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广州经历了邵宗愚的焚烧抢掠，遭到严重破坏。嘉靖朝《广东通志》感叹：“先是广州城繁庶甲诸郡，历兵火几二十年，公私十不存一。”一切又要从头再来。所幸明军不战而下广州，城池大致完好，这要归功于何真。但记得他的人似乎不多，在清代的忠贤坊上，何真的名字，夹杂在五十个忠贤之士名字中，往往被人忽视。

洪武二年（1369），广东置行省。对于首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周祯，清雍正朝《广东通志》说他致力于“开设城池，或招复流民，或抚绥新集”。自南宋程师孟修筑西城，至今已近三百年，其间迭经兴衰，北宋元丰元年（1078），广州的人口户数约为14.3万户，而据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统计，广州府的人口有约21万户。原有的广州城区格局，难以适应越来越高的人居密度。因此，洪武初年便有了“三城合一”的工程。

“三城合一”，就是把宋代的中城与东、西两城之间的城墙打通，连成一片。万历朝《广东通志》记载：“洪武三年，永嘉侯朱亮祖上疏，请连三城为一城，因旧浚濠。”后来的史书，基本上照搬此说。清康熙朝《广州府志》《南海县志》、清雍正朝《广东通志》、清道光朝《广东通志》和《大清一统志》，都说是洪武三年（1370）朱亮祖把三城合一。

然而，那一年朱亮祖并不在广州。他在招降何真，收服广州后，被封为永嘉侯，挥戈西指，转战广西去了。洪武四年（1371）他又出任征虏右副将军，入川作战。洪武十年（1377）冬，广州都指挥使许良向朝廷奏称，广州旧城过于低隘，三城宜合为一。同年，朱元璋派遣十八位公侯分祀岳镇海渎，朱亮祖负责祭祀南海。在他逗留广州期间，许良也许向他请示过，甚至获得了他的支持。洪武十一年（1378），计划在获得朝廷批准后正式动工，由布政司参政韩祯主持工程。朱亮祖是在工程开始后第二年，才出镇广东。

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城墙东起今天的文明路、大德路，西至人民中路，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市一大道穿过，经盘福路上越秀山，再经小北、越秀北路、越秀中路至文明路。宋城的多个城门都被封闭了，新辟了正西门（今中山六路与人民路交会处），西门大街与布政司前街、正东门大街相连接，贯通全城。

这是违反常规的。中国城市的规划设计，都是“门不相对，路不直通”，东门不能直通西门，南门也不能直通北门，中间一定要有隔断，设丁字路，或“裤裆”路，如广州的天街（今北京路），从南门行至都司署（今北京路与中山路相交处北面），便是一个丁字路口。这既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战时可以延缓敌人推进速度，以便从两边夹击，也是出于藏风聚气的考虑。但广州这条东西大街，却似乎坦荡荡畅通无阻，可能在街道的某个地段，有建筑物伸出了路面，把街道截断，亦未可知，但如今已无从考证了。

明城不仅拆掉三城之间的城墙，还扩大了北城，跨越越秀山，把半座越秀山圈在城里了。这是因为如果城墙建在山下，防御功能将大大减弱，敌人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城里的一切，并从山上往下攻击。按康熙朝《广州府志》的记载，重建后的广州“城周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计一十五万一百九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七：曰正北，稍东曰小北，曰正东，曰正西，曰正南，稍东曰定海，西曰归德。城门楼七，敌楼七，警铺九十七。雉堞一万七百”。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这座雄伟的城池，后倚白云诸山，前临万顷涵泓，互相映带，山川灵秀，无比壮丽。

在这次筑城工程中，最伟大的建筑，莫过于雄踞在越秀山上的“望海楼”。建楼的初衷，通常认为是基于海防需要，但从其名字推断，更像一个观赏风景的地方，而非军事要塞。它的正面，是对着城里和珠江的，登楼远眺，“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与安排”，景观雄奇秀丽。永乐元年（1403），在望海楼旁边，新建一座观音阁。这两座建筑，便成为广州人春天踏青和秋天登高的新景点。越秀山从此也被叫作观音山。

除了海防与观景之外，关于修建望海楼的用意，还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它是为了在山上添一道风景，以壮观瞻；有人说它是一座风水楼；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镇压广州的“王气”。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朱亮祖建望海楼“以压紫云黄气之异者也。”北方的统治者，总是担心广州会有“王气”，会出王者抢天下。

