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综合研究的对象与现实生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人类学在民族研究中的应用大有可为，特别是其分支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人口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当前应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进步和发展出力。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灿烂悠久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礼仪、艺术传统，都是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对应反映。

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时处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独龙族、怒族、傈僳族、景颇族、佤族、布朗族、内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海南岛五指山部分地区的黎族和台湾部分高山族，保有浓厚的原始社会公社制残余；四川、云南、大小凉山的彝族保存着奴隶制度；藏族、傣族等族存在封建农奴制，内蒙古一些牧区还存在封建牧奴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各民族也很复杂，西藏存在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制；大、小凉山的黑彝有家支制；此外一些民族还有山官制、头人制、土司制、千百户制等。^[1]这些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我们应研究它们现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变化如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群体的变化等现状如何；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一些民族，其等级和阶级关系虽然已彻底摧毁，但表现在人与人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婚姻关系上是否仍有残余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仍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又宗教观念、家支制度是否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与行为；这些民族应如何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人类学还应考察人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与群体的关系、不同文化的民族或群体的相互关系等等。研究各族社会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结构、文化产生的过程及发展、心理状态、道德伦理、思想意识、文化形式，传统文化因素对社会带来各方面的影响及变化，发展的趋势，人们的思想心理状态及文化生活如何变化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条件。当前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不断扩大差距的问题，这种现象反映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对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加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文化人类学当前应用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各民族的文化有其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及地理条件。我国的民族地区存在多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如赫哲、鄂伦春、部分鄂温克族属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裕固和部分蒙古族、藏族是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有多种：如刀耕火种型的有独龙族、怒族、门巴族、珞巴族、佤族、傈僳族、景颇族、崩龙族、基诺族、部分苗族、瑶族、黎族、高山族等民族，他们从事农业经济，但沿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耕作方法，生产技术落后；傣族、壮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及部分白族、高山族等民族，属水田稻作型；瑶族、畲族、部分苗族、土家族等民族属山地耕猎型。等等。

各民族的各种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民族研究中利用生态人类学进行研究考察十分必要。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人类种群与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科学，研究生态系统中事物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与人与环境互相制约，要促使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经常处于相对稳定和协调的状态，保证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避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过去，人们较多地强调人与自然的斗争，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却不懂得尊重和运用自然界的规律，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对大自然“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瞻今不顾后，直接间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贻害子孙后代。被誉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流域，在西周时期，森林覆盖率尚达50%以上，然而农耕代替放牧，更经秦汉以来为建造宫殿而数次大规模砍伐森林，到如今只剩下荒山秃岭，茫茫黄土。

人类的生产行动对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早在百多年前就提醒人们要警惕大自然的报复。目前全人类已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从生态的角度看，草原、森林、城市等都是一个具有其自身特殊结构的生态系统，建立在生物圈中。现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危机触目惊心。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北方一些宜牧的牧区变为农区种粮，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土壤性质变坏；对草原的过度放牧和盲目开垦，致使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毁林开荒是导致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的原因，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盲目地毁林开荒、烧山拓地，以致热带、亚热带林区的生态平衡失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云南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现在只有26%；西双版纳毁林490多万亩。^[2]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热带森林1300万亩，到1979年仅有300万亩。^[3]自1958年以来，海南岛的热带常绿季雨林由于多年乱砍滥伐，出现森林资源枯竭危机，造成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由27.7%减少到9.7%。^[4]森林面积减少，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水土流失、水源干涸，自然灾害频繁，影响热带作物及农业生产，资源宝库受到严重损害，野生的、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濒临灭绝，东方县已开始出现沙漠。

当前民族地区亟须开展生态人类学研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各种经济责任制和管理制度，采取实际措施恢复和建立新的生态平衡，把生态规划纳入国民经济轨道，达到最佳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经济高速度发展。在保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让其为人类造福。

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地段有一定的动植物群落，只可达到一定的最高生物量。就这个意义说，地球的人口要有计划地控制。据联合国估计，到20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60亿。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两种生产的原理，人的再生产与物质的再生产是互相制约的。人类的繁衍与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国家繁荣昌盛有密切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口、粮食、能源等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国汉族及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需要利用人口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导实践活动，在民族研究中结合这门学科，对于解决好上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医药卫生条件和公共卫生的改善，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状况。我国各族人民人口数量及体质都有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不断增高。然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幅度大，带来粮食、能源紧张，人口密度增加，而人口的密集又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

配合国家的人口政策，文化人类学家应为我国各族人民进一步改良体质、提高人口素质作出贡献。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战略性决策是到2000年时人口控制在12亿。除了优生遗传、卫生条件、生态环境、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等外，还要重视传统文化因素、风俗习惯等对人口增长及体质素质提高的影响。我国一些民族存在群婚、对偶婚、走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风俗残余，既影响民族人口体质素质，又妨碍建立和睦稳定的家庭。早婚、买卖婚同样影响计划生育的开展，早婚往往早育多育；买卖婚聘礼花费巨大，买来姑娘讨来媳妇，生儿育女少总觉得亏本不划算。此外，我国许多民族盛行起源于原始时代母系社会氏族外婚制的姑舅表婚，往往姑舅表优先婚配，也有一些民族姨表结亲或堂兄弟姐妹通婚，所有这些“亲上加亲”血缘近亲婚配的结果，都影响后代的体质。

