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由于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起义，被迫逃离了德国。他来到了美国，并在一八五六年选举运动中成为共和党著名演说家。他拥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德裔的投票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内战时期，他成为联邦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并一直晋升为陆军少将。战争结束时，以约翰逊总统特使的身份到南部去调查那里的政治、社会情况。这个材料就是他的调查报告的摘录。从战争一开始他就是参议员、内政部长，并且非常认真地支持行政机构的改革。
……当前，不存在再次发生反对合众国当局的大规模叛乱的危险，而且人民愿意重建他们的州政府，并选派他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进入国会。
但是，关于这种结局的道义价值，我们一定不要沉溺于任何幻想之中。我请求您要注意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迅速恢复了那么多的刚刚参加过反对联邦的剧烈战争的人们的权力和影响，已经产生了一种结果，而这种结果根本不是联邦政府最初所期待的。在目前情况下，在南部的叛逆并没有显得是令人憎恶的。它的犯罪行为并没有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目前在南部人民中还完全缺乏一种民族情感。……
南部缺乏民族精神已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并且终于爆发了叛乱。其主要原因是，同美国人民所共有的利益和制度比较起来，南部人民更加珍爱、致力于和尊崇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和制度。因而，黑人问题，作为统一这个总问题，特别是作为重建这个总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会期待着在如此特别不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自由劳动试验，会立即取得完美无缺的结果。可是，我所接触过的大部分南方人都如此自信地表示了他们的看法，以至于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完全拿定了主意。当我询问他们对于新制度的看法时，在二十次中至少有十九次所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没有肉体的强制，你就无法使黑人干活。”……
像这样一种如此广泛传播开来，并已经根深蒂固的信仰、信念或成见——或不论你管它叫作什么都可以——对于怀有这种信念或成见的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非常严重的影响，是一定要估计到的。它很自然地使人们产生一种希望，即尽可能广泛地、长期地保留原来形式的奴隶制——也许您还记得，在战争结束后两个多月的时候，一个临时州长曾经承认，在他那个州里，人们仍旧一味留恋于奴隶制，希望它还能够保留下来——或把能够使黑人干活的肉体强制因素渗透到这种新制度中去。……各处种植园主，在一定的时期里，在尽力使他们原先的奴隶对于自己的新的权利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或至少表示怀疑方面，都取得了成效；而且，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置的主要机构所使用的手段是暴力和恫吓。在许多情况下，逃离种植园的黑人，不是在路上被抓住、被击毙，就是遭到严重惩罚。这就是要在那些仍旧从属于他们主人的黑人中制造一种印象，即任何想要逃离奴隶制的企图，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大部分犯罪的暴力行为，肯定都归因于这种动机。……
……除了关于没有肉体的强制，黑人就不能干活这样一种假说之外，在南部似乎还广泛流传着另一种看法，它成为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的一个同样严重的障碍。这种看法认为，黑人就是专门为了替白人种植棉花、稻谷和甘蔗这个特殊目的而存在的；黑人要是像其他人一样地以他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那就是非法的。虽然他们已获准不再是某个主人的财产，但是他们却无权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像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很容易产生那种阶级性质的立法。而根据这种立法所制定的法律，只能是为了维护一个阶级的利益而统治另一个阶级。在各地制定出来的关于劳动管理的各种规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倾向。……
关于通常所说的“重建”，不仅仅是说要重建南部各州的政治机构和宪法所规定的它们同联邦政府的关系，更确切地说，为了使南部社会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相协调一致，南部社会的全部组织机构都必须重新建设起来。不能认为，当南部人民进行效忠宣誓，选举州长、立法机关，选举国会议员和民兵首领的时候，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就将会被克服。……(https://www.daowen.com)
（南部）形势困难的真实性质在于：由于宣布解放奴隶，共和国联邦政府在南部开始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是，这场革命至今尚未完成。只是完成了其中被否定的部分，即奴隶在形式上获得了解放，但是事实上奴隶劳动尚没有为自由劳动所取代。……