朱元璋乃和尚出身，笃信佛家与道家，认为佛、道二教“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坊间相传，皇宫里有个叫张中的道人，人称铁冠子，精通舆术，善占阴阳吉凶。他对朱元璋说，南海有一股王气冲天而起，似有异人出世，如果不及早镇压，恐怕会起猖獗之端，不利于明朝。朱元璋立即传旨，在越秀山上盖了一座五层崇楼，并安放罗刹像，以镇压南方的王气。

但楼建成了，却未能消除统治者的忧虑，而且忧虑的范围，还进一步扩大，连瘦狗岭也被人传说有“王气”了。从弘治年间（1488—1505）开始，官府在每年的霜降日，都要架起大炮，朝瘦狗岭猛轰，以驱散“王气”。有明一代，广东确实没出过乱臣贼子。

朱元璋虽然信奉佛教，但以他的性格，必须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很担心佛教会在他的视线范围外，自由发展，最终变成威胁。于是，为佛教设立条条框框，加以限制，成为当务之急。洪武六年（1373），官府把净慧寺南边一大半的面积，割去做了永丰仓，只剩下千佛塔和观音殿。这是压抑佛教的一个表示。两年后，寺院新筑了觉皇殿和山门。从此，净慧寺的山门，从向南开改为向东开。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诏令各州府只准保留一所大寺观，和尚要集中居住；同时规定各府和尚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男子40岁以下，女子50岁以下，不准出家。净慧寺与西禅寺合并，和尚全部搬到西禅寺栖身。明代广州的大小寺庙有一百多座，但城里的大寺庙，只保留光孝寺一家。这是朝廷整治佛教的举措之一。

正统六年（1441），北京正式被定为大明京师。在这一年前后，广州也对全城街道进行了全面修葺。广州自宋朝建三城以后，几乎没进行过大的整治，城里官衙如林，四方商贾麇集，人烟稠密，车水马龙，马路的损坏，日益严重，晴天满天灰尘，雨天一地泥泞。乡试之年，十郡士子到省城参加考试，看见破破烂烂的马路，也难免感到失望。

明人王莹的《重修羊城街记》写道：“然近世以来，街衢残缺，砖石龃龉，每风雨连绵则沮洳艰行。国家承平七十余年，未有能修治之者，岂非缺政欤？”一条烂马路不加修整，很容易就变成十条烂马路，十条烂马路再不修整，城市就会弥漫起衰败的气息。于是，在参布政使司事王扬与城中各位方伯缙绅、文官官属、郡邑义士商议，得到大家支持，踊跃捐输，募工伐石，重新铺砌主要的街道。经过整治的马路，“广二丈五尺，延袤约数十里，平衍坚完。非惟利于行者，而城池为之增观，省府为之增胜，居民第宇为之增丽，厥功伟哉”。

成化年间（1465—1487），广州发生了一件惊人事件：望海楼被一场熊熊大火烧毁了。起火之时，从城里任何位置，都可以看到山上火势冲天，宛如燃起了一堆巨大的篝火，散射出的深红与金黄火光，交相辉映，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大街小巷弥漫着烟燎火气。人们纷纷跑到街道上，眺望越秀山，呆若木鸡，惊恐战栗。火灾永远是广州人的梦魇和诅咒，几乎所有灾难的记忆，都与火有关。

由于重建望海楼的费用过于巨大，无人承担得起。这是很可悲的，要放在“琛赆充溢，宝物委积”的唐、宋时代，这费用不过小菜一碟，但现在竟然英雄金尽，壮士无颜，可见由于实行禁海，市场萧条至极。广州人每年九九重阳上越秀山，只能欣赏到一堆断垣残壁、碎瓦烂砖。拖了几十年，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才筹到足够的资金，照原样重建，楼前加建一座“仰高亭”，左右耸立华表，左称“驾鳌”，右称“飞蜃”，比旧楼更显雄壮。竣工后改称“镇海楼”，也比旧名更响亮。屈大均描述这座新楼，“巍然五重，下视朝台，高临雁翅，实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奠五岭之堂奥者也”。

但广州人对文雅的名字，历来都没有特别感觉。望海也罢，镇海也罢，还不如叫“五层楼”，更简单好记。广州人就是喜欢把文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优雅名字，改一个通俗粗鄙的“别名”，比如把菖蒲涧、甘溪叫作韸韸水，因为溪水“韸韸”作响；越王井的井盖上有九个窟窿，就叫九眼井；芝兰湖面积够大，所以叫大坑。广州人见到芝兰湖时，兴奋地嚷道：“好大一个坑，里面的鱼十年都吃不完啊！”广州人起名字，就是这么无趣。在市井里，“五层楼”的知名度，远大于“镇海楼”。