经济人类学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应起促进的作用。在目前，我国7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有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后进的保留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残余的一些民族，他们往往习惯于旧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陈规陋习，妨碍生产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加强研究各民族传统文化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解决存在的矛盾冲突，是当务之急。如研究在贯彻生产责任制后，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否仍受到旧的经济形式的影响？老传统旧意识当前是否仍禁锢人们的思想，妨碍生产的发展？应如何破旧立新？以海南岛合亩地区黎族为例，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上仍带有浓厚的合亩制色彩，受合亩制共耕习惯的束缚。番阳和通什镇的福关、福利管理区，在贯彻生产责任制中，大多数是以组为承包单位，多由父子兄弟组合，经营方式和分配原则同合亩制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现在性别分工已没有那么严格；共同劳动已由按户平均分配，改为按人口分成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两个或三个等级来进行平分。通什镇附近的福关以核心家庭独立承包的户，只占总户数的15%。^[5]封闭式的自然经济造成人们思想的保守性，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的能力。变相的合亩共耕和家长制的生产组织形式，扼杀群众生产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进步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小生产者的封闭意识浓厚，故步自封，因陋就简，满足于现状，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没能创造多少剩余产品，没有养成储蓄的习惯，只要温饱问题解决，就吃吃喝喝，走亲串友，花光用光，不注意积累，不考虑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由于仅满足于最低的温饱生活要求，影响对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在落实生产责任制后，往往未能发家致富。少数民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惯于用自己生产的产品交换所需的生活资料，不利于刺激商品生产，不懂发展商品经济，习惯上耻于言商。云南德钦县有牧场150万亩，黄牛、牦牛、骡、马、猪、羊、驴存栏数26万头，人均牲畜5头以上，位居云南全省之冠。然而县城里的肉食品却要靠外县调入，只因当地藏族养牲畜自产自足，概不出售。^[6]云南楚雄县中邑社区一农户，一家七口养了10头牛，50多只羊，20头猪，折合人民币不下万元，但养牲畜只为显富，收入不足100元。^[7]楚雄新村区一户农民自留山上水果丰收，挑进城卖了100多元，回来后被村人唾骂为“讨饭花子”，从此只好用水果喂猪，甚至看着烂掉。^[8]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橄榄坝菠萝丰收，昆明的一家罐头厂去收购，要求降价，傣族群众认为讨价还价是看不起人，宁可不卖也不肯减一分，结果十多万吨菠萝多半烂掉。^[9]所以改革那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习俗，树立开放改革适应新形势的新思想新观念，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某些落后的陋俗残余同样妨碍生产的发展。南方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生病杀牲祭鬼，婚丧全村停工数天，杀牛宰猪吃喝，花费惊人，大量耕牛被宰杀，影响生产。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受原始宗教迷信之害，倾家荡产，影响发展生产和正常生活。海南岛崖县梅山公社扫梳大队的黎族群众张××，1981年12月被同村有私怨的人利用迷信，造谣说他的新女婿的伯母是“禁鬼”，女婿来探亲，张家也染上，随即张××被说成是会用巫术“禁人”、害人的“禁公”，其妻是“禁母”，村人视为瘟疫鬼魅趋避，并威胁他如再不赶走“禁鬼”，就将张家的人打死，张家只好到处借款，卖家畜、树木，花费1700元，数次请“道公”来赶“禁鬼”，几乎倾家荡产。这期间同村与他往来的六户亲友均受株连，有些亲戚迫于无奈，花不少钱请“道公”赶鬼；一位老师与张家来往，被说成附上鬼魂，学生不敢来上课，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进行。

逐步改变旧观念、旧思想，树立适应新形势的新观念和新风尚，研究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和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十分必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充分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实行更灵活、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结合改革和开放，加强横向联系，吸收先进的技术和人才，立足于利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优势，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广开致富门路，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依靠各民族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开创新局面，更快地促进传统农业向农林牧副渔发展，突破自然经济的桎梏，向农工商综合经营方向转化，从自给型向商品型、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才能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取得很大成就，一些民族过去“结绳记数”，“刻木记事”，现已一去不复返，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和汉族地区相比，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仍很缓慢，一些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小孩，七八岁的学龄儿童大多数到缅寺去当小和尚，接受宗教教育，父母不愿送他们去小学读书；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全州1240个区（镇）、直属乡，才只有50个区（镇）基本普及了教育。^[10]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科技发展落后的状况，使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与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相适应，并妨碍调动少数民族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影响民族团结。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实现“四化”基础在教育，关键在科技，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已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提高民族文化和科技知识水平，是当前民族地区实际的客观要求，是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基础要抓教育，大力加强智力投资，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进行人才培养，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调动和发挥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为了彻底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人类学工作者肩有重任，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开拓新的领域，想方设法推动和帮助少数民族改变落后的现状，促进我国各族人民一道尽快地跨入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为加速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原载于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与应用》，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1]《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2]庄言明：《人类生态学理论与实践》（中国人类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印稿），1983年。

[3]《把海南建成热带作物的基地——关于如何发展海南优势的座谈纪要》，《南方日报》1980年8月14日。

[4]《认真贯彻国务院决定，坚决防止宝岛变沙漠》，《南方日报》1980年8月21日。

[5]赖才清：《提倡家庭经济辅导——浅谈合亩地区致富的路子》，广东省民族研究会编：《广东民族研究通讯》第5期，1985年2月10日。

[6]杨柏等：《贫困背后的贫困》（西部贫困探源之二），《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30日。

[7]杨柏等：《贫困背后的贫困》（西部贫困探源之二），《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30日。

[8]杨柏等：《贫困背后的贫困》（西部贫困探源之二），《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30日。

[9]杨柏等：《贫困背后的贫困》（西部贫困探源之二），《中国青年报》1987年5月30日。

[10]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自治州普及初等教育情况汇报》（打印稿），198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