，往往包含对废奴主义者某种程度的认可。但是，尽管这些认可在部分文献中一直无疑是很突出的，然而还是增长着一种怀疑废奴主义者基本动因的倾向，有时是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提出这种怀疑的。当然，废奴主义者总是遭到那些把美国的分裂归咎于反奴隶制运动的狂热的作家们的谴责。但是，大多数最近出现的观点完全相反的评论却认为，废奴主义者受到满足自己某种特殊心理需要的驱使较之他们对黑人福利的关心来说，对他们的触动更大。

拉塞尔·B·奈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被束缚的自由》中就列有这种论题，这本书论证说奴隶制本身和其积极的防御都对公民的自由权构成了一种威胁，因而激起了那些反对奴隶政权却并不一定关心奴隶的人们的反对。几乎与此同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把林肯说成是一个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他巧妙地找到了“赢得强烈厌恶黑人的人和反对奴隶制的人共同支持”的方法的人。霍夫施塔特没有把反对奴隶制的人们描写成他们本身是强烈厌恶黑人的人，但是约瑟夫·C·弗纳斯在《与汤姆大叔告别》中却实际上把争论推进到这种看法。由于废奴主义者接受了黑人低劣的观念，弗纳斯对废奴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为后来的隔离制度铺平了道路，而且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许多废奴主义者虽然抵制奴隶制度，然而却确实“测定”黑人是低下的。他的书出版后，罗伯特·F·德丹写的传记《詹姆斯·谢泼德·派克》又说明，反奴隶制和厌恶黑人这两股力量是怎样被以《纽约论坛报》的一位编辑的名义惊人地结合起来的，而《纽约论坛报》是反奴隶制事业最重要的喉舌^[69]。(www.daowen.com)

同时，戴维·唐纳德基于对106名著名的反奴隶制者背景情况的研究，对废奴主义者做出了某些判断。他发现废奴主义者一般地来说，对利用产业工人是保守的、不感兴趣的，而对杰克逊的民主制又抱有敌意。他还指出，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新英格兰牧师家庭的后裔，这些人发觉他们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新工业主义的挑战，因此转而进行改革，并以此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本阶级”能够再维持住“它以前的社会优势……如果是完全无意的话，对奴隶制的攻击也是他们对新工业体制的最有力的攻击”^[70]。

也许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既不同意说反奴隶制的领袖大都是厌恶黑人的人，也不同意说他们热心于社会除恶的运动只是替别人反对工业对他们统治的威胁。但是，根据最近二十年的学术成果来看，结论往往是绝大多数反奴隶制的领袖在最主要的意义上都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都不能看出美国的种族顺应社会发展问题，而这正是奴隶制问题的实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以如此狭隘的方式解释这个问题，说奴隶的问题不是以解放而获得解决的，它只不过是被处于社会上从属地位的黑人的问题所取代了^[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