后来清军攻陷广州，平南王尚可喜根据风水先生的意见，修复了镇海楼，把越秀山圈起来做养鹿院，变成了他的私家园林。平南王有蓄养信鸽的嗜好，每逢春秋佳日，就在镇海楼前放鸽传书，从越秀山至清远飞来峡，一天数次往返。平藩以后，广东巡抚李士桢重新修建镇海楼，并加筑了几座炮台，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事要塞。

民国初年，历尽风尘之变的镇海楼，又再次倾圮，沦为废墟。1928年，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废旧立新，重建镇海楼，在旧基上盖起了一座新楼，把木楼变成了钢筋水泥楼。镇海楼重建后，不再具有要塞功能了，改做广州博物院，1950年改名为广州博物馆至今。

经过先后五次大修和重建，五层楼除了还保留着红墙绿瓦、复檐五层这个特点外，外形与最初的望海楼，已不尽相同了，但砌墙壁的砖石，则大多仍属明代旧物。雄踞在五层楼前的一对石狮，是民国初年开筑马路时，从双门底移来的。楼西侧存有嘉靖年间的《镇海楼记》碑和1928年的《重修镇海楼记》碑，记录了这个“岭南第一胜概”六百年来的废兴成毁，记录着这个城市的朝来寒雨晚来风。

在镇海楼的顶层，有一副对联，是清末李棣华所撰，令多少东西南北客，瞻望咨嗟，拍遍阑干：(www.daowen.com)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嘉靖四十四年（1565），总督吴桂芳主持在广州南城外加筑外城，因为外城临江，故没有再开凿壕沟。工程一年完竣。这次扩筑南城，主要是因为正南门、归德门外，已发展为一个繁盛的商业区，需加以保护。吴桂芳在《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中写道：“广东省城正南、归德等门外，濠畔、高第、卖麻等街，商民绸缪，财货积聚，乃为两广所恃以为利府，奸宄垂涎以为奇货之地也。”由于没有城墙保护，一旦发生盗警，商民惊慌奔走，如陷水火，所以“必须建筑外城，以图宁固”。

广州最后一次筑城，是在清顺治四年（1647），总督佟养甲筑东西二鸡翼城。这次筑城完工后，广州城墙全长约9700米，高约7.6米，宽约6米。其后除维修倒塌的城墙外，再没有筑新城墙了。广州的城墙修筑史，至此告一段落。

经过几百年星霜变迁，民国时几乎把全部城墙都铲平了，幸存下来的残迹，已经不多。在越秀公园的镇海路上，还有一段长1137米，最高不超过10米的明代城墙，以红砂岩条石作墙基，上砌青灰色大型城墙砖。崇祯十三年（1640）曾修葺过北城墙，增高了七尺，加厚了墙基，内砌女墙，加雉堞五尺，增筑敌台两座，城上每隔二十丈置台阶，方便上落城墙。越秀山上这一段，大概就是这次修葺后的城墙。

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外，都有瓮城。瓮城是在城门外再建一座小城，形成一个像陶器“瓮”的空间，人们出入城池，都要从瓮城经过，这是为了军事防御。因为敌人攻城时，经常会采用放火烧城门的办法，瓮城可以从两边夹击企图靠近城门的敌人。

广州东门的瓮城是矩形的，西门瓮城是梯形的，内城南面的归德门、大南门和小南门的，都是半圆形的。民国时拆城墙，大部分的瓮城都被拆毁了，但正西门的瓮城还有部分残基，被压在马路与房屋下面。1996年和1998年两次发掘，清理出残存的基址东西长18.45米，南北宽18.15米，高3.7米。墙体以红砂岩条石包边，横竖错缝叠砌，灰浆粘接，墙芯以泥土夯实，墙体宽四五米，可以看出进行过多次修葺。南墙壁有一处用白色花岗岩条石砌筑拱形门阙，年代较晚。在明代七个城门中，这是唯一保存至今且较为完整的瓮城基址。

洪武初年，广州的很多建设，都被说成与朱亮祖有关。其实朱亮祖在广州只待了一年，《明史》说他为人骄矜，“勇悍善战而不知学，所为多不法”。由于他的诬告，广州的一位官员，被朝廷治罪而死，真相揭露后，朱元璋龙颜大怒，召朱亮祖父子到帝都金陵，以鞭子抽死。朱亮祖以侯礼下葬，其子则被剥皮，悬于闹市，以儆效尤。

