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文贵宾的黑暗嘴脸与间谍活动

文贵宾于一八七七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他就放弃了纨袴子弟的世家生活，投身于法国天主教遣使会的行列，在一九〇一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冒着战争的硝烟，野心勃勃地以征服者的姿态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这以后，他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年，也是他忠心耿耿地为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而效力的五十年，称得上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分子。

文贵宾晋铎后，先在冀东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后被提升为北京大修道院院长。一九一二年，北京教区主教林懋德（S.Jarlin，法籍）向梵蒂冈上书建议分立天津教区时，所推荐的首任主教人选除杜保禄（P.Dumond，法籍，当时是北京教区副主教）外，还有文贵宾，但由于他的资历浅，结果是杜保禄被选中，捷足先登。杜保禄在天津教区的主教任上，以建立新的主教府为名，仰仗法国领事的势力，扩张法租界，霸占老西开，造成了一九一六年轰动一时的“老西开事件”，激起了天津市人民的极大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接着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又掀起了更为轰轰烈烈的斗争高潮。杜保禄的日子不太好过，结果一九二〇年被调往江西赣州，接任的就是文贵宾（这时文已当上河北省正定教区主教）。先是临时代理，后经教廷正式调任，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六月，登上了天津教区主教的宝座。

文贵宾到天津以后，举止虔敬，道貌岸然，一时博得了“圣人”的美誉。他标榜自己是“爱中国”的，所以才离乡背井，不远万里而来，听起来确实使人肃然起敬，但实际上他一贯仇视中国人民，轻蔑中国神甫。在个别场合，他毫不隐讳地污辱中国人是“猪”，他甚至上书梵蒂冈，恶毒诋毁中国神甫“愚钝昏瞶，没有升主教的资格。”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文贵宾竟胡说什么“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只能由日本人统治。”日寇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他却说“这是天主的圣意。”这就揭穿了他所谓“爱中国”的真相。

在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及法国也沦陷于德国法西斯铁蹄之下以后，文贵宾转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他压制神甫和教友，禁止他们参与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他从天津写信给正定教区（当时他还兼管着正定教区）的神甫说：“由于事关教会的存亡和发展，为了避免这种不幸，我不能不禁止我们的全体司铎参与军事活动（按：指抗日活动），专心致力于传教工作，……不愿有人视教士为抗日人员。”文贵宾为日寇帮凶的嘴脸是昭然若揭的。(https://www.daowen.com)

文贵宾为了进一步取悦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西开教堂收留日寇特务机关派遣的两名日本特务神甫田口芳五郎和岩下庄一，掩护他们进行间谍活动。文还散发他们炮制的反动宣传品，宣传什么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受到共产党的威胁的防御战争”，鼓吹什么日寇的侵略“符合公教教义和道德原则”等等“侵略有理”的谬论，动员神甫、教友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在教会挡案中保存了一封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日本领事给文贵宾的信，其中写道：“我要求您遇便来领事馆，您可以同一位有权威的军官交换意见。”这次会见达成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文贵宾听凭日本侵略者的驱使，利用传教之便，为日寇提供必要的情报。文贵宾命令天津教区所属各县教堂的神甫要把搜集到的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及时地送给日本侵略者。静海县的杨仁祉（Chretien Jansen，荷籍）、沧县的贾国安（D.Giacone，意籍）、盐山县的叶利普（Jereb，南斯拉夫籍）都利用传教干了不少间谍活动。其中叶利普曾率教友列队欢迎日寇侵占盐山县城，并替日寇搞谍报工作达六、七年之久；日寇投降后，叶逃来天津，解放前，文贵宾助其逃走。天津有些教徒背叛祖国，当了汉奸，文贵宾便奉之为“上宾”，如大汉奸徐树强曾任伪警察局长，横行天津，无恶不作，天津人民恨之入骨，但却和文贵宾过从甚密；在日寇投降后，徐自知罪大恶极，在数难逃，便与文贵宾秘密勾结，把一部分房产转给文贵宾，以教会财产的名义隐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反共，发动内战。这时，身为主教的文贵宾又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并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美国随军牧师经常到西开教堂和津沽大学，与文贵宾和卜相贤（Alf Bonningue，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津沽大学副校长）密谈。在文贵宾的指使下，天津教区有不少神甫成为美国间谍和国民党特务。望海楼本堂神甫司仪芳（Henri Cény，法籍），就是在文的策动下，充当了美国间谍，经常搜集情报，供给美国战略情报处、法国领事馆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临近天津解放时，文帮助司乘美国军舰南逃。文贵宾还支持献县张庄教堂耶稣会会长尚建勋（René Charvet，法籍）等通过卜相贤向美国战略情报处输送情报。这一间谍案件被破获后，间谍分子申自天（René Archen，法籍）等自献县逃来天津，文贵宾亲自接待，倍加赞许，夸他们是“梵蒂冈的敢死队”、“耶稣的勇兵”。在文贵宾的怂恿下，神甫刘益民、何德民、刘西满、张思温等人都充当了国民党特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力量大为削弱，派来中国的传教士越来越少。文贵宾为了巩固法国在天津的势力，曾多次向巴黎遣使会总会“告急”，要求派遣传教士，但得到的答复是：“人员缺乏，爱莫能助”。这时，在天津的荷兰神甫杨仁祉（即杨三）见有机可乘，便向文贵宾献策说：“莫若暂请荷兰传教士来津，以免教区落入中国人之手。”文接受了杨仁祉的建议，结果一大批荷兰神甫涌入天津教区，成为文贵宾的得力助手，把持了教区的行政和财政大权。文把好的堂口都交给荷兰神甫占据，引起中国神甫的不满，与新来的“荷兰帮”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A.Releri）于一九四七年九月自南京来津视察教务，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提升赵振亚为天津教区副主教，但中国神甫仍不肯善罢甘休，至终将“荷兰帮”的头目杨仁祉赶出天津教区才算完事。赵振亚一贯忠实于帝国主义者，所以才被看中，任命为副主教，成为文贵宾的可靠助手。文贵宾投靠美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又有“荷兰帮”作为左膀右臂，赵振亚充当忠实走卒，可说是心满意足了。但是，他没有估计到，蒋介石点起的战火，不久就烧到他自己头上，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美、蒋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危在旦夕。文贵宾此时也与美、蒋反动派有同遭复灭之感，惶惶不可终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