我在从南部发回来的急件中，曾再三表示这样一种看法：那里的人们还无意平心静气地、谅解地制定有关自由黑人劳动的立法。……当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他们发觉自己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遭到了失败，而且在经济上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曾掌握着南部财富的种植园主，现在有一部分正在令人难堪的严峻的窘境中从事劳动，而另一部分则陷于绝对贫困之中。很多被剥夺了全部有用财产的人和很多除了土地之外再没有其他财产的人，他们在阴郁的绝望中交叉起自己的双臂，没有能力起而应付一个果断的决定。另外一些仍然拥有财产的人，则根本不知如何运用这些财产。这是因为，由于奴隶制的废除，他们做事情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至少在那些联邦政府军队已经解放了黑奴的地区是这样。另外一些人正在力图继续坚持老一套。而那种老一套，实际上是他们所了解和有把握的唯一方法。只有少数人准备接受新秩序。一大批种植园，或许还有相当多的更为贵重的财产都已成为举债的重大的抵押品。而它们的主人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重新收回他们的财产，他们就将失去财产的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几乎是所有的人都陷入了困境。这种状况所引起的精神方面的忧虑，也涉及了南部社会里的这样一些阶级：他们虽然不是种植园主，但却始终与种植园的利益有密切的商业性联系。而在南部，几乎没有一个商业或工业部门同种植园的利益没有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外，南部士兵也像北部士兵一样，退伍以后找不到一个专门等待他们回来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为他们提供有报酬的职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家宅被破坏了，农田荒芜了，他们的家庭陷入了贫困。而那些稍微幸运一点的人，不管怎样，还找到了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它只能向他们提供一点点帮助。这样，一大批人被抛到社会上去以他们可能采取的手段设法谋生。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而且一定会立即做一些正当或不正当的事情。当前，他们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因此，那种急欲恢复已经被破坏了的财产和防止更为严重的破坏与贫困的焦虑情绪，几乎笼罩了所有的阶级，并且给社会团体的一切活动带来了一种可怕的不健康的特征。
在哪方面这些人最容易改变他们的观点呢？抛开种族偏见问题不谈，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只了解一种劳动制度。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那种制度就是他们全部的利益。他们认为，除了他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制度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拯救他们。现在，他们已经面临着另一种劳动制度。可是由于他们还不理解目前的形势，这种制度最初是在一种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前景中出现的，尽管他们的需要是很迫切的，但是他们认为试行这样一种制度，是他们所无力负担的一种试验。他们没有很冷静地分析、思考，足以使他们自己确信这种试验是势在必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研究的，不是如何采取和发展自由劳动，而是如何阻止它的实施以及如何尽量多和尽量快地恢复类似旧制度那样的事物，这就确实毫不奇怪了。同样毫不奇怪的是，这种意图一定要在他们试图立法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但是，即使把这种趋势看成是正常的情况，也并没有使这种试验减少其危险性和它所遭到的反对。现在出现的现实问题是：是否有这样的必要立即恢复后期参加叛乱的各州的绝对自治，以致因而冒着损害内战的一项伟大成果并在那些州里引起叛乱与混乱的危险？还是把恢复工作推迟到这种危险过去之后再做，不是更好吗？只要南部人民仅仅从它的破坏性后果来了解从奴隶制到自由劳动的变革，南部人民就一定会阻止这种变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种变革能够显示出某种有利的效果之前，凭借曾经首创这种变革的政权的干预来使社会“重建”运动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不就似乎没有必要了吗？
……为什么南部人民在使自己适应新秩序方面是如此之缓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盲目自信地认为，很快他们就会被允许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管理事务。政府对他们所做的每一次让步，都被认为是鼓励他们坚持这种希望。对他们来讲不幸的是，他们由于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影响而怀有这种希望。因而，他们急欲立刻恢复州政府，要求撤退联邦军队、撤销自由民局，尽管有许多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鉴于无视法律的风气还很盛行，在问题获得最后解决之前，由联邦政权坚定地维护共同的社会秩序，对他们来讲是再好不过了。……然而，如果联邦政府坚定、明确地宣布它的这种政策，即在自由劳动改革最后获得成功之前，政府将不会放弃对这种改革的管理，那么这种改革的进展，肯定会比政府采取那种允许人们沉溺于相反的希望中的态度，要快得多，它所遇到的困难也要小得多。
《第39届国会第1次会议参议院行政文件》（华盛顿，2025年）第1卷，第2册，第13—40页。
[田锡国译自A·B·哈特编辑《当代人讲述美国历史》（5卷，纽约，1897—1929），第4卷，第452—456页。丁则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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