望海楼的火灾，无法从广州人的梦中抹去。城里人口越密集，火灾危险性越大，危害也越大。为了对付火灾，历年来除了不断疏浚六脉渠和护城壕，使其保持较高的水位，可以提供救火之用外，每条街还必须挖一口太平井，平时用石板盖住井口，不准随便汲水，遇火警时移开石板，汲水灭火。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大水桶，确保蓄有足够的水。一旦发现失火，人们就会冲到街上狂呼：“火烛啦！火烛啦！走火啊！”沿街拼命敲打铜锣，传递警报。青壮年拎起水桶去救火，老弱妇孺则赶紧收拾细软逃命。

比望海楼失火更早的时候，在洪武元年（1368），也有一场火灾，震动了全城，那就是五仙观的失火。这座位于城中心的宫观，在烈火之中，瞬间化为焦土，让人们再次领略到火的恐怖。洪武六年（1373），位于蕃坊西侧的护国仁王禅寺，也被一场大火烧毁。这两处都是人居密集的闹市，火势蔓延，后果难以想象。为了让火警以最快速度，传达全城民众，洪武七年（1374），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在仁王寺废墟的东面、坡山古渡山坡上，修筑了一座禁钟楼。

在这座专为报火警而建的崇楼内，悬挂一口青铜巨钟，钟体高3.04米，径2.1米，重约5000公斤，为广东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钟。钟体上铸有“大明国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孟春十八日辛卯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铸造”等篆文。钟底下以方形竖井直通门洞，形成巨大的共鸣器，令钟声更加洪亮，扣之“声闻十里”。当城中发生火烛时，就会有人鸣钟报警，呼唤扑救。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记载：“铸钟体制洪大，高一丈，遇火警，按四方击之。”

久而久之，钟声每响，民众便知有灾情发生，乃至闻钟色变，坊间甚至口耳相传，钟声会引发灾难。《广东新语》载：“五仙观有大禁钟，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铸，然不敢击。岁乙酉，有司命击之，城中婴儿女死者千余。于是婴儿女皆着绛衣，系小银钟以厌之。”清人黄芝撰《粤小记》亦记载：“坡山五仙观大钟，相传不可击，击则疫大作。乾隆丙午重建钟楼，是岁附近居人疫死甚伙。又传钟有二，其雌飞入白鹅潭，击雄则雌应，海水为之激扬。”人皆畏惧不敢敲击，故称“禁钟”。

广州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禁钟的故事。其中一则说：朱亮祖在广州监造禁钟，但万斤巨钟铸好，却因为太重，无法把它挂到钟楼上。官府四处张榜，悬赏五百两银，招募能够把巨钟挂上钟楼的人。时东郊有贫户冯柱，因交不起田租，被田主逼着要拿女儿去抵债。某日，神仙降临冯家，嘱冯女去揭榜，并交给她一条细藤说，用这条藤系住大钟，暗呼请大仙帮手，大钟自会稳稳地挂上去。冯女去揭了榜，这事轰动全城，围观者人山人海。冯女按照神仙所说，把藤穿过钟耳，搭过横梁，然后暗叫一声“请大仙帮手！”把藤轻轻一扯，巨钟果然被扯起，悬挂到钟楼之上。围观者无不称奇。冯家领到赏银，从此过上好日子。

另一则故事说：清朝光绪年间，有一个外国商人闻说此事，大感惊奇，认为那条钟藤是宝物，于是出高价向官府买下，换了一条铁链去挂钟。当外国商人乘船回国时，想把钟藤放到水中清洗，不料钟藤甫一沾水，顿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钟藤化作金龙，跃入海中，翻波戏浪，冲天而去。许多广州人都相信这口钟是有灵性的。

禁钟楼坐北朝南，外观是一座城楼式建筑。初建时为木结构，后渐颓坏，万历年间（1573－1620）进行了重建。新禁钟楼通高17.45米，分作两层，下层是用红砂岩砌筑的城门式基台，外壁漆以绛红色，台宽14米，深12米，高7米，中间为拱券洞门，前后贯通。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靖南王又曾大修此楼，并在楼前立碑纪之。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与五十三年（1788），两次修葺。1986年再次进行了修葺。

禁钟楼现存上层为木构架檐梁式结构，呈长方形，面宽11.83米，进深9.73米，重檐歇山顶，正脊饰宝珠鳌鱼，十三架梁四柱，除脊桁为圆桁外，其余为方桁，金柱及础石柱简洁雄浑，古拙朴素。正檩底部书“时大清乾隆岁次戊申季冬吉旦”及“募化重建立”字样，檐下悬“岭南第一楼”匾。楼四面开敞无壁，设置木栏杆，可供凭栏远眺。楼基是一座高大的方台，占地面积50多平方米，用明代时的红砂岩砌筑，为明代遗构，宽13.9米，深11.9米，高6.8米。中间开一拱形甬道，高5.7米，宽3.8米，贯通南北，外观状似城门。上层木构架连楼基总高17.45米。整个结构具明代遗风。

屈大均把禁钟楼与观海楼、镇海楼、拱北楼合称为“四大崇楼”。除禁钟楼外，其余三楼都先后被回禄光顾过。观海楼在西城外，元末毁于兵火。拱北楼即宋代的清海军楼，元代改为广东道楼，洪武七年（1374），进行过大规模修葺，又称为双门鼓楼，或称谯楼，为广州城中心的标志。但清代乾隆四十九年（1784），紧挨着拱北楼的六纛神庙失火，二者均化作瓦砾堆。州人重新建造拱北楼，但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又被烧毁。其后再次修复，但清代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拱北楼再次遭兵火损坏。时人梁熙南写诗记其事：“夷祸接踵起，轰天火万团。垒垒十三行，一望颓瓦砖。妖雾敷城内，兹楼亦倾颠。”广州人对火灾，有着深刻的记忆与恐惧。

禁钟楼建好后，官府在它前面重建五仙观。两者原本并无关系，因“火”而走到一起，人们也就把它们视为一体了。

坡山古渡以前是最繁华的码头商业区，但到明代，珠江岸线已向南推移，西澳不再是码头了，蕃坊的商业区，逐渐向更南的方向转移，移到濠畔街和西关一带。昔日人烟稠密的蕃坊，日渐冷清，竟有大片的闲地，用于兴建钟楼与宫观。

重建后的五仙观，初名通明阁，或名玉皇阁，坐北朝南，依坡山而建，占地甚广，有十多处殿堂，包括玉皇阁、五仙祠、三元殿、老君堂、慈悲堂、真武殿、文昌阁、洪圣殿、金花庙、孙圣殿、关帝殿、御风亭、仙人迹、穗石亭、丹井、祖师坛、照壁、牌坊、山门等。宫观前后，古树成林，盘郁森翠，水木之气，平地生风。这座宏大的道观建筑，与伊斯兰的光塔寺近在咫尺，望衡对宇，五仙观举行祭祀和清真寺举行祈祷的声音，互相都能听到，人们也不以为奇，相待各尽礼仪。

民国以后，五仙观被民居逐渐蚕食，面积越缩越小。20世纪80年代，五仙观仅存嘉靖十六年（1537）的后殿、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钟楼、清代同治十年（1871）的仪门及清代的东斋、西斋和岭南第一楼等部分建筑。从2000年开始，广州市对五仙观进行修复工程，清拆了周边的民居和商铺，对古观头门外的东、西廊、牌坊及玉皇阁、穗石亭等，也进行了重修。牌坊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用12柱，梁柱与斗栱等木构件均为黑色，屋脊为龙舟脊，饰卷草纹，正面嵌有“五羊仙迹”匾，背面为“穗石洞天”匾。仪门为花岗石檐柱青砖石脚，面阔三间12.65米，进深两间7.2米共11架，绿琉璃瓦硬山顶，前设四架轩廊。仪门上方有“五仙古观”石额，是同治十年（1871）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所书写的。东廊有“药王殿”石额。后殿面阔12.4米，进深10米，高8米，绿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脊饰琉璃龙纹、宝珠、鳌鱼，外檐施乳栿出两跳插拱承托挑檐桁，富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正桁上刻有“大明嘉靖十六年十一月拾贰”等字。内檐施三杪六铺作斗栱，四壁作间隔用，原为方格门窗，灵巧通透，极富岭南特色，是广州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后殿放置一座现代创作的五仙塑像。修葺后的五仙观，保留了浓郁的岭南园林意境和明代建筑风格。其现存文物近二十件，包括明代红米石麒麟2尊、红米石棋杆架2座、青石华表（柱）两根及宋至清有关五仙观古碑刻13块。